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嚴謹審理的死刑判決即應依法執行

近兩月10餘起命案、多起分屍案,引起社會質疑,久未執行死刑影響治安。部長邱太三回應,廢死非政策,但執行死刑須「依法慎重」。不過在監43名定讞死刑犯,定讞10年以上14人,難道無一「依法慎重」走完程序?社會的質疑,源自政府長期近乎實質廢死,及最高法院屢現疑似「迴避判死」的違常裁判,導致「死刑條文」嚇阻力蕩然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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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的「智慧」不該消聲於集體

近來司法院會提出諸項改革方案,一位資深司法記者問筆者:「究竟司改應走向何方?成功嗎?」大哉問。民國37年首屆大法官獲任命,憲政在戒嚴時期也未曾停擺,至解嚴前已做出217號憲法解釋。雖面臨國危與世局驟變,司改持續前進,無論大法官制度或檢審分立,有目共睹、得來不易。然歷經政黨輪替,社會對司改有莫大期望,其中,筆者對大法官期許最深,再從「前瞻釋憲不受理」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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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改上路最謙卑底線:大法官宣告合憲

外交遇挫,蔡總統呼籲團結,但執政兩年自期「最會溝通的政府」,卻被批「撕裂社會」。軍公教年改傷痕,將是全民團結路上的一大隱憂。

今日看似不公的退撫制,如18%優惠存款,有跨越世代下的合理性。最早可溯及台海局勢高危的1950年代,為凝軍心,1958年首開先例,軍官領取「一次性退伍金」者得辦優惠存款,薪資甚低的公、教陸續跟進。後來政府建設復興基地,經濟漸興、三民主義「寓富於民」,在不短的時期,公職薪情遠落後民間,政府乃以「退撫制度」吸引優秀人才擔任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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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請給前瞻預算案一個前瞻的解釋

2017年8月立法院三讀通過前瞻基建計畫第1期特別預算案,後有38名立委同年9月以「通過程序有違憲之虞」,聲請大法官釋憲,今年4月另以補充理由書主張《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違憲。大法官於5月4日,以聲請人數未達《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下稱《大審法》)門檻,做出「不受理」決定。

依《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3款,「立法委員現有總額1/3以上,就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適用法律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可聲請釋憲。大法官決議,認為38位連署立委,實際僅29人,未達立委總額(112席)「1/3以上」而不受理。理由其一、高金素梅立委未出席預算案二、三讀程序表決,不符「行使職權」,不應計入連署數;其二、僅「曾對議案投反對票」的立委得計入連署數,因此另有8人資格不符。筆者百思不解大法官論理依據。其一,立法委員「行使職權」態樣極多,難道對通過議案表示意見或聲請釋憲都不算行使職權嗎?為何將「行使職權」限縮於「曾參與二、三讀投票」?其二,《大審法》規定人數「1/3以上」即可聲請,何以大法官限縮連署資格為「曾對議案投反對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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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政府律師」,就不會有卡管歹戲

管中閔「校長」的聘任終究還是被教育部以「學術倫理、基本誠信未被彰顯」的非「法律」考量為由而「卡住」,從潘文忠不得不請辭以明志觀之,民進黨政府此舉令筆者失望,卻不意外。

回顧「卡管」大戲近4個月期間,台大校務停滯,教育部折損了1位潘部長,新的吳部長也爭議滿滿,毫無領導杏壇的公信力。民進黨政府躁動於前,「頭洗到一半」蠻幹於後,如今的窘境顯然是源自於政府長期漠視其在憲法設計下應「依法行政」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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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德,像沒有搜索票的違法警察

卡管大戲檯面上的主角教育部長潘文忠終於演不下去,請辭退場。顯然潘文忠已經預料到,法律上教育部完全站不住腳,如果繼續作卡管打手,「身敗名裂」都不足以形容自己的處境。而從行政院長賴清德接力要求管中閔「公開說明」來看,賴清德本人也是「卡管」的幕後黑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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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回汪毅夫先生〈一國良制非良策〉

前福建省副省長,現全國台灣研究會汪毅夫副會長〈一國良制非良策〉一文,可說是陸方具有官方身分者就「一國良制」最正式的表態,既可視為對王希哲呼籲馬總統接受「一國良制」的澄清,也不無「作球」,認為「一國良制」主張者應該要把何謂「良制」說得更清楚。

汪文引用魯迅的批評,治病要「好藥方」沒人會反對,但只講好藥方,而不講好藥方是什麼,誰也會「將他褒貶得一文不值」。套用到「一國良制」上,兩岸關係錯綜複雜,真正的困難在於「良制」的標準,程序上又如何決定何為「良制」,如果不能處理這兩個議題,「良制」就等於是一句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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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關心制度要辦!蔡干涉個案不查?

謝謝陳師孟監察委員,為了辦馬英九,找出了筆者在8年前投書媒體的舊文〈防冤獄,尚方寶劍何時出鞘?〉以該文後來經當時的馬總統加了批註「請王部長清峰一閱並說明」,認為馬英九前總統妨害司法公正,準備約談馬前總統。

首先,在指控馬前總統有無妨害司法公正之前,我們先來還原幾個事實,在筆者8年前的這篇舊文中,實際上舉了二個例子,一是太極門掌門人洪道子夫婦等4人,在22年前遭侯寬仁以「養小鬼」詐欺等理由起訴並遭羈押,洪道子後獲判無罪,並獲冤獄賠償共新台幣18萬元。期間當事人曾向監察院陳情,監察院在民國90年做出調查報告,指責侯寬仁調查未盡屬實、未依科學辦案等9大違失,要求法務部嚴懲。

另一個則是呂新生案,由於檢察官、法官未依法強制上訴,讓呂新生多坐了5年牢,國庫因此賠償了513萬。

以此兩案,筆者要談的是一個「制度問題」:我國冤獄賠償的追償制度有缺漏,應予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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