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国界法小教室>外籍渔工是劳工不是商品

“劳工不是商品”(Labor is Not a Commodity)。国际劳工组织(ILO)于1944年《费城宣言》即立此核心愿景。回顾中华民国劳权演进,从1929年公布《工厂法》;戒严时期禁止组织工会及罢工,乃至经济奇蹟背后廉价劳工;自1984年公布《劳动基准法》逐年扩增适用职业别;1987年解严后民运捍卫权益,至今劳权发展之路堪称成熟。随经贸发展,我国远洋渔业闻名全球,除平衡渔获经济及兼顾生态外,渔船上更考验完善外籍渔工福祉之道。 Read more

超低录取率乃法学教育耻辱

109年度律师高考甫毕,呼吁检讨律师考试制度之改革声浪又起。“考选制度”对专业人才养成举足轻重,其中律师考试更是培养法律人才、推动司法改革与法治社会之重点。笔者担任律师与法律系教师近50年,见证社会解严前后致力从“法制”迈向“法治”之改革进程;也目睹我国律师考制自甫解严时每年数十余人考取律师(约1%录取率),其后长年6%超低录取率(相较美国各州均逾4成、日本3成、德国与韩国7成等),笔者亦有感而于19年前撰文《超低录取率,迈向法治社会之桎梏》呼吁改革,直至民国99年考选部方修正相关规则,暂且确立10.58%法定录取门槛。

然而,就在1成低录取率尚待继续改善提升之际,前(107)年考选部却“突袭”改制,在原先“依比例录取”(即通过一试前33%,再取二试前33%者录取)外,以“律师素质不佳”、“分数门槛较客观”为由要求数项“核心科目”总分另需达400分方属合格。此制一出,当年录取率即降至8.58%,去年再遇司法官与律师合一试卷的高标准阅卷冲击下,降至民国77年来新低(6.12%)。而今笔者再谈此题着实感慨:30余年前若已成功翻转考制观念,为大破大立之革新,今天的社会必能别有另一番法治风景;然错误考制至今又走回“超低录取率”桎梏,果真是对法治推动的一大伤害! Read more

从九六老兵的亲笔信谈两岸

近日,笔者收到一封从高雄寄来的信,落款“九六老兵”吴OO亲笔。缘起于吴先生看了笔者10月5日〈先正视中华民国 再谈统一〉投书,特来函鼓励叮咛。信中字里行间念兹在兹国家大事,笔者拜读再三感触甚深。

1949年这位25岁军人随国民政府迁台,一晃眼已子孙满堂年近期颐。吴先生于2001年投书香港《开放杂志》呼吁北京当局温和对待“中华民国”,扮演“太阳”而非“北风”角色;2018年自掏腰包近24万元以“中国统一之路”为题刊登声明于《联合晚报》头版,除指出北京当局如欲统一,需回到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并精心设计统一后的国旗及国歌等建议;2019年再投书力主“中华民国”正统性。吴先生毕生为国效劳、关心两岸发展、执笔针砭毫不讳言,让笔者敬佩! Read more

再凶再有效率 也不该将法治踩在脚下

据报载,近日有数名台湾地区年轻艺人应大陆央视邀请,于10月1日“国庆”特别节目中演唱《我的祖国》歌曲,演出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却对艺人恫吓:“我们是自由民主的国家,有些人他享受我们的自由民主,享受健保资源,身为公众人物,还跑到对岸去唱不适当的歌,国人自有公评。”给了这群尚未登台的艺人一记“政治忠诚度”审查,文化部立即表示,若陆委会认定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文化部会依法核处罚锾。演出后陆委会称“不会任意使用公权力”、文化部也会尊重陆委会决定。笔者感叹,仿佛我们又回到动员戡乱及戒严的年代,可是苏院长现在已经是民国109年啊,这个蔡总统口中又“凶”又有“效率”的团队还在乎法治成绩吗?

苏院长律师出身,走过威权到民主开放,对于“言论自由”的可贵与真谛理应知之最深。言论自由是象征中华民国在台湾地区从“法制”到“法治”的标竿,我国宪法第11条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之自由”,无论言论的内容如何,国家(特别是行政机关)完全没有权力告诉人民唱什么歌是“不适当”。20多年前大法官在释字509号清楚指明:“言论自由为人民之基本权利,国家应给予最大限度之维护”。基此,行政机关对于任何限制言论自由之行为都应戒慎恐惧,除非有明显而立即危险之迫切公共利益,否则均属违宪。其中尤以“事前”恣意的言论审查最要不得,苏院长快人快语的一席话离控制思想言论的独裁国家“一言堂”政府不远了! Read more

〈超国界法小教室〉请为“尊严死”多留一个选项

对历经两次死亡天使敲门、年近80的笔者而言,“生死”一词挑起的大小记忆,其中有笑有泪,更有不少遗憾悔悟。现代医疗技术快速进步,延命医疗却未必能让病人“活着之外也活的尊严”。正因如此,当你我遇上难愈疾病又痛苦不堪时,拥有自主选择何时、以何种模样从容离世的“选项”便更显重要。我国病人自主法制虽已耕耘多年有成,现行制度却仍有诸多限制而使许多病人徘徊于病痛与生死边缘,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笔者急切呼吁,继2000年《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及2019年《病人自主权利法》(下称《病主法》),我国应尽速通过《尊严善终法》,为病人“尊严死”多留一个选项! Read more

一中原则才是活舞台

近日捷克议长率团来访中华民国,更在立法院里发表演说,演说的最后仿效当年美国前总统甘迺迪于1963年访问西德时,为表示对柏林人的支持所言“我是一个柏林人”,因此自称“我是台湾人”。然而,演讲完毕捷克议长也不忘特别强调虽自称台湾人,却不认为违反“一中原则”。另外,上月底所举行的美台经济合作展望线上研讨会,与会的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在演说中强调,美国长久以来的“一中政策”并无改变,美国对台湾的主权问题也不会表示立场,会持续与台湾保持友好的“非官方关系”。

两件事情对于中华民国能见度提升或有帮助,但值得关注的是这两位“客人”都比“主人”来得清楚,一切的交流与前提仍是建构在“一中原则”之下。不是友邦、也无邦交,严格来说依旧是“非官方”的互动与交流。这些交流有总比没有好,“官方”与“非官方”也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交流了什么;做人也是如此,不是吗?但假如执政党借此误认互动的本质而“借机谋独”,以为外国人们的所作所为均是对“台独”背书,不仅是对于自我价值与中华民国国家认同之背叛,更把台湾推向战争的危险边缘,领导人该戒慎恐惧而非醉梦于自我想像的“外交泡泡”之中,甚至把歪脑筋动到在国际上作为代表中华民国子民的“护照”之上。 Read more

中华民国 仅此一家、绝无分号、无须加注!

近日两件事都与“中华民国”有关。其一,外交部去“中华民国化”,在官方脸书轻率明示本月索马利兰台湾代表处揭牌因未有“中华民国”国号而认为少了不必要的赘字、感到“酥胡”;其二,笔者重读去年底清华大学教授杨儒宾所撰《正视国府渡海迁台的日子》一文。

对比之下,两者对于“中华民国”的解读与观感截然不同。在杨教授笔下是一个读书人对于中华民国近代史的忠实陈述并且替看似落难的“中华民国”打抱不平。

杨教授一针见血指出假如没有国府四度迁都,民国38年4月,南京迁广州;10月,广州迁重庆;11月,重庆迁成都,12月7日经行政院会决定从成都渡过大江大海到台北,历经比共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南渡至台北,便没有这部延续自民国35年起制定于南京、象征中国现代化的首部华人宪法;没有宪法便没有“政府组织”与“基本人权”,所有今日习以为常,宛如空气般的民主、自由、法治,将因中华民国之不存,而无以安傅。国府南渡代表中华民国得以永续,否则中华民国早已是历史名词,怎能不铭记在心? Read more

从法制到法治是两岸共同的难题

据报载,本月1日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报《法制日报》创刊届满40周年,为使报纸名称更能体现“中央精神”,就在这天《法制日报》经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司法部同意,并报新闻出版署批准更名为《法治日报》。自1980年1月1日创刊、深具党国色彩的报纸,在庆祝办报40年之际,将“法制”一词由“法治”取代,虽仅只是一字之别,却让30年来几度期望到失望的笔者,愿意再相信一次,毕竟两岸法治若能彼此借镜、互相砥砺,才是全体华人之福,国家之幸。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