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林可胜的最好方式:以人道博爱成就两岸良制 —林院士120岁冥诞纪念致词

一、陌生的名字,不全的历史

“林可胜是谁?他是谁?”我相信,在座许多人,一定跟长文一样,心头曾有这么个问句。

他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被誉为“中国生理学之父”的华侨医学家、抗战英雄、现代中国医护制度建立者,红十字会总干事(1937-1942)、中华民国卫生部长(1948年)。抗战前就已扬名世界,抗战期间,他主导红十字救护总队,也是人道史上的光点。

长文是抗战功勋子弟、担任红十字会秘书长及会长廿余年,当获悉他的事蹟,我为自己对他的陌生感到惭愧。因此,长文上个月写了篇投书向社会介绍林医师的事蹟,却引来意外的回响,台湾医学界的多位朋友给我送来许多有关林教授对医疗和抗战救护贡献的史料。

当我首先读到这段文字,很感慨。学者张之杰2000年时说,林院士“从未受到海峡两岸应有的重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前,无人敢提林氏。改革开放后,林氏故旧开始介绍其生平事蹟,但对其抗战一节却有意闪避或简化。最近几年,始有人对林氏做正式研究。”而台湾方面,也因为林院士1950年突然赴美国等原因,除了医学界,一般人并不熟悉。

今年是抗战胜利及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两岸能共同推崇林院士的功绩。是迟了,但,永远不会太迟。

二、忆贵州与红十字会精神

贵州是林院士培养医护人员的重要基地,对长文也意义非凡,虽然我是第一次来,但家父随国军抗战时,将家人安置在大后方,贵州应是家父享受家庭天伦最多的地方。家父熬过了最艰苦的抗日战线,却因为国共战争在1949年阵亡,五岁的我就体会到生命的可贵、战争的无情,这深深影响我后来投身红十字会和海基会。

当我第一次读到红十字会之父亨利杜南的故事,就非常触动。这位瑞士的年轻银行家,1859年在商旅途中路过意大利苏法利诺(Solferino)战场,看到伤兵遍地哀嚎,他放下工作、号召当地居民投入不分国别的伤兵急救,这就是红十字会的源起,他因此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第一位得主。

这种超越国界的人道关怀,让我想到“楚弓楚得”的典故。春秋时期,楚共王打猎时把弓丢失了,下属想去寻找,楚王豁达的说“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更豁达,他说:“人失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亨利杜南与孔子所说的境界差可比拟:人道救援没有国界,人性尊严不分国别,正是红十字会精神。

三、林可胜:对日抗战的“提灯天使”

从林医师身上,我看到亨利杜南浓厚的影子。他与长文同样祖籍福建,他在新加坡出生、到欧洲求学,年轻时就以杰出研究闻名世界,有位英国籍妻子。廿八岁时,回祖国投入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教学建设;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他亲自带着学生们投入救援;1937年七七事变后,出任“中国红十字会总干事”,成立红十字救护总队,也建立了中华民国抗战军队的救护系统,包括前线600余所的临时医院、后方200余所的伤兵医院,培育上万名卫生救护人员。

同时,他以其国际声望为中国劝募到6600万美元的医疗援助、号召许多人员投入。如果南丁格尔被誉为克里米亚战争的“提灯天使”,那么林可胜可谓是对日抗战的“提灯天使”。

曾有人感慨,年轻的林可胜走出了实验室,让他错失这辈子成就诺贝尔医学奖第一位华人得奖者的机会;但是,他走上战场救了无数生命,而他作育的英才至今仍在海峡两岸延续著救人使命。

出走赴美疑云

林院士72年的人生精采,不过,史家最想弄清楚的是:为什么在为国家付出一切、1949年带着国防医学院迁移到台北后,地位尊崇的他却选择到美国担任单纯研究人员?

这可能与他的作风有关。从1930年代起,林可胜领导红十字总队,他救人是不分国共、颜色、派系,并提供医疗人力物力给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

这似乎引来政治后座力,有人猜想,这可能是导致他赴美的原因之一。那么,各位可能和我一样曾想过,如果他选择留在大陆呢?那他也得经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

国家的分裂,让两岸都无法留下这样优秀的人才,绝对是遗憾。

尽管如此,林院士晚年仍心系国家,1967年他发现罹患癌症,就将所收藏的图书、仪器赠送给国防医学院,并回台湾做了几个月研究,1969年在美国过世。

四、林可胜们给今日两岸的启示

我们纪念林可胜,当然不只是走过场,这故事给今天什么启示呢?

习先生今年10月提出政治家要具备两个特质:一要有“远见卓识”,站在历史和未来的高度上,二要“顺应时代潮流”并“有序推进”,为历史负责。长文提出三点呼应:

第一、还原真实历史

正如习先生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要具有历史意识,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因此,首先要还原并面对历史。以抗战为例,许多老兵留在大陆历经苦难沧桑,去到台湾的则经历生离死别的世纪孤寂,他们是千千万万个被冷待的林可胜们。

今年让人稍感欣慰的是:台湾方面,马英九先生接受长文建议,发给世界与两岸的国军老兵“抗战纪念章”。大陆方面,曾在大陆被禁播的台湾系列抗战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将在大陆央视播出。这是重要一步。

第二、以“不搞政治的心”来为百姓利益搞政治

回顾当年,林可胜以红十字精神不分国共的救护引发猜疑,两岸历经四十年的战火与对立后,却又是红十字会的人道合作启动了两岸官方的接触。1990年,两岸的红十字会秘书长,长文与韩长林先生,在金门岛签下两岸第一份协议。红十字精神不在搞政治,却做到了许多政治家做不到的事。

如今,两岸不再兵戎相见,习马会如兄弟般握手、对等相待。然而,我们扪心自问,当年让林院士离开两岸赴美的政治结构、怀疑与对立,是否依然存在?当林院士看到,他平等救护的同胞如今仍常有磨擦、时有恶言相向,还未完全脱离战争阴影,他是如何焦虑叹息?

分裂的两岸,依然是一家人。希望大家能不分彼此,珍惜好不容易达致的两岸和平现况,相互尊重往前走,让两岸都能在国际上有充足的参与空间贡献华人智慧,因应人类共同挑战。

第三、以“一国良制”追求两岸终局性安定

良制,就是好的制度。医学是通用的,法治(Rule of Law)亦然,都是实现人性尊严与人道精神不可或缺的要素。

林可胜1937年发表《State Medicine》声明中说“国家医疗的核心是让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地共享预防与治疗的医学”,其实国家法治的核心,也正是法律前人人平等享有基本权,并且成就国际和平、消弭战争的稳定架构。如果没有国际法、多边公约做基础,红十字精神也无法成为被普世尊重的救人机制。

诚如出身东德的德国总理梅克尔去年在北京所说,“每位公民要能够信任,是法律的力量算数,而不是有力量人的法律(citizens can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the law, and not the law of the powerful),这个架构是必要的,……才能成功的塑造未来。”

长文近三十年来呼吁以“一国良制”来追寻两岸与人类福祉,正呼应了习先生宪政法治的中国梦,复兴一个让林可胜没有遗憾、所有华人都自豪的和平理想的中华文明国度。

全此三者,我觉得,这才是纪念林院士的最好方式。

 

陈长文

理律法律事务所所长暨执行合伙人

中华司法研究会 特邀顾问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前会长

海峡交流基金会首任秘书长

(此为完整长版文字稿,现场致词受限时间为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