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智强自序】写不完的精彩――理律,丰富的台湾传奇

我喜欢说故事,因此,在谈《理律.台湾.50年》这本书的写作历程前,我想先说两个故事。

一位理律的退休同仁,回忆她刚进入理律时,就代表银行扣押了前南越总统阮文绍在一九七五年偕家人飞来台湾的座机。这架飞机,是阮文绍在西贡陷落后,乘坐来台的波音七二七,现在还陈列在新竹县横山乡的中华科技大学。她说她“当初吓死了”。这段回忆也成为一种“另类”的历史见证。

一九八三年,伊朗共和国国防部长穆罕默德.沙里密来台兴讼,原来伊朗在一九八一年七月,向台湾购买“一批军用物资”,并将一千五百万美元汇入彰化银行,不料这笔钱被盗领,而我国官员表示并没有这项交易。这一千五百万美元的巨额军品交易成了罗生门,也成了当时台湾有史以来发生最大,也最离奇的一起诈骗案。伊朗方面,在台湾委托的法律事务所,就是理律。

以上都是理律曾参与过的历史故事之一,也是理律伴随台湾一路发展的传奇片段。这样的传奇,我在查找新闻时比比皆是,但却无法一一蒐进此书。因此,这本书虽然写的是理律的故事,但却写不完,理律的精采。

大约在二○○四年左右,我开始酝酿写这本书。于今算起,已有十一个年头。当时我在理律工作,是陈长文老师的研究助理,也是理律人。理律在二○○三年底经历了“新帝事件”的重创,员工刘伟杰盗卖新帝托管股票三十亿元,让理律几乎破产,我想把这一段惊涛骇浪的历程记录下来。

然而,真正执笔,却是二○○八年以后的事情。

二○○八年夏天,我有半年休息的空档,就开始以“苦战的将军—三十亿的一堂课”为题,进行了近二十场采访,准备撰写理律历史。但半年后接了新工作,后续几年忙得不可开交,这本书只能搁下。直到二○一四年中,时间稍有余裕,才重新拾起笔来。

再拾起笔时,却有一种浩浩大江,不知从何取水的迷惘。特别的是,我发现新帝事件只是理律漫漫历史的一段惊险波伏,浪虽高汹,却非江河全貌。理律五十年的历史,甚至如果上溯创办人李泽民律师、李潮年律师一九三○年代在上海执业的话,则有约八十年历史。这一条法律服务与法律工作的流脉,流过中华民国十年训政、八年抗日、国共烽火、外交孤立、经济起飞、法治进步、两岸融冰、人权抬头乃至于今天全球化的艰钜挑战。每一段历史都有理律的足迹与影子,都映托著一幕幕鲜活的时代故事。

理律的历史,活生生的,可以说是将近五分之四部的中华民国近代史。这才是最值得书写与记录的部分。

于是,我改变了写作方向,让新帝事件沉淀成理律众多故事中的一个篇章,追随着台湾法治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足迹,一步一脚印、一点一滴地试着用文字还原理律的精采。

为此,我又另进行了近二十场的口头访谈,辅以不计其数的书面采访补充,单单采访的逐字稿与往返的书面采访稿就超过百万字,最后反复地删节与浓缩,终成了《理律.台湾.50年》此书。

其间经历的写作挑战,实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这本书是以台湾的经济法治发展为轴线,千丝万缕地从中探寻人的精采、案的精华,与理律的精神。

甚至可以这么说,我虽名为作者,但这本书却绝不是我一个人的书写,而是理律人的共同创作。我一方面是作者,另一方面也像一位“主编”,许多篇章,我做的是文字统整工作,特别是当中间触及到许多复杂、深奥的法律专业时,我得不断透过口头或书面请教,才能一一化解中间遇到的写作障碍。甚至有部分篇章,理律同仁传回的是书面答稿,只要稍做编辑、调修,就是一篇完整的故事。从这个角度来说,挂名作者,我是有几分掠美的。

除了法律专业的门槛越之不易,另一个写作挑战则是历史记忆散佚的问题。这一部横贯八十年的理律故事,有些事隔久远,而早期荜路蓝缕为理律开路的许多前辈也已仙去,如何还原和回溯早年的理律故事,是一项难度不小的工程。

我采取口述历史的写作方法,有点像电影《侏罗纪公园》里“复活恐龙”的方式,一如电影中的“遗传科技公司”,先从琥珀里保存完好的蚊子身上取出恐龙血液,获得恐龙的DNA,再辅以现代的生物科技,把DNA不完整的地方补全。

我先从理律的退休与资深同仁访谈中,取得理律早期故事的DNA,但有时人的记忆会因年代久远而模糊、不精确,缺漏与不完整的部分,则大量参采当年的新闻资料。从成千上万则与理律相关的新闻中,一则一则浏览,如在野林寻找蛛丝,在沧海探取明珠,试图重新描绘、组构故事发生时的时代背景,让理律所参与的台湾故事、中华民国历史,可以更鲜活的呈现。

另一个困难,则是取材。诚如李光焘先生所说,特别是在台湾经济起飞的那一段时间,只要打开报纸,许许多多的头版新闻都和理律有关。理律所参与及涵盖的故事太广太深,这让如何取舍故事,成为一个头痛的难题。不管怎么写,永远有挂一漏万之感,但取舍难还是得割舍。所以有许多未被纳入的人、事、故事,或在采访取材时有所遗漏的地方,不代表这些故事不重要,而是有限篇幅中的遗珠之憾。

同时,除了陈长文老师、李光焘先生等书中许多接受采访的理律人外,我也想特别提及并感谢几位在此书写作过程中,提供协助的朋友。一是洪文宾先生,在二○○八年我初次执笔写理律故事时,洪文宾先生提供了许多文字上与资料蒐集上的协助;而在二○一四年执笔的版本,张东旭先生与练鸿庆先生,也从旁给予我许多的助力。天下文化的吴佩颖副总编辑、赖仕豪编辑的悉心参与。他们都是这本书幕后的耕耘者。

“如果今天是收获的日子,那么我是在哪个季节和哪片土地上播撒了种子?”这是纪伯伦的诗句,也是理律在经历新帝事件后发出的声明〈历创的理律,美丽的珍珠〉里引的一句话。理律今天的成长茁壮、理念和台湾发展所建立的深厚连结,和理律一路坚持的理念有极大的关系。这理念,就是陈长文律师所说:“没有台湾社会的进步就没有今天的理律,所以我们对这个社会、国家是有责任跟义务的。”

理律把“利他”与“利己”合而为一,把理律的命脉与台湾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成就了一个说不完的精采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