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国界法小教室〉言论自由的真谛

近日全球烟硝味弥漫,不论是中美贸易战的白热化(包括川普命美企业撤出大陆)、日韩贸易恶化及军事情报合作终止、或是始终未解的香港《逃犯条例》争议,都让笔者感触良多。

当年全球处于冷战,美国亦深陷越战,故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极度敏感。1952年的《移民与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52)就已规定:曾支持或出版共产主义相关论述的外国人,除非司法部长例外给予许可,原则应禁止入境美国。本案中,比利时学者Mandel受美国教授邀请至Stanford大学演讲,被依上述规定拒绝核发签证。Mandel教授与其他八位教授作为原告,控诉上述规定违反其受宪法言论自由所保障的“接收资讯及思想”权利。最后,最高法院虽然肯认了美国公民应有权要求其想当面聆听观点、交流讨论的外国人入境。然判决结果6:3仍基于“司法权对立法、行政权的礼让”,以“司法权不应过度审查入境准驳决定”判决美国教授败诉。

本案已过近50年,全球也早走过冷战,美国移民法在1990年也已修正取消禁止拥护共产主义者入境的规定,但类似事件却发生在自诩台湾对比大陆有极大言论自由的蔡政府任内,令笔者有不知今夕是何夕之感。

今年4月12日,鼓吹武统的旅美大陆学者李毅抵台,政府以李毅持观光签证,不得在台发表演说为由,将其强制出境。于当月20号,李毅以视讯方式连线新党论坛,发表见解。事后陆委会抨击新党的做法是“譁众取宠、自取其辱”,并强调:“中华民国是民主法治的国家,宪法保障国人享有言论自由,但并非漫无边际,不欢迎‘武统’、‘一国两制’这样的言论在台湾鼓譟散播…”。

其实此事件反映的是中华民国主政者是否能尊重多元言论,又是否有包容在野党意见的雅量。设想若让李毅在台湾演讲,又有多少人会拥护武统言论?若人数屈指可数,那我们又有何惧?而政府又为何要惧怕新党讨论“一国两制”的任何方案,难道只因蔡总统一再表示:“一国两制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就应杜绝人民讨论、思辨两岸走向的机会吗?显然蔡政府在这一堂课是不及格的,由陆委会带头抨击“武统”、“一国两制”言论,更显我们对台湾的民主法治缺乏信心。笔者不解,蔡总统既能喊出:“盼今日台湾能成为明日香港。”又为何不能说:“盼今日台湾能成为明日大陆”呢?若我们能期许香港,难道就不能以我们自豪的言论自由等价值说服大陆,让两岸共创“良制”吗?

除李毅事件外,蔡政府即将修法的“中共代理人条款”更是走回戒严的恶法,严重影响人民言论自由。条文中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宣传”此种不确定法律概念,易让执政者任意将意识形态套入,使人民入罪,与复辟刑法一百条无异,应立刻停止修法。详参笔者投书〈走向未宣布戒严的戒严 终是徒劳〉。

唐太宗问魏徵:“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上位者正因愿听取多方意见,方能明辨是非;若过度偏执,则将是非不分。《资治通鉴》中这席话道尽千古不变之理。借由Marshall大法官的前瞻主张与蔡政府限缩言论自由的举措,我们得以反思,若已活在民主开放的世代,政府却仍不能容许不同言论的激荡、相互切磋,又怎敢说中华民国是保障言论自由的国家?笔者相信,纵使是再不讨喜、再充满争议的言论(例如武统言论),若能引起讨论、思辩,不仅对民主法治的维护有利,也无碍于政治对话的推动,这样才是言论自由的真谛。

(作者为法学教授、律师)

20190826中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