政治正确杀了国家正确

在理律50周年研讨会开幕典礼上,萧前副总统应邀致词时指出:近20年来,台湾经济发展的瓶颈是投资环境恶化及产业空洞化。萧先生也指出,经济发展必须推动开放以追求进步,保护则形成停滞。萧先生更盼望各界“不再陷入路线的争论,而能积极务实的面对开放,找到经济发展的新活路”。萧先生的谈话,语重心长,令人动容。

在“开放vs.保护”研讨会上,高希均沉痛说:“政治正确,杀了台湾!”什么是政治正确?

所谓政治正确,就是政治人物把自己的政治生命视为从政的最高指导原则,这个最高指导原则凌驾一切,包括国家正确。

就拿人们普遍抱怨的政党恶斗来说,政党恶斗对国家不利,会撕裂人民情感、动摇社会安定。但若是“把对手政党斗倒,有助于自己政党的政治生存”,这时,政治正确,会给政治人物释出相反的讯号:要恶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看到政治人物口口声声的呼吁不要恶斗,但一转身却十分热衷于恶斗之故。

另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年金制度再不寻求根本的改变,台湾财政有希腊化之虑,这是国家正确,但政治正确会告诉政治人物,做了这一件改革虽有利于国家,但会得罪既得利益者,违反政治正确,于是他还是选择“政治正确”,拖一天是一天。

能源问题、选制改革、产业发展…,台湾可说没有一件事情不受政治正确的影响。当每一件事都如果是“政治正确,杀了台湾”,惨剧就会发生。

那么,台湾当前最大的功课,就是“消灭”政治正确喽?

问题恐怕没那么简单,因为政治正确其实是“无法消灭”的。道理很简单,如果政治正确与国家正确冲突时,假设政治领袖只有择其一的选项。那么,选择政治正确的会生存,选择国家正确的会被淘汰,即便短期可能偶有政治领袖选择国家正确,而宁受政治生命重伤的风险(在我看来,马总统常做这种事)。但长期来说,“适者生存”效应,会形成另一种“政治达尔文的进化论”,不,该说是“退化论”,也就是“劣者生存”的悲哀结果。

面对这个无法消灭的台湾大敌,该怎么办呢?答案是,台湾需要政治正确与国家正确的制度性融合工程。也就是设计出一个合理的规则与机制,尽可能的让“政治正确”等于“国家正确”。

这当然很困难,难以期望百分之百的做到,但要努力缩小这个差距。只有当政治正确等于国家正确时,政治人物就不必面对福国就不利己的残酷试炼。

而要做到这点,又有两个工程要推动,一是人民的自我提升工程。人民要提高对政治的洞察力,坚持以“国家正确”为评量政治人物的最高指导原则,去惩罚为了政治正确伤害国家正确的政治人物。如此一来,从积极面,会让先天上有使命感的政治家得以有更大机会存活;从消极面,则可诱导那些仍奉政治生命为第一的政客,仍愿追求国家正确,因为这将是利己也利他的抉择。

二是,启动制度改革工程,也就是在制度上植入让“政治正确”等于“国家正确”的融合因子,这工程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完的。举例来说,要推动权责相符的政治体制,否则,以目前权责不符的体制,就给坏的政客有了“争功诿过”的空间,这又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倒不是缅怀过去的执政者,当我在回首理律过去50年和政府一步一脚印拼经济的历史时,我总会感慨,至少在“拼经济”这一件事上,今天的多数政治人物,确实是不如从前。以前一个部长,就有肩膀扛起“国家正确”,做出领导国家经济起飞的重大决策。现在,则是总统说了,也未必能执行,因为国会、媒体、在野党,有无数“政治正确”在路上等著。

最后,在理律50研讨会上,张忠谋说:“不要讲空话。”徐旭东说:“不要跑掉,回答我下一句!”张安平说:“每位候选人都想选第二任,台湾就没有希望。”黄坤煌说:“台湾退无可退!”詹益森说:“对陆资采正面负面表列,取代双轨制。”范炘说:“亚太营运中心机会早已错失,或许可争取副中心角色。”

不知道萧先生和商界菁英的警语,打不打得醒政治人物们的“政治正确”?不然,人民就要用选票来检验这些政治人物。

(作者为理律法律事务所所长)(中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