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改 全面公开判决不同意见

蔡英文亲自担纲的司改国是会议登场。本报资料照片
蔡英文亲自担纲的司改国是会议登场。本报资料照片

去年底笔者投书媒体〈如何提升司法公信力〉呼吁开放判决不同意见书制度。司法院去年十一月公布改革方向虽已包括,却仅限“终审法院”。这对营造开放、说理的司法环境,效果有限。司改国是会议正进行分组讨论,希望负责“全民信赖、公正专业的司法”的第二组能鼓励这项改革扩及各级法院。

第一,终审法院(主要是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法官仅约九十人(改革后可能更少),不及法官总数的五%;阅历与法学造诣虽丰,却难免受结构制约,稳健保守却易陷僵化。

反之,各级法院若都能公布不同意见,更能加速审判文化的翻新升级。一来,直面当事人的下级法院较无包袱,能以热情活力塑造创新与挑战的法庭环境。二来,基层裁判的多元意见能反映“法与社会变迁”的最新对话,正是终审法院可藉以观察、适时调整见解的丰厚资产。三来,能促使合议庭法官们更扎实地评议,有助建构“金字塔型法院诉讼结构”。

第二,我国终审法院采“法律审”而非“事实审”,将事实调查及判断交由下级法院。若意见书仅限终审,意味着“事实认定问题”几乎不可能出现不同意见书。

有些人赞同“意见书仅限于终审法院”,正是因为“不涉事实问题”。否则,几位法官对事实众说纷纭(尤其刑案),可能比起甲说乙说的法律见解,更减损司法公信。

上述说法未必合理。法庭上的“真相”是依积木般的证据推叠拼凑、推理调查而得,未必百分百契合全貌。尤其争议案件,更需各种观点与质疑,让裁判更趋近真相!试想,江国庆(枪决十四年后平冤)、苏建和、徐自强(两案都缠讼廿一年后改判无罪)等死刑案中,若制度允许个别法官及时发出异音,肯定可以避免遗憾。

进一步说,“法官们对证据解读、事实认定不同”带给民众的冲击,不当然大于“法官们对法律见解的歧异”。例如,当贪污案被告坦承犯行、合议庭多位法官对事实认定一致,却因“法定职权说”及“实质影响力说”的见解差别,判决结果天差地远,岂不是更易引人议论?

第三,量刑问题。当合议庭法官们,对法律见解及事实认定都相近,但因生命经验、价值观不同而在刑度上有明显差别时,可否写不同意见书公开歧异?笔者以为,量刑公平与一致性,应透过完善“量刑前调查程序”等方法改善;但不反对让法官对量刑提不同意见书,影响不大,还能引导民众思考刑罚与教化的关系。

其实,司法院二○一二年《人民观审试行条例草案》就强调“评议程序透明化”,第六十四条“法官之评议,与观审员终局评议之多数意见不一致者,应于判决内记载不采纳之理由。”即蕴含不同意见书的制度精神。

不过,公开不同意见制度可能增加法官负担,因此可落实最高法院“明案速断、疑案慎断”的规划:明确的案件,减少文书制作量、简化程序;有疑的案件,借由不同意见制度落实合议,以强化事实审的公信力。

0227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