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无知之幕”后,部长应该能看得更远

据报导,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要求从湖北返台者一律集中隔离检疫,此外,移民署也对1690名滞留湖北的国人注记,并由民航局发函要求各航空公司除专案包机及经核准者,不得搭载管制名单人员返台。这些滞留湖北的台胞因等不到包机回家,据报近日拟委请律师控诉蔡政府违宪限制人身自由、剥夺国民返乡权。但内政部长徐国勇则表示,台湾同胞没注意到宪法第23条,“人民的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故徐部长回应,基于疫情防治的理由,当然可以限制人民的权利,徐部长更称我国与日本、美国或法国的做法相同,他们若要告政府,“站在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立场,我认为他们不会赢。”

笔者身为法律人,知道徐部长所言或许不虚,然而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人民权利的保障书,纵使有宪法第23条规定,亦仅能在合乎该条所列情形下,始可依法限制人民权利,且其限制程度更必须合乎“比例原则”而不能超过“必要范围”。因此宪法是“原则禁止”限制与干预人民自由权,即便“例外允许”限制基本权,亦应从严认定、非到最后手段不得妄图牺牲人民权利。

我国人民滞留外地急切想返台是事实,政府应尽力设法解决。但徐部长一方面表示为了防疫,这些限制合法且必要,另一方面却又表示,假如大陆能配合“横滨模式”,配合我方所提条件,政府已完全准备好了。言下之意,假如没有依照蔡政府属意的“横滨模式”,则这些滞留湖北、无法回家的人民就只能继续等待。笔者好奇,徐部长所谓的“防疫必要”难道只差在“东方航空”或“中华航空”的飞机吗?笔者认为,身为法律人的徐部长绝对有智慧为人民找到比“人民告政府不会赢”更好的解决方法!

徐部长展现十足“律师性格”,为政策“辩护”,断言湖北台商告政府“不会赢”。不过,管理众人之事的政治人物应当展现政治高度,徐部长过去担任律师,有利害关系考量,当然可以只为当事人利益着想,但今天身为公仆,就不能只有政府这个“当事人”,而是要追求所有人民的最大利益。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前联邦首席政府律师Elena Kagan,在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长时表示,好的律师必须整合与全观,才是好的问题解决者及领导者。

笔者相信湖北台胞若非万不得已,不会想以诉讼向政府争取权益。而若真正走上法庭,无论诉讼结果如何,对国人、台湾或大陆政府都已经是三输局面。面对滞留湖北的人民,建议徐部长应收起律师性格,以羞、以惕、以励,为台胞找寻所有可能的方法。假如湖北疫情渐趋控制,台湾也有2月初自湖北接回台胞的经验,在防疫渐上轨道之际,对于这些苦苦企盼回台的台胞,除了要彼等忍耐外,一定有比对簿公堂更好的解方。

无论是陈前总统、马前总统或现任的蔡总统均是法律人,而苏院长、徐部长也曾是执业律师。法律人在台湾民主化与法治发展的进程里,着实扮演重要角色。放眼全球,不少优秀的领导人、企业家也是法学院毕业生。我想这正因为法学院里的逻辑训练与思辨能力,使法律系学生在许多领域都能如鱼得水、一展长才。然而,笔者担任法学教授近50年,或许归咎于法学教育对“法律技术性训练”的重视,使法律人或多或少都具备一种“律师性格”。但若要真正成为一流法律人,除了法律知识外,更该有一颗能设身处地为人民、为社会思考的同理心。

这个道理十分简单,如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的“无知之幕”理论,只需设想自己可能身处眼前的他人的处境,人们自然就会想出最“公平”的解决方式。试想,我们每人都有1690/2300万的机率身处湖北疫区,我们会希望自己冒着这样有家归不得的风险吗?盼蔡总统、苏院长、徐部长3名优秀的法律人,能放下输赢的执著,同理身处湖北的台胞,以百姓的健康为计。假如谦卑的态度能赢得里子与人民的尊重与信任,则究竟是什么模式回台并非重点。站在“无知之幕”后,笔者相信徐部长应该能看得更远。

(作者为法学教授、律师)

20200308中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