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与外交

近日，笔者收到一封从高雄寄来的信，落款“九六老兵”吴OO亲笔。缘起于吴先生看了笔者10月5日〈先正视中华民国 再谈统一〉投书，特来函鼓励叮咛。信中字里行间念兹在兹国家大事，笔者拜读再三感触甚深。

1949年这位25岁军人随国民政府迁台，一晃眼已子孙满堂年近期颐。吴先生于2001年投书香港《开放杂志》呼吁北京当局温和对待“中华民国”，扮演“太阳”而非“北风”角色；2018年自掏腰包近24万元以“中国统一之路”为题刊登声明于《联合晚报》头版，除指出北京当局如欲统一，需回到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并精心设计统一后的国旗及国歌等建议；2019年再投书力主“中华民国”正统性。吴先生毕生为国效劳、关心两岸发展、执笔针砭毫不讳言，让笔者敬佩！ Read more →

近期，两岸间除兵凶国危，在国际“非政府”组织“名称使用”又添纷扰。先是“中华民国野鸟学会”声明因拒更名、拒签政治表态文件遭国际鸟盟除名；而“全球气候与能源市长联盟”将“中华民国”六都会籍列于“中国（China）”，经协调更正为“中华台北（Chinese Taipei）”，北京当局直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地区城市当然应被列中国项下”等语。

从这二件事看出北京当局坚持一中原则，却不愿正视中华民国政府“存在事实”及两岸“对等地位”。

“中华民国”灭亡了吗？答案当然为否。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记述“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创立中华民国”，历史脉络可循：一九一二民国元年孙先生任临时大总统、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续接国共内战，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台北后，“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地区、与同年十月一日建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大陆地区、分治“中国”于两岸。 Read more →

近日捷克议长率团来访中华民国，更在立法院里发表演说，演说的最后仿效当年美国前总统甘迺迪于1963年访问西德时，为表示对柏林人的支持所言“我是一个柏林人”，因此自称“我是台湾人”。然而，演讲完毕捷克议长也不忘特别强调虽自称台湾人，却不认为违反“一中原则”。另外，上月底所举行的美台经济合作展望线上研讨会，与会的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在演说中强调，美国长久以来的“一中政策”并无改变，美国对台湾的主权问题也不会表示立场，会持续与台湾保持友好的“非官方关系”。

两件事情对于中华民国能见度提升或有帮助，但值得关注的是这两位“客人”都比“主人”来得清楚，一切的交流与前提仍是建构在“一中原则”之下。不是友邦、也无邦交，严格来说依旧是“非官方”的互动与交流。这些交流有总比没有好，“官方”与“非官方”也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交流了什么；做人也是如此，不是吗？但假如执政党借此误认互动的本质而“借机谋独”，以为外国人们的所作所为均是对“台独”背书，不仅是对于自我价值与中华民国国家认同之背叛，更把台湾推向战争的危险边缘，领导人该戒慎恐惧而非醉梦于自我想像的“外交泡泡”之中，甚至把歪脑筋动到在国际上作为代表中华民国子民的“护照”之上。 Read more →

近日两件事都与“中华民国”有关。其一，外交部去“中华民国化”，在官方脸书轻率明示本月索马利兰台湾代表处揭牌因未有“中华民国”国号而认为少了不必要的赘字、感到“酥胡”；其二，笔者重读去年底清华大学教授杨儒宾所撰《正视国府渡海迁台的日子》一文。

对比之下，两者对于“中华民国”的解读与观感截然不同。在杨教授笔下是一个读书人对于中华民国近代史的忠实陈述并且替看似落难的“中华民国”打抱不平。

杨教授一针见血指出假如没有国府四度迁都，民国38年4月，南京迁广州；10月，广州迁重庆；11月，重庆迁成都，12月7日经行政院会决定从成都渡过大江大海到台北，历经比共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南渡至台北，便没有这部延续自民国35年起制定于南京、象征中国现代化的首部华人宪法；没有宪法便没有“政府组织”与“基本人权”，所有今日习以为常，宛如空气般的民主、自由、法治，将因中华民国之不存，而无以安傅。国府南渡代表中华民国得以永续，否则中华民国早已是历史名词，怎能不铭记在心？ Read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