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长文:228赔偿日人是转型正义

(2016-02-24 14:19 联合晚报 记者蔡佩芳、许依晨/台北报导)二二八基金会下午将决定针对青山赔偿案是否上诉。政大法律系教授、律师陈长文认为,二二八周年前夕,能否出现第一起外籍受难者家属赔偿个案,将是我国转型正义及法治成熟度的一次检验。

政大法律系教授、律师陈长文表示,二二八周年前夕,能否出现第一起外籍受难者家属赔偿个案,将是我国转型正义及法治成熟度的一次检验。 联合报系资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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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陈长文 失智母就医 子女很煎熬 应思考如何才能走得有尊严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妈妈问说,‘这可以吃啊?’ 她会打麻将(“吃”也是麻将术语),但在这吃饭的时候,居然这样问,明显可以感觉,应该有问题。”知名陈长文回忆起13年前妈妈发病经过。

他说,妈妈87岁时出现了阿兹海默症状,当时家里的东西找不到,妈妈还会怀疑菲佣看护。他陪妈妈去看刘秀枝医师并获确诊,“做了脑断层,医师说,这是明显的症状,已是不可逆转了。”

在陈长文的眼中,妈妈陈林剑吾是位了不起的女性,但晚年却因阿兹海默症而失去记忆,并在90岁时离开人世。忆起已逝去十年的母亲,陈长文仍有无限感慨。

他说,妈妈30岁时带着两个哥哥、一个姐姐跟他四个小孩,最大的12岁,最小的才5岁,随父亲来到台湾。父亲随后又返回大陆打仗,但就没再回来了,死在四川国共最后一场战役。此后在台湾55年,母亲一个人拉拔大所有的孩子,只靠政府发的眷粮、舅舅寄来的钱,撑持下来。陈长文不想用“坚苦卓绝”这种既成的成语去描述母亲,因为“没有文字可以形容妈妈。”

自责工作忙 未能亲自照顾

母亲确诊阿兹海默症后,住在美国的姐姐陈翠珍马上赶回台湾,“整整三年多,都是姐姐挑起照顾重担。”陈长文很自责因律师事务所忙,未能亲自照顾。

妈妈唯一的嗜好就是打麻将,却常打不了一圈,但陪着妈妈玩的家人都会努力给妈妈胡牌。他说,“我比较调皮,一直喂她吃碰,再想办法让她自摸,”她一胡牌,就会很高兴,一高兴眼睛就会亮一下。但到后来,眼睛的亮光也不复见了。

发病晚期母亲不断进出医院,三、四年间,就看着她一天比一天孱弱。陈长文说,妈妈会多疑、会胃口不好,幸而没有走失过。至于是否仍认得家人?陈长文笃定说:“认得”,因为妈妈从不会对他们显露恐惧,“那种表情从未出现过。”

母亲胃口不好 以为是生气

他记得,妈妈失智的早期,还会跟他们一起吃吃喝喝、唱高山青或是些儿歌,但后来母亲都不吃东西。他一度以为是生他的气,以为儿子都不来看她,他为此感到自责。

还有一次母亲抱怨,陈长文不再给她零用钱了。陈长文以为,妈妈都不出门,自然不需要用钱了。但现在想来很后悔,“或许对她来说,钱仍然有心理上的作用,譬如可以给帮佣的人去买东西,我未免太自以为是地诠释妈妈的感觉。”如今陈长文常想,妈妈晚期一再进出医院,过程实在煎熬,如何才能在最后的日子过得舒服、走得有尊严?

做最坏的打算 最好的准备

被问及若是有一天自己也得失智症呢?陈长文说,没有想过,但认为确实应该有所准备。他打算回去跟太太讨论,如果突然发病,人要送到哪里?冷气要调到哪种程度?要不要让儿女照顾?他说,“应该做最坏的打算,但做最好的准备。”

如果他得了失智症,他会交代儿女如何安排照顾他,也会同时提醒他们不要增加心理负担,“你爱你的父亲,但千万不要因此打乱了你们的生活起居。”

想着妈妈,陈长文心里牢记着一首“安养院之歌”:“孩子,现在我常忘了扣釦子、系鞋带;吃饭时,会弄脏衣服;梳头发时,手还会不停的颤抖;不要催促我,给我多一点耐心和温柔;只要有你在一起,就会有很多的温暖涌上心头!”

不能遗忘的故事

 

政府该让人放心变老

失智症所反映最严酷的事实是,台湾没有足够让人信任的安养机构,可以让失智老人进住,以得到妥善照顾。陈长文很不客气地说,卫生暨社会福利部的官员,如果让家里有一个文文 (陈长文的么儿,有智能障碍)这样的孩子,再加上失智的父母,就会知道那个困境究竟是什么?就会知道长期照顾制度要怎么做了。

高龄化与少子化让长照问题更迫切

陈长文曾为孩子外籍看护在台居留期限问题,推动修法,希望延长、甚至不予设限。他说,家里照顾文文的外籍看护,虽然两度延长雇用期限,但眼看期限又要到了。文文现在已经31岁了,但如果他能好好活到51岁、61岁…,一辈子都需要人照顾,“为什么还要每6年或每9年换一个保母?”

台湾没有足够让人信任的安养机构

如果家中出现了一位失智的长者,家人又可以毫无保留地照顾,那是理想状况;他问道,但如果家中无法照顾,要送去一个机构,“请问政府他们可以送去哪里?现在社会上有符合这样需求的机构吗?”陈长文又说,监察院长王建煊曾痛批,很多安养机构都无法通过立案标准,是因为政府订定不合现实的规定。

应建立符合标准与需求的安养制度

陈长文说,我们应建立符合标准、满足需求的安养制度,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他的姊姊那样专职照顾失智母亲,更何况这些“姊姊”们也都会变老。政府应该要建立一个环境,让人可以放心变老,而不是无可奈何的等老。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附设圣若瑟失智老人养护中心王宝英主任建议,最好是让失智长辈待在原本熟悉的生活环境中,由家人亲自照顾,但若必须送长辈至照顾机构时,鼓励家属要与照顾的人员维持密切关系,一起合作。家人若能经常至机构探视长辈,与工作人员共同讨论长辈的问题,一方面能表达对于失智长辈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会在无形中,带给照顾者正向的压力。

2014-03-31╱联合晚报╱第A9版╱焦点╱记者黄国梁/台北报导

(本报与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合作,推出名人谈失智症系列专访,每周一刊出。如想获得更多失智症资讯,或需咨询及协助,可洽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或上网:www.cfad.org.tw)

【2014/03/31 联合晚报 1030331】

解严25年了 政党进步了吗? 政党竞争有余 合作罕见

今年是解严的25周年,这25年来,相信所有人都可以同意,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有了巨大的变化。从一个威权专制的政体,转变为五脏俱全的民主国家。

解除党禁与总统直选,让政党竞争可以替代体制外的抗争。开放报禁,让第四权对政府的监督正常化。蒋经国总统以专制结束专制,让台湾的政体能够和平转型,这是他为人缅怀的地方。

时至今日,台湾在人权保障上已略具雏形,但在政治文化上仍尚嫌不足。民主国家的政党,应是既竞争又合作,不论竞争的目的,是抽象的理念或实际的政治权力,仍以国家利益作最上位的共识。

然而台湾的朝野政党,却是竞争有余,合作罕见,仿佛彼此之间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从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悲情开始,转化为统独的路线之争,几无妥协的空间。

立法与行政僵持

政党对立,在其他民主国家也会出现,但是台湾更恶劣的情况是,现行宪法欠缺解决权力僵局的机制。既无法国的总统主动解散国会权,立法院不同意行政院覆议的门槛也仅为二分之一,远低于美国国会不同意总统否决权的三分之二门槛。换句话说,当行政权与立法权意见不一致时,就会形成国会立的法行政权不愿执行,而行政权想推动的政策又被国会阻挡的四年空转。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民进党执政时坚持组成少数政府,导致立法与行政的僵持不下,而彼此指责对方是施政不顺的原因。

杯葛容易做事难

在国民党完全执政后,我们也很惊讶的发现,在野党仍可以少数瘫痪的方式,使得国会议事陷入空转,阻止执政党的法案通过。这表示台湾的民主,处在一种杯葛容易做事难的状态,有杯葛的诱因,又有杯葛的能力,这就难怪政府的效率不彰了。

多数统治表示著多数负责。反过来说,多数无法统治的不确定性,也就给责任政治带来了互相推诿的空间,这是台湾的民主最大的隐忧。

回首过去25年,我们立下了傲人的民主成就,然而台湾的进步正在停滞之中,相信也是大多数人的共识。

制度改革无关蓝绿

既然每一党都有机会执政,制度的改革就无关蓝绿。今天的我们享受着前人的恩泽,而我们现在要留下什么给25年后的台湾人民呢?

2012-07-11╱联合晚报╱第A4版╱解严25周年政党政治篇╱陈长文(法学教授/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