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国界法小教室〉别让傲慢与偏见蒙蔽了良知

在生活中我们常不经意为自己与他人贴标签,“民主/专制”、“自由/不自由”等偏见在贴上标签的那刻即产生。近来,从两岸乃至国际都急于以标签评断他人,先是美国总统川普要少数族裔女议员回去其腐败无能的原籍国,被批评为煽动种族主义。另外,因香港反送中争议发酵,两岸间也隐约有将大陆地区概括为“反民主、自由”的趋势,令人担忧。

笔者近日因准备《超国界法》课程,再读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院1963年Roboz v. Kennedy案,又忆起当年初读的震撼与感动,却也因最近“贴标签”的氛围感到五味杂陈。

判决背景略为:二战后,美国为向曾经交战的国家索赔,在1949年制定《国际索偿结算法》(International Claims Settlement Act)。该法冻结匈牙利等特定国家人民在美资产,而财产被冻结的所有人或继承人若要解除冻结,必须主张其非特定国家“国民”(national)。该法将“国民”界定为“1941年后,所有继续居住于外国(本案指匈牙利),或者为该国住民、子民、公民、或居民者。(Any person who has been domiciled in, or a subject, citizen or resident of a foreign country.)”

本案中,原告Roboz(匈牙利籍)为匈牙利籍犹太人Vincze的遗孀。1939年,鉴于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Vincze计画举家逃离匈牙利,并预将财产汇至美国纽约的银行。无奈Vincze于同年被纳粹拘捕,而Roboz为营救丈夫亦被捕,出狱后即使已获得美国签证却因心系丈夫,四处躲藏迟未离开匈牙利。1945年,Vincze死于集中营,Roboz与儿子才选择前往美国并取得公民权。其后,Roboz向美国法院主张其并非《国际索偿结算法》下的匈牙利国民,请求解除冻结Vincze在美资产。

本案主要争议,乃Roboz是否为《国际索偿结算法》下的匈牙利“国民”。客观上,在1941年3月13日(《国际索偿结算法》始适用于匈牙利)后,Roboz确实仍住于匈牙利且维持匈牙利国籍。但事实上,Roboz和孩子在匈牙利早已失去房子、投票权等权利,主观上也早欲逃离对他们而言充满歧视迫害的匈牙利。基上,法院判决认为,所有事实皆显示Roboz并非自愿留在匈牙利,若直接依照法规文意解释则对当事人显失公平,故Roboz不应被认定为该法意义下的匈牙利“国民”,判决Roboz胜诉。

在二战结束后的紧张氛围下,美国联邦法院法官不拘泥于“僵化的法律文义解释”,而愿以同理心与良知判决,令当年留学国外的笔者佩服不已。反观台湾,至今却仍有大法官解释,仅因新移民来自大陆地区而予以歧视。

2006年的释字第618号解释中,陆配谢红梅女士因在台设籍未满10年,而被取消公务员资格。其法源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21条规定:“大陆地区人民非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满10年,不得登记为公职候选人、担任公教或公营事业机关(构)人员及组织政党”。亦即陆配即使撑过6年获得身分证(外配仅需4年),仍需4年的留校察看才能担任公职。且本条的立法理由也是令人瞠目,称“大陆地区人民长期处于中共控制之下,久未习惯民主政治生活,宜予相当期间之适应。”这般仅基于两岸制度不同而歧视的立法,最终却仍被大法官视为合宪,习法的大法官们可曾有过一丝惭愧?

迄今,此般法律仍有效存在号称“民主法治尊重人权”的中华民国,让希冀能在台服公职、欲以台湾为家的新移民受尽磨难。大法官仅以“时限”等机械要件,判定大陆地区新移民“是否适应民主”,不仅充满偏见,也太低估大陆地区人民对自由民主的适应力。

Roboz v. Kennedy案中法官选择设身处地同理Roboz被迫保留国籍的无奈。但我国大法官解释与立法却深深体现了我们自诩拥有民主法治制度的傲慢,毫无以同理心衡平他人处境的谦卑。如今释字第618号解释已过13年,敢问本届大法官们若能重来,是否仍会僵化解释法规?又或愿否打破偏见的籓篱,不再以“标签”断定一个人的思想与价值。

当我们选择以有色眼光对大陆地区人民贴标签时,不仅让两岸的距离拉得更远,也让傲慢与偏见蒙蔽了良知。纵使现今两岸关系陷入僵局,然正因如此,我们更应抛开自傲与偏见以诚相待,如此也才更有机会能向大陆地区人民展现法治的人权价值,以良制交流互动,谋求两岸和平发展。

(作者为法学教授、律师)

20191020中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