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许柯文哲“乔”回政府治理的专业公信

报载,台北市长柯文哲十月成立关怀协调小组;大乔为府级、小乔则是和民众沟通。虽然“乔”在通常语意不是正面词意,有黑箱、不循正规等负面词性;但笔者愿当做这只是一种刻意制造反差、吸引焦点的用语。让我们先把柯市府所谓的“乔”当做“协商”之意,协商只要公开透明,对政府治理就会有二项正面效应:一能减少政府与人民争讼,有助施政效率,二是重建被人民信任的专业治理模式。

协商也是正规的法律程序之一,例如一般争讼时有诉讼上和解、调解,此外还有“诉讼外纷争解决替代机制”(ADR)如仲裁等,可减低司法与程序成本。但是政府的协商,必须注意流弊,就如同邓家基副市长说:“要台面化、制度化,协调内容要公开透明、不违法,政府做出什么让步,要让大家知道,就不会有违法舞弊。”

其实,成熟协商机制可以提升政府效能,减少后续争议。以政府采购为例,美国《联邦政府采购规则》(FAR 33.201以下)就鼓励招标机关及厂商“试着以双方合意的方式,在契约官的阶层解决契约相关争议”、“在提出诉讼请求前,应以合理的努力解决争议”、“在可能范围内,尽可能鼓励机关用ADR机制解决纷争”。

可惜台湾的公务员体系,实质上这样的空间不大。政府采购争议、国家赔偿的请求,甚或笔者亲历的房屋税溢收官司,长期来反映一种官僚文化—行政机构的承担不足、诉愿救济实效低落。官员经常说“不得已,请你去法院打诉讼吧”,不敢和解、不愿仲裁,宁坚持到底打数十年官司,“尊重司法”只是把皮球踢给其他机关,减轻自己的决策责任,形同行政权自废武功,更伤害到人民对政府的好感。

何以曾是经济起飞引擎之一的政府效能,如今却成为台湾竞争力的累赘?这或许不能全怪罪公务员。社会多元化的价值体系下,朝野激烈的对立、“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舆论、未谨慎查证的即时新闻生态、轻易扣上“图利、弊案、观感不佳”的高帽,终其结果就是官员动辄得咎,再热情的公务员都想明哲保身。

洛桑管理学院(IMD)杜道明院长去年警示,台湾的政党对立“几乎毁灭国家竞争力…不管谁执政,在野一方就会为反对而反对,完全不顾虑国家竞争力及政策好坏,这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

再好的制度,也要建立在成熟的政治文化之上,政务方能事半功倍。

无党籍的柯文哲被认为是“素人从政”,尽管柯市府一连串举措突破传统政治的框架,但也难免有“错误尝试”的代价,但依然得到许多市民支持,原因何在?大部分原因是柯市长投射著普罗大众对传统政治常规的不耐,也就愿意容忍柯市长的误差。

以所谓“大小乔”制度为例,若建立“公平有理又漂亮的协商制度”,辅以“资深政府律师”等制度化支持配套,让公务员在机制中勇于决策与承担,即可重建人民信心,让“乔”去污名化,并让其他政府机关跟进。台北市,一直是台湾政治的标航与领航,如同当年陈水扁市长任内带动全台提高公务员服务水准。

柯文哲曾说“政治没有什么,只是找回良心而已。从今以后,由我来定义政治人物。”也自省“贡高我慢是最大缺点”。让笔者想起美国前司法部长理察森在学生时代所言“政治,若能秉良知以奉行,是最困难的艺术,最尊贵的职业。”而笔者也要提醒,政府业务经纬万端,“术业有专攻”,是柯市长必须理解的事。“良心”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没有谦卑的“良心”,也可能成为刚愎。

【2015-11-03 人间福报 104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