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渔工人权问题未解前,谈何成功?

欧盟于今年6月27日解除台湾“打击非法捕捞渔业不合作国家”的黄牌警告,蔡总统欣喜表示:“我们达成了解除黄牌警告的目标!守护年产值400多亿的渔产外销,我们成功了!”然蔡总统似乎高兴太早,对于台湾远洋渔业的亮丽光环背后,至少16000名境外雇用渔工的血泪,竟视若无睹。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于2019年世界自由度调查,台湾虽得93高分,然报告中特别指出对外籍渔工人权保障不周为扣分项目。另据英国环境正义基金会调查,境外雇用渔工超时工作、挨饿受冻,遭仲介剥削,血汗工作皆历历在目。当然笔者深信并非所有中华民国渔船业者都涉及剥削渔工,但各国媒体揭露的资料显示,“血汗海鲜”的人权困境确为台湾远洋渔业的污点。

整理我国境外雇用渔工的人权困境如下:

一、执法面:未能彻底执行《境外雇用非我国籍船员许可及管理办法》,相关保障纸上谈兵。

依1982年《海洋法公约》,公海上船旗国有权亦有义务对船舶(包括渔船)行使有效管理。故中华民国政府除应确实保障挂中华民国旗之船舶上的渔工权益,也应禁止我国渔船经营者透过“权宜船籍”规避中华民国法律。

现行法下,管理境外雇用渔工的规范为《远洋渔业条例》下的《境外雇用非我国籍船员许可及管理办法》(以下称管理办法)。管理办法保障外籍渔工最低薪资、最长工时、保险等基本福利,立意良善,然国内外报导却对渔业署执法成效提出质疑。

《管理办法》第23条规定,经营者应填具渔工雇用名册、登录管理系统、并转送主管机关申请许可。然实际常有境外雇用渔工人数低报情形(幽灵渔工),故人数资料未必与事实相符。因此渔业署连渔工人数都难以掌握,如何期待能确实进行劳动检查。且远洋渔船常年在外作业,天高皇帝远,纵使有法可管,渔业署也曾表示“的确无足够的人力做劳检。”致法令施行至今因违反渔工人权而受处罚案件寥寥可数。对比自栩“很会做事”的蔡政府,执法不彰与怠惰甚是讽刺。

二、结构面:仲介评鉴能解决无良仲介剥削问题?

据报远洋渔业经营者为求生存、降成本,长期仰赖仲介于开发中国家招募境外渔工。但仲介品质良莠不齐,恶劣仲介哄骗境外渔工上船,常无故扣薪、扣证件、甚至将渔工丢包,使远洋渔业宛如大型人口贩运场。现《管理办法》明列“仲介评鉴”制度,但主管机关“得”自行决定是否办理。渔业署曾说会办评鉴,但至少目前于渔业署网站上,仍未公开仲介评鉴结果,故是否真的能由评鉴根除无良仲介问题,令人存疑。

渔工问题复杂难解,然有关单位与利害关系人若有心解决,笔者认为可行做法:

一、政府从速落实执法与分工:《管理办法》关于仲介管理、渔工工作条件等已有详细规范,甚至也参考国际劳工组织188号渔业工作公约内容加以制订。故政府应从速落实执法(如:仲介评鉴、劳检)。且因远洋渔业复杂,须渔业署、海巡署、劳动部完善整合、协调分工,并配置充足人力执法,才有机会改善恶劣现况。例如渔业署为协助渔业发展而设,与渔工劳权问题不无利害冲突,故劳动部应挺身而出而非事不关己。

二、渔业经营者应善尽企业社会责任:政府本应强化执法效能,但渔业经营者、渔业公会亦不能对渔工人权问题视若无睹。以目前国际对于产品溯源意识提高的趋势,进货商与消费者皆更加重视产品来源所涉环保、人权问题(如:知名运动厂牌即曾因童工等问题被抵制),故经营者除应遵守法规要求,更应把渔工福利与企业获利整并思考,善尽企业社会责任,也能避免消费者抵制的恶果。

东晋时陶渊明为儿子找来一位仆役,同时提醒儿子“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陶渊明推己及人的美德,用于为中华民国渔船离乡背井服务的外籍渔工,亦是同理。提醒蔡总统,高呼“现在做台湾人很有面子。”之余,应以切身之痛改善这群无选票外籍渔工的人权处境。否则解除了渔业黄牌却忘了这张“人权黄牌”,不仅让台湾失了面子,更失里子。

(作者为法学教授、律师)

20190705中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