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文序】理律五十,为善者成

《理律・台湾・50年》新书—(陈长文)以往我不常回顾过去,一是因为父亲在我五岁(民国卅八年)时奉命从台湾返回四川,在战役中捐躯,母亲独自照顾四个孩子成长,家中难以容纳回顾的悲伤。二是因为,生在台湾励精图治的年代,绝大多数人都是向前全力奋进,认真求学、就业、投入社会,为家也为国贡献心力,目光专注前方的同时,也就少了回首故道的心情。

转眼我已年逾古稀,自从国外完成学业回国,教书、参加理律法律事务所,已超过四十三年。有了年纪,尤其在母亲十年前过世以后,我思念双亲、思念起成长的时代;我开始回顾,不只是个人走过的痕迹,更多的是自己与所投身的环境融合交织的脉络。在生命的浮光掠影中,理性的执著与感性的激荡不断交错,谱出一篇篇充满感恩的回忆。而这一段人生最精华的岁月,跟“理律”密不可分。

在我们开始谈论“理律”这家见证台湾五十年发展的法律事务所之前,还是要从大家所熟知的职业 ——“律师”开始谈起。

我从事律师工作四十余年,非常幸运能与理律同仁共事至今,我必须这么说,能跟台湾乃至华人世界里最优秀的法律人一起工作,这是上天给我的宝贵赠礼。但另一方面,在我执业的漫长过程中,也听过许多对律师行业的揶揄。有些人或许对法律人根本上不敢领教,所以嘲讽律师恶行的笑话不胜枚举,我们时常以此自我调侃,其实是警惕自己要诚恳学习。

那要怎么看“律师”这个行业呢?必须回归到价值本体来定位。我常引述美国前司法部长理察森(Elliot Richardson)说的一句话与同事和学生共勉,那就是,”Politics, if pursued conscientiously, is the most difficult of arts, and the noblest of professions.” 他说,‘从政,如果秉持着良知奉行,是最困难的艺术,也是最尊贵的职业。’我总是把“法律工作”四个字套进他的话:“立志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只要秉持着良知奉行,勉力去做,虽然困难,却是尊贵的职业。”一如汤姆‧汉克在电影《费城》中所说,他喜欢律师行业,是因为“有些时候,我可以成为正义的一部分。”许多人性的考验不时挑战着法律人,我们戒之慎之,在理律努力营造出正向的环境里,让大家乐于分享,绝不可利益至上、只求胜利,而是要努力做个争气和全观的法律人。

▲理律五十的记述初衷

撰写一本有关“理律历史”的书,在我们心头已经萦绕多年。为了记述理律成长的历程,也想整理类似“所史”的记载;感谢智强翻查几十年来的报纸与资料,访谈许多理律同仁与前辈,在他忙碌工作之余,慨然允诺撰写本书。一方面,理律走过五十年,有太多人事物可写;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以真实样貌示人,让有志从事法律服务的人参考。

理律成长的轨迹,最早可追溯到一九三〇年代我们的创办人李泽民、李潮年二位律师在上海执业的时代。若从政府迁台后,李泽民一九五三年在台北复业、一九六五年双李联合执业以降的五十年,理律的发展,实与台湾的经济成长、民主法治进程息息相关。

或许也可以这么说,理律本身,就是台湾经济与法治发展的微观史。

如果说市场机制是经济发展的前提,那么财产权的保障、契约效力的维持,就是市场机制存在的先决条件;而追求永续和均富的过程中,公法体系调合多元价值尤其重要。从这角度看,法律服务业的兴起,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反之,没有台湾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今天的理律。

所以无论是“商标”、“专利”、“侨外投资”、“并购”,到“金融、证券交易”、“税务”、“宪法、民刑事、行政、智慧财产诉讼”、、“政府采购”、“贸易法”、“仲裁”等案件的兴起,都代表台湾产业结构的变化和进展,相对也引导法律服务市场的量变与质变。在一连串的变局当中,理律与台湾的未来总是十指紧扣,密不可分。因为理律的存在,不但降低了企业在台湾营运的困难度,也减少了市场变化的不可预测性。

在台湾,许多人误以为律师的主要功能是诉讼,而未必认识到法治社会所以需要律师,主要是在法院以外的场合,由律师为社会成功解决法律问题。以理律的经验来看,诉讼从来不曾是理律的全部,在理律的专业功能之中,恰如其分的属于五个专业部门之一,足以反映进步法治社会中法律服务专业较为适当的功能分配。

以狭义的角度来看,这就是理律存在的有形价值与社会功能。

除了前述理律五十年一贯的经营理念,这本书也希望和读者分享理律五十年来在事务所经营制度的点点滴滴,供同道指教,也希望对法学院的老师和学生介绍事务所的工作型态。
首先,是理律对于跨国界、跨地区“专业分工”的坚持。

大部分的律师是个人执业或合署办公,通常采取“单兵作战”的编制。然而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行为所引发的复杂法律问题,我们认为一如教学医院为病人服务一样,我们要让法律服务的提供者专精特定的法律领域,并且让最擅长该领域的人来解决客户的问题,才能提供高品质的法律服务。为了要完成这一条全方位和高品质的“法律生产链”,理律做了许多尝试,也获得了不错的成果。我衷心以为,如果这些野人献曝的心得,能够提供同道参考,发挥他山之石的功效,也能符合理律深耕台湾,追求法律服务业完善的宗旨。

其次,本书也有许多实务层面的经验谈。

台湾的法学教育与社会需求脱钩,始终如此,于今尤然,也形成“理论有余,实务不足”的现象,的确不足以满足执业的需求,包括了经营现代跨国事务所不可或缺的知识管理等元素。特别是,因为没有针对“如何经营法律事务所”的课程,现实与学术产生落差,学生们更不知道所学是否能派上用场。“国考技巧领导教学”的沉重压力,让法律学子们很难腾出余力去接触“考试之外的实务法学”,如此恶性循环,徒增教育资源的浪费。

本书没有办法减轻国考对法律系所学生的压力,但至少能以“业界过来人”的身分,跟法学院老师们分享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律师,以及法律人可以如何准备自己。

这本书也没有遗忘十二年前差点让理律倒下的“新帝事件”。在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理律人像手足家人一样同心协力面对难关。经过狂风暴雨般的挫折洗礼,让受创的理律蜕变成一颗更加美丽的珍珠。我们无以为报,只能说:谢谢大家,也谢谢社会和客户的鼓励及雪中送炭。

此外,尽管本书的篇幅远远超过预期,但五十年来还有许多深具意义的事件无法纳入,更不要说先后在这里接力传承、奉献心力的数千位同仁个别的精彩故事。这本书提到了一些社会瞩目的案件、或特殊性的专业领域;然而,理律参与的数十万案件、近百项专业分工的绝大多数,还有我们的行政、财务、知识管理部门默默耕耘,以及相依互持的策略联盟机构的奉献,这本书都无法一一描述,这是可惜之处。

▲理律五十的今日启示
我也希望理律这五十年的奋斗史,能给当下的台湾一些启示与参考。

在半世纪的时间之河里,理律和我、许多有些年纪的朋友,听过一九六○年代,时时在台湾上空盘旋的战鼓之声,两岸的战火虽没有直接加临台湾本岛,而只到金马前线,但当时的台湾人民,无一不怀有亡国灭家的忧患意识,担心有一天“共匪”血洗台湾,如果不是反攻大陆的话。

我们经历过一九七○年代的外交孤立,退出联合国、中日断交、中美断交,被众盟邦所弃的悲凉,台湾像一叶扁舟,孤漂在狂风巨浪里。

我们经历过一九八○年代的解严;经历过一九九○年代动员戡乱终止;走过二○○○年的政党轮替与朝野对立的加剧;○八年的政党再度轮替,两岸开启一甲子来最和平阶段,但同时台湾年轻世代对大陆的种种疑虑乃至情绪却也飙上了历史高点,民主政府的失能化,使得台湾进入了停滞的迷宫…。

每一年代都有危险与机会。如果让我从理律参与台湾五十年发展历程的角度出发,帮台湾找出一条最重要的生命线,我会说是:经济。

然而,今天台湾面对的最严峻事实是:经济,这条生命线似乎正在萎缩。

早期政府或民间,在中共武吓、外交危困等重大威胁下,那份拼经济的奋进之志,在今天好像消退甚至消失了。政治人物不再以经济政见为主诉求,取而代之的是撕裂彼此的政治语言。这是台湾一大危机。

在理律50周年研讨会,这些忧心,也都化为一声声的疾呼。

前副总统萧万长先生盼望各界“不再陷入路线的争论,而能积极务实的面对开放,找到经济发展的新活路”。高希均教授沉痛的说:“政治正确,杀了台湾!”

张忠谋董事长呼吁:“不要讲空话。”徐旭东董事长向政治人物喊话:“不要跑掉,回答我下一句!”张安平副董事长说:“每位候选人都想选第二任,台湾就没有希望。”黄坤煌总裁说:“台湾退无可退!”詹益森董事长说:“取消外资、陆资投资双轨监理制,对陆资管理改采负面表列。”范炘总裁说:“亚太营运中心机会早已错失。”
这些警语,关心台湾的朋友都该听听。而我认为,危机的解方,其实往往藏在历史之中。我们希望这段历史,有助于台湾,回顾并深思,如何在深具潜力、多元且成熟的台湾找出突破困境的方法。

最后,佛家说“世事无常”,再过数十年,我们相信还会有一家名叫“理律”的法律事务所在台湾、大陆甚至世界其它地区继续提供法律服务,但是里面的那些人,是否还会记得当年的理律人对于专业精进的不懈?对于法律伦理的坚持?对于社会公益的追求呢?我盼望他们会坚定的回答:“是的,我们不但记得,而且会做的更好。”

为善者成(Doing Well by Doing Good),理律五十年,我们一直要用这样的心情实践法律人的理想与志业,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我们期待,也一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