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医生告诉你…

“几个罹患罕见疾病的病友,为了怕不得好死,竟趁手指还能控制轮椅时,把自己绑在轮椅上,投湖自尽。”笔者反复阅读著,这画面令人鼻酸、久久不能自己。在文明进步、医疗发达的台湾,求善终却不可得,是多么讽刺而荒谬?

早在1976年、1983年,美国加州陆续通过《自然死法案》(Natural Death Act)、《预立医疗代理人法案》(Durable Power of Attorney Act),逐步建构医疗自主权规范体系;1991年时,美国联邦政府制订《病人自决法》(Patient Self-Determination Act),确立拒绝医疗权、预立医嘱的法律地位。极为重视“人性尊严”的德国等国家也有类似立法。

生命权未必可以处分,但过度强调生命权的绝对地位,反而造成自主权保障不足;上开外国立法例凸显了“生命权与医疗自主权,不该是冲突的紧张关系,而是一体两面的互补关系”,唯有具备自主决定的可能性,生命价值与主体性才能充分展现;因此,自主权应在生命历程的每一阶段充分实现。

2000年,台湾制订《安宁缓和医疗条例》,赋予“末期病人”自然善终的法源;2013年修法后更为完备,病人预立“意愿书”、最近亲属“同意书”、医师依病人最大利益出具“医嘱”,都可以“不施行、终止或撤除─心肺复苏术或维生医疗”。但本条例范围较小,主体不及于“非末期病人”,也不能拒绝包括人工营养、流体喂养及其他任何可能延长病人生命的医疗,以及照护措施。

不能感同身受吗?如果…有一天医生告诉你:“你得了早发性失智症…”。电影《我想念我自己》(Still Alice)提醒我们,随着病程的进行,你的认知记忆功能渐渐失去、生理机能日益衰退、逐渐失去自理能力;最后,你无法沟通、认不出你的至亲,甚至只能长期卧床、大小便完全失禁,就这样日复一日,等待生命尽头的到来。

令人难过地,在台湾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切在眼前发生。

基此,热爱生命和充满同理心的立法委员杨玉欣(三好氏远端肌肉无力症患者)参考外国立法例,与朝野立委提出《病人自主权利法草案》,放宽选择自然善终的适用对象,从“末期病人”扩大至不可逆昏迷、持续植物人状态、重度以上失智及其他重症者。

“病人失去表达能力时,往往就是争议发生时。”例如因重病或意外而陷入“救活将成植物人,但医师合理放弃治疗却可能触犯刑法”的窘况、“病人生不如死,但家属却迟迟下不了决定”的两难,经常造成医师与家属的纠结;不知是“延长生命还是延后死亡”的急救,更引发“医疗有效性”的质疑。令人难过的是,其实这样的场景天天都在医院发生。

这项《病人自主权利法草案》,以病人为主体,保障其知情、选择和决策权,也就是每个人在清醒时,都能随时“预立医疗指示”,依个人意愿安排未来的医疗选择,表达接受或拒绝维持生命治疗或其他医疗照护等相关权利。

当病人符合法定要件时,而医生又已做好专业判断后,尊重病人生前医嘱而放手,即可免除医疗机构或医师的急救义务,不成立刑法第15条不作为犯,并无刑法第275条加工自杀的问题;且医生仍可依专业判断施予急救、拒绝放手而转诊,不影响医生自主性。草案也许不能尽如人意,却是一帖救赎良方。

“人命关天”,天主教基于“生命神圣性”的维护,严格捍卫生命权的绝对地位;但虔诚天主教徒的加州州长布朗(Jerry Brown)却在这个月签署了《尊严死法案》允许特定条件末期病患获医师协助服药结束生命,他说:“我不知道在我饱受折磨的将死之际该如何抉择;但我确定的是,如果法案能够提供这样的选择,那将是一个心灵的慰藉;而且,我不会否认他人拥有那样的权利。”

相对于加州的“尊严死”法案,可望于本会期进行朝野协商的《病人自主权利法草案》尚非“积极”处分生命,在社会价值的光谱中应该处于较大公约数。基此,至盼朝野立委们发挥同理心,让兼容并蓄的台湾,注入更多的尊重,在这会期通过这项法案,让面对死生挣扎时的每个台湾人都拥有选择善终的权利。 (作者陈长文,为法学教授、律师)

【2015-10-19 中国时报 104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