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送中争议,关键在法治不在两制

 

香港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诸多争议,大致可分为两类:一、对港府仓促修法的不满;二、对大陆人权法治的不信任。就仓促修法,港府已宣布无限期暂缓修订条例;但港人对大陆长期不信任的主因,其实并非两制本身,而是大陆在实行两制下是否有追求法治的坚定决心。

《逃犯条例》修订争议起因于港人在台涉犯杀人罪,犯后潜逃回港。但香港法院碍于管辖权限制,无法审理境外发生之杀人罪,又因现行条例禁止香港将犯罪嫌疑人移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其他部分”,故无法将嫌疑人交由台湾审理。此次修订的草案拟使香港得个案将犯罪嫌疑人移送至大陆、台湾、澳门。综观条例本身,问题或许不大,然为何会引起港人如此激烈反应,其症结与香港、大陆之间的时代背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984年中英签订《中英联合声明》,明定主权移交时程与治港的基本方针,其中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与“50年不变”等承诺,是中英达成共识的重要原因。故当年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有其时代必然,也是考量中港制度差异下,能采行的最理想方式。然问题是,主权移交22年间,发生诸多争议事件(《基本法》第23条国安立法风波、特首直选争议未定等),再加上港人未能感受大陆追求“法治”的决心,故使港人对一国两制产生动摇。

 

观察大陆近年发展,不可讳言于“法制”(Rule by Law)(经济、科技法规等)上有显著进步,但在“法治” (Rule of Law)(宪政、人权等)上却几乎是零分。德国总理梅克尔于北京清华大学的演讲正体现“法治与法制”的区别:“每位公民要能够相信‘法律的力量(power of the law)’,而不是‘有力量人的法律(law of the powerful)’。”易言之,大陆目前缺乏的即是落实“法律的力量”。数十年来,胡锦涛讲“宪法法律至上”;温家宝也说“认真学习宪法”;习近平更提出“宪法的灵魂在于实践”。这些愿景点燃人民与笔者对法治的希望,然宪改喊了多年,走向宪政的目标却未真正实践过,大陆法学院的宪法课也只是象征性摆设,人大对宪法的解释亦是如此苍白,而司法上引用宪法的判决更是屈指可数。

笔者理解大陆需要解决广大民生问题,冒进采取民主宪政体制有其困难。但此次《逃犯条例》修订之所以被批评为“送中条例”,即凸显一国两制的盲点:以两制画分制度歧异,迟早须面对制度冲突的结果。因此,若大陆不能及早化承诺为实践,终究也无法让港人真心拥抱缺乏法治的制度,更何况要说服台湾接受“一国两制”。

放眼台湾,从香港“送中”争议我们也要反省,是否只是旁观、操作反中议题博取选票,还是认真了解来龙去脉,关心大陆法治发展。由蔡英文的坚决反对到韩国瑜的“over my dead body”,政治人物纷纷表态拒绝“一国两制”。然一味反对真能解决问题吗?答案是否定。若台湾朝野不愿探寻两岸的更佳解方,我们也终将面对香港今天的困境。毕竟比起只剩28年期限的香港人民,台湾人民已是最能积极与大陆对话,寻求两岸解方的一员。

因此要特别提醒蔡总统,与其一味支持“反送中”,更要虚心检讨执政的民进党是否已在扼杀民主价值。由促转会、党产会清算政党,陆委会威吓要解散国民党,到近日通过《公投法》修正,将好不容易放出的公投鸟,又关进鸟笼中。综观种种行为,都显示民主若沦为多数暴力实与专政无异。解严至今40年,民主之路走来不易,作为民主的最后一方堡垒,若连我们都走回头路,又将如何说服大陆走向民主法治?这是作为中华民国领导人应深刻检讨之处。

此次“送中”争议的纷扰,笔者认为:港人并非反中、反一国两制,而是对香港法治不断被侵蚀感到忧心,对澳门而言亦是同理。而对台湾来说,法治的实践更是早已扎根于人民心中。故展望两岸四地的未来,惟有良制才是通关密码,而这颗球一直都在大陆手中。盼两岸四地皆能持续透过制度对话,共寻“良制的中国方案”,一同走向“民主法治宪政”或更完善制度的社会。这条路或许艰辛,但当良制实现之时,两制与否也不过是假议题。

(作者为法学教授、律师)

20190620中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