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两件事都与“中华民国”有关。其一,外交部去“中华民国化”,在官方脸书轻率明示本月索马利兰台湾代表处揭牌因未有“中华民国”国号而认为少了不必要的赘字、感到“酥胡”;其二,笔者重读去年底清华大学教授杨儒宾所撰《正视国府渡海迁台的日子》一文。
对比之下,两者对于“中华民国”的解读与观感截然不同。在杨教授笔下是一个读书人对于中华民国近代史的忠实陈述并且替看似落难的“中华民国”打抱不平。
杨教授一针见血指出假如没有国府四度迁都,民国38年4月,南京迁广州;10月,广州迁重庆;11月,重庆迁成都,12月7日经行政院会决定从成都渡过大江大海到台北,历经比共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南渡至台北,便没有这部延续自民国35年起制定于南京、象征中国现代化的首部华人宪法;没有宪法便没有“政府组织”与“基本人权”,所有今日习以为常,宛如空气般的民主、自由、法治,将因中华民国之不存,而无以安傅。国府南渡代表中华民国得以永续,否则中华民国早已是历史名词,怎能不铭记在心?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