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送中爭議,關鍵在法治不在兩制

 

香港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的諸多爭議,大致可分為兩類:一、對港府倉促修法的不滿;二、對大陸人權法治的不信任。就倉促修法,港府已宣布無限期暫緩修訂條例;但港人對大陸長期不信任的主因,其實並非兩制本身,而是大陸在實行兩制下是否有追求法治的堅定決心。

《逃犯條例》修訂爭議起因於港人在台涉犯殺人罪,犯後潛逃回港。但香港法院礙於管轄權限制,無法審理境外發生之殺人罪,又因現行條例禁止香港將犯罪嫌疑人移交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部分」,故無法將嫌疑人交由台灣審理。此次修訂的草案擬使香港得個案將犯罪嫌疑人移送至大陸、台灣、澳門。綜觀條例本身,問題或許不大,然為何會引起港人如此激烈反應,其癥結與香港、大陸之間的時代背景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1984年中英簽訂《中英聯合聲明》,明定主權移交時程與治港的基本方針,其中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與「50年不變」等承諾,是中英達成共識的重要原因。故當年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有其時代必然,也是考量中港製度差異下,能採行的最理想方式。然問題是,主權移交22年間,發生諸多爭議事件(《基本法》第23條國安立法風波、特首直選爭議未定等),再加上港人未能感受大陸追求「法治」的決心,故使港人對一國兩制產生動搖。

 

觀察大陸近年發展,不可諱言於「法制」(Rule by Law)(經濟、科技法規等)上有顯著進步,但在「法治」 (Rule of Law)(憲政、人權等)上卻幾乎是零分。德國總理梅克爾於北京清華大學的演講正體現「法治與法制」的區別:「每位公民要能夠相信『法律的力量(power of the law)』,而不是『有力量人的法律(law of the powerful)』。」易言之,大陸目前缺乏的即是落實「法律的力量」。數十年來,胡錦濤講「憲法法律至上」;溫家寶也說「認真學習憲法」;習近平更提出「憲法的靈魂在於實踐」。這些願景點燃人民與筆者對法治的希望,然憲改喊了多年,走向憲政的目標卻未真正實踐過,大陸法學院的憲法課也只是象徵性擺設,人大對憲法的解釋亦是如此蒼白,而司法上引用憲法的判決更是屈指可數。

筆者理解大陸需要解決廣大民生問題,冒進採取民主憲政體制有其困難。但此次《逃犯條例》修訂之所以被批評為「送中條例」,即凸顯一國兩制的盲點:以兩制畫分制度歧異,遲早須面對制度衝突的結果。因此,若大陸不能及早化承諾為實踐,終究也無法讓港人真心擁抱缺乏法治的制度,更何況要說服台灣接受「一國兩制」。

放眼台灣,從香港「送中」爭議我們也要反省,是否只是旁觀、操作反中議題博取選票,還是認真了解來龍去脈,關心大陸法治發展。由蔡英文的堅決反對到韓國瑜的「over my dead body」,政治人物紛紛表態拒絕「一國兩制」。然一味反對真能解決問題嗎?答案是否定。若台灣朝野不願探尋兩岸的更佳解方,我們也終將面對香港今天的困境。畢竟比起只剩28年期限的香港人民,台灣人民已是最能積極與大陸對話,尋求兩岸解方的一員。

因此要特別提醒蔡總統,與其一味支持「反送中」,更要虛心檢討執政的民進黨是否已在扼殺民主價值。由促轉會、黨產會清算政黨,陸委會威嚇要解散國民黨,到近日通過《公投法》修正,將好不容易放出的公投鳥,又關進鳥籠中。綜觀種種行為,都顯示民主若淪為多數暴力實與專政無異。解嚴至今40年,民主之路走來不易,作為民主的最後一方堡壘,若連我們都走回頭路,又將如何說服大陸走向民主法治?這是作為中華民國領導人應深刻檢討之處。

此次「送中」爭議的紛擾,筆者認為:港人並非反中、反一國兩制,而是對香港法治不斷被侵蝕感到憂心,對澳門而言亦是同理。而對台灣來說,法治的實踐更是早已紮根於人民心中。故展望兩岸四地的未來,惟有良制才是通關密碼,而這顆球一直都在大陸手中。盼兩岸四地皆能持續透過制度對話,共尋「良制的中國方案」,一同走向「民主法治憲政」或更完善制度的社會。這條路或許艱辛,但當良制實現之時,兩制與否也不過是假議題。

(作者為法學教授、律師)

20190620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