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宪法、人性和社会对话

社会对司法的期待,渐从“独立”走向“回应社会变迁、让人民有感”,司法改革已从法界喃喃自语,变成全民议题。笔者常自问:司改到底要改什么?对一般人来说,司法是什么?

或许先从下述判决试着思考。

彰化一男子喝了烧酒鸡汤后驾车擦撞,以酒驾被判刑二月。然而他曾获无期徒刑,已假释近十年;这个轻罪判决将导致假释被撤销、入监执行无期徒刑残刑。上诉后,二审法官审酌他自新表现良好,原判将导致惩罚过重,因此改判免刑。
一位更生人偕友合伙从商,因合约纠纷被伙伴控偷窃,一审无罪、二审判八月徒刑,致假释遭撤销而须回牢服无期徒刑。检察总长帮他提非常上诉;但最高法院认为,二审判决不提对被告有利的证言,“仅属单纯诉讼程序上之简略,并非理由不备”而驳回。被告陷入无解无救之困境。

再看国外对比。一流浪汉在意大利超市窃食充饥而被判半年徒刑,检方上诉争取减轻,没想到,最高法院认定“取少量食物以满足立即和必需的营养,不是犯罪”而翻案。

法律评价近似的个案,因情节、法官价值观的差异,判决可能大不同,很难断言判决的对错。但对照上述法官、检方的差异决定,我们看到的不是“法理情”三者排序谁该先后,而是“法律应合情合理”三位一体的智慧,寓情于法、寓理于法。

法治社会,须处理多元价值的冲突、调节社会发展不均的副作用;法律不能沦刻板的教条,而被期待能依照个别事实、透过宪法诠释并调节,留给法官“法律人性化”的审判空间。法官之尊贵,正因为不是“僵化用法、循例处理”的机器人法匠;而是带有人性、正义观来独立裁判、解决问题。

正如唐奖法治奖得主萨克思在《断臂上的花朵》谈到(节录导读):法律解释的结果,不会只有一个是正确,必然是在多种“可能都属于正确”的答案中,挑选一个“最能符合宪法价值的方案”。因此,法官随时在透过判决和社会“对话”,也必须充分理解社会,透过“论证的文化”来回应民主社会的艰难问题。

当人民对法院的信赖度不高,正反映“对话”出了问题。除了恐龙或奶嘴判决,司法院长被提名人许宗力教授说:“也有可能是出自人民的误解,尤其因基础的法治教育未能落实,人民凭其‘素朴的、直觉的正义感’判断事情,有时会对司法作出不公的指控。”

许教授所言固然有理,但即便“人民的误解…有时会对司法做出不公的指控”,若主因是“基础的法治教育未能落实”,该负责的显然不是人民,绝大部分仍应归责政府。

因为,司法与法治公信的建立,累积自每天成千上万的公务员作为、行政处分、检察官处分、尤其是法官裁判(含大法官解释),但其中有多少能做到“在多种可能正确的答案中,挑选最能符合宪法价值的方案”?亦即,司法作为才是对人民最直接的好/坏普法示范教育。

因此,司法院长应带领全体司法官自我检视:是否了解常民生活、时时心系宪法,来观察社会发展问题(如贫富差距、结构性失业…)下的个案,去同理“素朴及直觉正义感”背后的人性现实?从而都能打从心里认知—必须透过宪法、人性与社会对话,才能找到“个案正义的所在”。

执笔人:陈长文(终身志工)

【2016-09-09 人间福报 人间百年笔阵 105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