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因一党独大让民主法治成了脱缰野马

近日接连两周立法院临时会热闹非凡,前有监察委员人事审议,后有《国民法官法》漏夜表决,虽然讨论的内容不同,痛心的是这会期立法院一贯的态度可谓“使命必达”!然而,此现象让笔者细思极恐,难道在一党独大后的民主进步党许多该有的程序正义已沦为不必要的坚持?哪怕只是过场、走个形式都嫌多余,程序正义不复存在,民主已成为名存实亡的口号,我们离独裁还有多远? Read more

致有心无力的蔡总统

许玉秀前大法官投书,指蔡总统于今年3月接见司改倡议团体时,因沟通不良把现任大法官、司法院前祕书长吕太郎找来“喝斥”,引发各界议论,法界譁然。许前大法官对此诧异,没有办法想像如此场景会发生在包括她在内的任何一位前任和现任大法官身上,认为此举显已逾越总统该遵守的“宪政分际”。当天与会的民间司改会董事长林永颂亦表示,“我不是没有看她那么凶过,但当天口气真的很不好”。

笔者拜读投书,内心百感交集,一则对许前大法官的一语中的深表赞同;另一方面纳闷蔡英文身为法律人总统,不可能不知道宪法下总统职权与宪政分际的要求,竟对“现任”大法官呼来唤去、喝斥责备,不难想像近期蔡英文对于国家治理“有心无力”的那分着急。笔者想藉箸代筹提醒总统,您是以817万高票当选的总统,选举的桂冠已经拿到,现阶段最重要的是即刻调整心态、做出成绩,才能不辜负全国无论是否投票给您的人民之期待。 Read more

唐奖法治奖 实践法治宣言的公民力量

二○二○年第四届唐奖法治奖出炉,由哥伦比亚、黎巴嫩及孟加拉的三个非政府组织获奖。超越个人、肯定团体力量的授奖,别具意义。法治进程因身处不同困境而有相异的发展轨迹、推动力道及方向。三个得奖组织面对自身特殊自然、历史人文环境,分别藉实践法治以精进和平、人权及环境,集结智勇双全的民间有志之士、由下而上挑战沉疴的文化及政府结构,不仅身体力行二○一二年联合国法治宣言:“联合国三大支柱(和平、人权和永续发展),非法治无以为功”精神,更体现“公民力量”在法治改革的不同视角及典范。 Read more

港版国安法 能符基本法初衷?

对北京全国人大通过制定港版国安法之决定,近期已有诸多讨论与政治联想,笔者想从法律角度分析此举是否与基本法初衷相符,以及台湾民众应如何看待此次事件。

首先须强调,对香港回归而言,“一国两制”是细致的制度安排。邓小平先生早已认识到香港对中国现代化扮演重要角色,而当年中国尚缺乏治理香港这样现代化资本主义城市的经验,故在与英方进行长达廿二轮谈判后,一九八四年双方以《中英联合声明》确立以“一国两制”治港,至于“五十年不变”具体安排,正是体现于一九九○年人大所通过的基本法。

依基本法第十八条,人大制定法律原则不适用香港,唯一例外是将其所制订全国性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后才能在港实施,但亦仅限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规定不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法律”(如国旗、国籍法等)。而基本法第廿三条既已明文制定国安法乃香港责任,则其应属香港自治范围。的确,香港政府“尚未”落实第廿三条立法义务,但基本法也未授权人大代为立法,否则第廿三条岂非形同虚设? Read more

政治,需要什么样的法律人?

中华民国在台湾,由法律人担任总统,即将迈入第6个4年,也就是,蔡总统即将开始她的第2个4年连任任期。

历经解严、终止戡乱、政党轮替,民主法治时代的来临,也适时给了法律人投身政治的舞台,包括出任国家总统。基此,法律人某程度也在人民心中获得了肯定。但是,20年的“法律人执政”,是否彰显了法律人为政应有的正面价值?颇令身为法律人的笔者惶恐。亟望,往者已矣,来者可追。

政治,是管理众人,为人民服务之事。成熟的民主使任何人都有机会获得人民支持而登上政治舞台。法学教育培养法律人的逻辑思辨,因此面对问题时能快速掌握并提出合宜解方,较容易获得人民的支持。或许人民普遍认为“优秀的法律人”就会是“优秀的政治家”,但回首过往似乎不然,也因此笔者希望520即将连任总统的蔡英文,能展现争气法律人的特质,令人刮目相看。 Read more

“加零”中断,法治仍要100分!

新冠肺炎(COVID-19)肆虐全球,面对疫情带来的恐慌,各国使出浑身解数抗疫,只盼疫情能尽早落幕。由于病毒“无差别式”攻击,无论是生活在民主或专制之下,各国人民均无法脱免被感染的危险。疫情已然是全球社会的共同挑战,需要人类齐心寻找解决方案。

我国当前疫情治理固已有高分,但法治层面仍有达到满分的进步空间。我国宪法开宗明义宣示的“民主共和”精神非透过成熟法治不为功。中华民国自1987年解严并历经三次政党轮替民主化已有可观进展,法治也渐有“以法主治”(rule of law)的雏型,但行政机关因主客观因素仍有“藉法专制”(to rule by law)的弊病存在,如不戒慎恐惧,来之不易民主的成果将前功尽弃。 Read more

防疫优等生,法治别被当掉

近日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成立法制组,专责涉及防疫法律之争议。疫情爆发百多天后,这项决定值得肯定。虽是亡羊补牢,犹未晚矣。防疫期间“超前部署”、“料敌从宽”固然有其必要,但在法治社会,任何措施都该要经得起宪法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检验。基上,笔者想再从一起可能已被人淡忘、却仍教人惦记在心的事件,提醒政府。

据报,上月底祭出“外国入境者居家检疫14天”禁令后,两名已自欧洲入境的英国旅客被安排住进花莲检疫所。但两人因不满伙食、卫浴品质而向家人诉苦,并经家人投诉英国媒体BBC,抱怨台湾检疫环境恶劣、堪比监狱(prison-like condition)。起初陈时中部长仅表示“公道自在人心”,但随着网民责难声浪发酵,指挥中心隔天峰回路转,宣布取消两人应得的隔离检疫补偿金。二人其后在完成隔离检疫要求后,在英国在台办事处妥善协助下顺利离境。但究竟这项取消补偿金的决定,合法性有无问题? Read more

站在“无知之幕”后,部长应该能看得更远

据报导,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要求从湖北返台者一律集中隔离检疫,此外,移民署也对1690名滞留湖北的国人注记,并由民航局发函要求各航空公司除专案包机及经核准者,不得搭载管制名单人员返台。这些滞留湖北的台胞因等不到包机回家,据报近日拟委请律师控诉蔡政府违宪限制人身自由、剥夺国民返乡权。但内政部长徐国勇则表示,台湾同胞没注意到宪法第23条,“人民的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故徐部长回应,基于疫情防治的理由,当然可以限制人民的权利,徐部长更称我国与日本、美国或法国的做法相同,他们若要告政府,“站在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立场,我认为他们不会赢。”

笔者身为法律人,知道徐部长所言或许不虚,然而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人民权利的保障书,纵使有宪法第23条规定,亦仅能在合乎该条所列情形下,始可依法限制人民权利,且其限制程度更必须合乎“比例原则”而不能超过“必要范围”。因此宪法是“原则禁止”限制与干预人民自由权,即便“例外允许”限制基本权,亦应从严认定、非到最后手段不得妄图牺牲人民权利。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