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马总统打开最高法院的牢笼

笔者任教法学院40多年,最高法院的见解很少是法律新鲜人于课堂上的正面教材。为何令法律人感动又掷地有声的判决寥寥无几?

最高法院院长将于10月退休。在此人事更迭的时候,笔者想提出对最高法院改革的几点期许。这得从若干“个案”谈起。

首先,26年前(1989)的邓元贞案,大法官第242号解释推翻了最高法院的一则判决,使得许多已在大陆结婚,却因两岸战祸生离死别,来台后重婚而组成的新家庭,免于遭宣告婚姻无效的命运。

当时大法官这样说:“在夫妻隔离,相聚无期,甚或音讯全无,生死莫卜之情况下所发生之重婚事件,有不得已之因素存在,与一般重婚事件究有不同。”也就是说,规定重婚无效的法律本身虽不违宪,但最高法院于特定个案下的“法律适用结果”违反了宪法精神。

然而,2011年最高法院适用理应违宪而无效的《戡乱时期军人婚姻条例》却以程序理由驳回一则上诉,让一段40年的婚姻冰消瓦解。完全没有考虑大法官释字242号的解释精神。

两案相距22年,解严20多年后的2011年乃至今天,最高法院选择适用《戡乱时期军人婚姻条例》,而非声请释宪的决定,着实令人气馁。

要知道,最高法院不仅是法官审判时的指引,更是人民个案救济的最后防线,其重要性不下于大法官会议。最高法院若能强化适用法律时的宪法意识,当能减少人民声请释宪再审的痛苦!这些都是最高法院每一位法官该有的期许,也是社会对最高法院的期盼。

令人遗憾的是,最高法院一直存在见解未能与时俱进的问题。举例来说,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2774号判决援用了70年前的判例(27年上字第1191号),认为未经认许的外国公司属于“非法人团体”,不得提起自诉。于动荡的1930年代,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的“尊严”,“外国”公司若未经“我国”认许,或许有限制其权利的必要。但到了超国界经贸活动超过想像频繁的今天,这个77年前的古董判例显已不合时宜;此外,同一个最高法院(民事庭)早从50年台上字第2719号民事判例到103年度台抗字第924号民事裁定,始终允许未经认许的外国公司得提起民事诉讼。这样既欠缺国际观,又疏于透过知识管理达到一致见解的最高法院,真的该再多多加油。

再者,最高法院的决议(甚至是判决)见解,对全国的法院具有“事实上拘束力”。简单来说,最高法院“适用”法律的方法,决定了法律的真正面貌。尤其在“行政恣意”、“立法怠惰”的政治现实下,法院(特别是最高)的见解应该走在时代的前沿,以回应社会、保障人权。

此外,法官审判适用的是法律,而非判例,判例只是法官审判的参考,并没有法律上拘束力。因此,最高法院不可仅以“判决违背判例要旨”为由,废弃原审的裁判,各级法院法官也毋须受判例的束缚,进而达到“判例归零”的效果。事实上,民刑判例多如牛毛,由最高法院一一检讨也非实际。若能判例归零,一则“去芜”,让法官决定如何废弃不合时宜的判例,减少将判例生搬硬套的“恐龙判决”。二则,法官可以“存菁”,仍旧援引好的判例作为裁判依据。

准此,最高法院也应带头“落实”合议制的优点,让最高法院的判决,包括不同意见书/协同意见书,展现深层法学对话的实况。

一个好的最高法院院长若能虚怀若谷,聆听司法改革的建议,当能促进法律见解的开明进步。司法虽具有被动的性质,但也不应遗忘自身的积极面与使命:借由判决补行政、立法之不足,推动社会的进步。在人民普遍对司法失去信心的此时,期盼最高法院能迅速有效的做出合时宜、符正义的判决,去挽回人民对司法的信心,重振年轻法律人对正义的向往。

最后,改革虽非一人得以完成,但最高法院院长确实扮演重要角色,掌握充沛行政资源的同时,其法律见解及改革作为,必能引领、鼓舞全国法官甚至法律人,促进审判文化的改变。因此,期盼马总统提名有前瞻思维的人选掌理最高法院。

总之,实施法治近30载,最高法院需要打开过时制度的牢笼,让法官的思维遨翔,促进法治升级。(作者为法学教授、律师)(中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