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怀疑,蓝绿就是“关说共同体”

桃园地检署爆发关说案件,承受长官压力,坚持不退让的承办检察官说,“希望自己不做让人欺负的绵羊,而要做能够惩凶除恶的牧羊犬”。这是一个有趣的分类,相信大家非常好奇,检察体系内有多少是绵羊,多少是牧羊犬?

从本次桃检的关说案来看,请托/命令的顺序是被告友人→前法务部长→桃园地检署检察长→襄阅主任检察官→公诉主任检察官→承办检察官。

结果很遗憾,4位现职检察官,除了最基层的承办检察官,其他4人全是“绵羊”,全都成了关说司法的共犯,绵羊的比例占了80%。

再回忆2013年轰动台湾的关说司法案,请托/命令的顺序是被告→法务部长→高检署检察长→承办检察官。此案中,2位检察官加1位法务部长,全是“绵羊”,全都顺应了关说者的期望。两个案,6位检察官只有1位牧羊犬,绵羊的比例值占了5/6。事实上考量到关说黑数,检察官中绵羊的比例只会更高。

从配合关说检察官的习以为常,就可想见关说在检察官的职场中,已是见怪不怪。绝大多的关说司法事件中,人人都是绵羊,根本没有曝光。我们也不妨从人性的角度,站在检察官的立场思考。逃漏税侵犯的是国家法益,检察官配合关说,轻放被告,对自己来说不痛不痒,但能换来上级“关爱的眼神”,以及关说者的投桃报李。反之,拒绝上级关说,虽当下不会如何,但很可能就上了黑名单,不仅升迁无望,甚至连安身立命之处都难以确保。再请大家思考一下,以民进党的惯性,民进党政府的法务部长,会派任绵羊还是牧羊犬当检察长?检察长又会拔擢绵羊还是牧羊犬当主任检察官?这样说可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但这是比例问题。既然检察长的人事由法务部长决定,制度上,检察长就很难抵抗法务部长的人情压力。

在关说的共犯结构中,绵羊占绝对上风,牧羊犬根本无力相抗。这也是为何“妨害司法公正罪”的立法是如此重要。在行政权的环环相扣下,难以避免“举目望去皆绵羊”,因此我们必须用法律为牧羊犬提供一个反抗关说的盔甲,甚至有了这个盔甲,很可能绵羊也有勇气改当牧羊犬。

只是,要期待立法院通过妨害司法公正罪,本身也有矛盾。“关说”是权势者的独占行为,也可以说是立委权力的灰色地带。期待过半数的立委赞成“妨害司法公正罪”,来缩减自己的影响力,这是对人性的极大考验。

不论是在国民党国会多数,或者民进党国会多数的时期,都没有通过“妨害司法公正罪”,不客气地说,蓝绿两党实际上就是“关说共同体”,没有人愿意放弃对司法的影响力。相较之下,笔者虽与时代力量两岸政策不同,但对时力坚持司法公正的决定,表示敬佩。难道时力的立委没有权力来影响司法吗?当然有,只是他们选择放弃这项权力。

最后,笔者分享另一个年轻牧羊犬检察官的故事。民国77年爆发了“吴苏案”,律师苏冈企图影响一件贪渎案,经由其丈夫司法院厅长吴天惠,打电话向承办检察官施压。苏冈甚至直接到司法宿舍,强迫检察官接受贿赂,为后世留下一句经典名言:“不相信有司法官不收钱”。事件爆发后,本身是司法官,却协助妻子行贿的吴天惠一审判决无罪,举国哗然,8位司法人员愤而辞职明志,其中一位年轻的检察官,即此次请托关说的前法务部长邱太三。多令人唏嘘,30年前头角峥嵘的牧羊犬,30年后位尊权重,既当过法务部长,又是总统的首席幕僚,居然自己也成为关说司法的共犯!

这警讯是,人性不可恃,只有完整的制度,才能保障司法的公正与独立。笔者长年呼吁“妨害司法公正罪”的立法,并于去年与前总统马英九共同提出“连署反妨害司法公投案”,虽去年1124公投十分遗憾止步于第二阶段连署(因没有政党支持,又无电子连署配置)。然而由邱太三事件可知,“妨害司法公正罪”不仅有立法之急迫性,更有其必要性,也已获人民重视。故呼吁法务部蔡清祥部长,应正视事情的严重性,以最速件请行政院提出法案,庶几可扭转司法公信力大损的局面,还人民一个公正的司法殿堂。

(作者为护司法公投联盟召集人、法学教授、律师)

20190412中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