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恢复特侦组的时候了

法谚有云:“司法有如皇后贞操,不容怀疑”,这不是说人民不能怀疑皇后贞操,而是皇后本人要避免瓜田李下,不能让自己的贞节,让国民有怀疑的空间。

检察官也是广义司法的一环,检察官的独立性也一直是观察司法的重点。然而在实践上,检察官受检察长指挥监督,检察长受法务部长任免,而法务部长由总统、行政院长任命。因此当执政高层本身涉案的时候,自然就形成一种很诡异的局面,检察官要来调查自己的权力来源,从制度跟人性上都产生了矛盾。

也因此,当高层首长涉案时,有所谓“独立检察官”制度的产生,也就是“特侦组”的滥觞。台湾如此,国外(如美国)早已如此。

10年前陈水扁前总统广涉弊案,全国舆论沸腾,人民对检察官自然产生一个疑惑,一个操守有问题的总统,当然会无所不用其极地运用权力影响检察,又怎么期待检察官能将其绳之以法?

反之,如果总统的廉洁没有问题,那么由一个具备独立性的特侦组来侦办,不是更能够还总统清白吗?因此,特侦组的设立可以说是顺理成章。

特侦组的另一个作用是,让司法与政治能够保持适当的距离。马政府执政初期,负责指挥特侦组侦办扁案的,是扁政府时期提名的检察总长陈聪明。再加上检察总长的任期是受法律所保障,特侦组对扁案的侦办与行政权的关联、受行政权的影响,就可以相当程度的减弱。

而之后马政府对于检察总长的提名,很单纯就是提名检察官票选第一者,把检察总长的提名权实质上分享给全体检察官。如此一来,检察总长的独立性更为增加,行政权能够干涉的空间都极为有限。

当民进党上台后,取消了受法律保障独立性的特侦组,高度政治性案件的侦办又回到了行政权可以介入的体系,这其实是让检察官一开始就处于瓜田李下,处境实为不利,也是开检察机关现代化的倒车。

以最近北高二检侦办的案件为例,北检以大巨蛋案起诉李述德,起诉书刻意忽略远雄一开始就是以零权利金得标大巨蛋,而制造出本来有权利金,是因为李述德才取消的推论,这已经不是法律见解的不同,而是扭曲基本的事实。遑论,若以无权利金即论李述德有图利,那么同样未收权利金,甚至高市府还补贴15亿的高雄巨蛋案,为什么不是图利?

而雄检更是莫名其妙以总统府的发言单位自居,迫不及待地把被告证词公诸于众。在庆富案中先发新闻稿,指被告说去过总统府是“夸大其词”,待总统府证实的确有拜会后,再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附和,已经完全看不到检察官“追求真实”的一丝风骨。

雄检此举,无端考虑执政者的政治利益尚在其次,怎么可以只因为对高层有利,就把被告的一面之词当作事实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案子还需要办吗?

当初民进党废除特侦组的理由是“叠床架屋、权力过大不受监督”。叠床架屋其实是假议题,至于特侦组不受监督,总好过执政者不受监督、甚至可以滥权介入检察机关。北检、雄检的所作所为,直似之所以要废除特侦组,就是行政权要好好地来“监督”地检署、“介入”地检署。

民主制度的三权分立,现在行政、立法已经为民进党所掌握,司法权中的检察权也在行政权影响之下,只剩下法院裁判的部分尚可保有独立性。

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化,这也是人性跟制度的必然。除非民进党甘愿做一个腐败沉沦的政党,否则恢复特侦组的建置,不但是为民进党提供防腐剂,对于廉洁者来说也更有自清的作用。

再从检察品质的角度,自从废除特侦组后,许多过去特侦组不起诉的旧案,北检重新起诉,而法院的判决都是无罪;这也就是说,具备独立性的特侦组,其检察表现的确是优于受行政权影响的北检。

因此,为司法计,为民进党计,特侦组的恢复,现在已是时候。更重要的是,当司法公正性被人民打上问号的时候,为社会“息纷止争”的作用也就荡然无存,台湾内部的撕裂与对立也就会更加严重。请问邱部长、赖院长、蔡总统,你们同意吗?

(作者为法学教授、律师)

【2017-11-27 中国时报 106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