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无罪 重新检视黄世铭案

马英九
前总统马英九被台北地检署起诉泄密案,台北地院今(25)日判决马英九无罪。(图/资料照片,赵双杰摄)

 

前总统马英九被控泄密案,台北地院一审判决无罪,无论读者是否赞同结果,判决理由具宪政高度的创新思考,值得肯定。

判决主要理由有二:第一,“马教唆黄世铭向江宜桦泄密”的指控,台北地检署不足以证明教唆泄密的意图与意思表示。此部分无罪,不令人意外。除了笔者3月投书〈北检四论据推不出权斗犯意〉;资深媒体人夏珍更为文直言“起诉书‘罗织’完备,最大的败笔是以‘权斗’动机为论罪基础”。第二,“马口头告知江、罗二人”虽符合泄密的构成要件,但总统得依宪法44条“权限争议处理权”阻却违法。

北检3月起诉马之后,笔者和政论家王健壮的投书都点出总统在国政上需要合理决策空间,否则制度上人民如何期待总统有为有守?亦即,本起诉案涉及“总统行使职权空间恐遭过度限缩”的挑战。由于我国无“总统职权行使法”、宪法也不够具体,而明显欠缺对总统宪政职责的“同理考虑”;从而,总统决策在具体法令上欠缺明确指引,只得依宪法忠诚义务的法理确信行事,但却陷入违法争议。

对此,法界人士曾提两方向思考:一方向是以总统履行宪法义务为由(宪法法理或灵活解释宪法第44条)阻却违法。另一方向是行政权范畴,认为总统具行政特权及解密权限,或“检察总长具行政权色彩”而得向总统报告,就像陈水扁前总统曾接受前总长吴英昭的报告。

一审法官选择适用宪法第44条,认为“(司法关说案已属)行政、立法联合侵害司法独立性的违宪行为,…行政、立法二院间互动恐造成宪政体制运作之空前危机,…对此院与院间之重大争议,被告作为国家元首,负有捍卫宪法尊严与国家安定之责任,势必依宪法及增修条文赋予之职责处理”。值得探讨的是,第44条所称“院与院间之争执”,学界在解释上倾向“限于政治性质之争议”。法官则认为“当即包含法律上争议或事实上之争执,更非限于已经发生各执己见、相互杯葛之纷争,潜在、可能发生之争议自当包含其中”。

学界与法官见解是否有矛盾?笔者以为并不影响本案判决结果,原因有二:一是本案事实在宪政高度融合政治、法律等多元因素,难明确切割。二是,即便排除第44条,仍可依据“宪法法理”阻却违法。

不过,可能有学者担心:法官对第44条见解,会否导致总统扩权或其他负作用?笔者不担心,即便总统介入协调“潜在、可预见的纠纷”,五院院长仍可本于独立职权拒绝接受。

综观本案两造攻防过程、判决理由,都涉及宪政高度的新思考。那么,进一步要追问的是:对于已定谳的黄世铭泄密案,是否有重新检视的必要?

试想,如果前总长黄世铭没有向总统报告,总统就无从行使宪法第44条“权限争议处理权”。总长基于捍卫司法独立、察知院际争议而向总统报告,即便构成泄密,可否依据第44条或宪法法理,“间接”为黄阻却违法?

基上,笔者有两项建议:第一,呼吁颜大和检察总长为黄世铭提起非常上诉;第二,立法院应从速制订“总统职权行使法”。

(作者为法学教授、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