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引】【专访】看重“宪政”,两岸才能发展“良制”

身为马英九总统施政的重要建言者,“第十二届华人企业领袖远见高峰会”上,理律事务所所长暨合伙人陈长文获颁终身成就奖。

趋势讲座1〉理律事务所所长暨合伙人陈长文:看重“宪政”,两岸才能发展“良制”

作者:邱莉燕 │ 摄影:张智杰
出处: 《远见杂志》特刊〈预见2015未来大趋势〉

     1949年国共内战后,陈长文随父亲与家人辗转来台。但身为职业军人的父亲又因任务在身,必须返回中国大陆投入战争,最后不幸和家人天人永隔。

     因历史因素、成长背景,曾担任过海基会祕书长的陈长文,对两岸事务的复杂和纠葛,充满无限感慨。 Read more

【索引】与总统座谈:世界改变比想像快领导人须有定见

别开生面的“与马总统观点交流”,在主持人、理律法律事务所所长陈长文开场后,马英九总统与嘉新水泥董事长张安平、梦想学校创办人王文华,以及《远见》杂志创办人王力行,一问一答,并现场回应,令现场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台下掌声不断。

作者:远见编辑部整理 │ 摄影:林育纬
出处:《远见杂志》特刊2012峰会专刊

总统与三位来宾的对谈,针对促进青年就业、扶植文创产业、政策与民意的角力,以及发展两岸关系交换意见。 Read more

国家领导人如何在民意与政策间找到平衡点?

国家领导人如何在民意与政策间找到平衡点?

与马总统观点交流:青年就业.软实力.政策与民意落差

《11月6日 第10届华人企业领袖峰会》
主持∕理律法律事务所所长暨合伙人 陈长文
交流∕嘉新水泥董事长 张安平
交流∕梦想学校创办人 王文华
交流∕《远见》杂志创办人 王力行

别开生面的“与马总统观点交流”,丰富了峰会的内容,与国家领导人的即时问答,也展现出台湾的自由开放,与会的百多位大陆嘉宾无不耳目一新。

在主持人、理律法律事务所所长陈长文开场后,马英九总统与嘉新水泥董事长张安平、梦想学校创办人王文华,以及远见杂志创办人王力行,一问一答,并现场回应,令现场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张安平问道,世界经济有可能面临二战过后最糟的状况,对年轻人冲击很大,被称为“苦瓜族”,如何可以让年轻人看到有希望的未来?马英九回答,解决年轻人的高失业率,必须有扎根的方案,一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台湾扮演关键元件和精密设备的大国,不易被取代,企业所得可因此增加,可缓解苦瓜族困境。其次是年轻人学非所用,但产业却是缺工,必须要在较早阶段推动建教合作,而年轻人在心态上也要有所调整。“我每天都在思考如何改善,”马英九说。

王文华接着询问马总统,鉴于“台湾之光”大多出自文创及体育的领域,与台湾一向以制造见长的硬实力有所不同,“请问总统,台湾应该如何行销软实力?”马英九立刻回应,为发展文创产业,文化部一成立,国发基金便提供100亿元资金年轻人创业。不过,马英九也强调,尽管台湾的文创能量充沛,但是如何把发明的东西变成商品,学问很大。

台上唯一女性、王力行则提出政策与民意之间常有落差,马总统是否会因民意而无法做出长远的决策?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马英九现场回复指出,这个困扰从他当台北市长就已开始,其实,民意调查不一定能完全反映政策的施行好坏,然而要当leader抑或follower,领导人必须有定见。

以今年度的电价调涨为例,第二次调涨时,立法委员说不行,而行政院同意缓涨,不过,长远来看,电价的调涨不应该由民意决定,于是现行政策便改为浮动电价,由市场机制决定,3个月检讨一次。媒体可随时算得出来,公开透明,这便是可长可久的政策。“虽千万人,吾往矣。”马英九以孟子的一句话自勉,显示国家领导人如何在面对民意及政策的两端找到平衡点。

最后,陈长文提出大陆即将选出新的执政班底,并询问马英九两岸领导人是否有互访的可能性?马英九以一句“互访,也不是不可能,”似乎留下弹性空间。但他话锋一转表示,互访必须先克服到访身分的问题,身为中华民国总统,他不可能以别的身分到访大陆。而目前两岸最重要的是深化交流,互访并不迫切。

转载自远见:http://www.gvm.com.tw/event/2012summit/news01_2_2.html

【2012/11/06  远见 1011106】

【与总统座谈】催生马胡会,做亚太经贸枢纽与教育中心

与马总统观点交流:

催生马胡会,做亚太经贸枢纽与教育中心

作者:王思涵/整理
出处:远见杂志  特刊2010华人峰会专刊

主持人︰中华民国红十字总会会长/法学教授 陈长文

     与谈人︰中华民国总统 马英九

     智融集团董事长 施振荣

     纽约大学理工分校校监/前校长 张钟濬

     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辑 林任君

     连续三年参加华人企业领袖高峰会的马英九总统,担任特邀贵宾进行开幕或闭幕致词,已经成为此一盛会的传统。

     今年的峰会,在这项传统之外增加了一项创举,让马总统与各界特邀贵宾一起坐下来,即席问答,和各界人士交流意见。

     主持人是中华民国红十字总会会长/法学教授陈长文,与谈人则有三位华人领袖,智融集团董事长施振荣、纽约大学理工分校校监/前校长张钟濬,以及《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

     身为马英九民间好友的陈长文,一边主持,也一边提出大胆的建议,希望未来两年的峰会场合里,马总统能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公开见面晤谈。

马英九虽然没正面回应这个建议,但是,“马胡会”的倡议仍引发不小波澜,第二天各大媒体均以焦点新闻大篇幅报导。以下是观点交流的精华摘要:

法治纳入ECFA,建议马胡会

     〈主持人〉陈长文:今天在这里,我的感触很多,应该是高兴远超过其他的感觉。

     高希均刚才提到,从2008年到2010年,总统每一次都应邀,这也是我们的荣幸,同时也说希望这个传统,才三年就叫作传统(笑),希望能持续下去。

     我甚至觉得高希均、王力行以及我们大家,2011年如果可以有这个愿景,马先生、胡先生(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能在台北、上海或北京(会面),如果不是2011年的话,2012年也可以。如果2012年因为政治经济等等因素不允许,各位确保一件事情,让马总统继续2012年之后来担任这个责任引导大家,这是我的建议。

     两岸签了ECFA之后,我们谈让利,也就是经济能够相互辅助,彼此提升。中国大陆各省、各个书记来,每次都是几十亿的采购,我们非常高兴,我也很高兴。

 但是不要忘了,除了法治之外,我希望总统可以考虑在ECFA的议题里头,责成陆委会一定要把两岸法治的交流,特别是廉能的政府跟企业的诚信,列做一个议题。我今天为了这件事情特别写了一篇文章,希望总统能够参考。 马英九答(以下简称答):因为你的问题是临时提出来的,我只能说,我会慎重考虑(台下一片笑声与掌声)。

合作中日美东协,目标六国论

     〈与谈人一〉林任君问:ECFA生效之后,台湾其他的贸易协议签署进展如何?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台湾对与新加坡洽谈的经济合作协议有什么期待?

     第二个问题是,ECFA将创造两岸经济新商机,但是也将导致台湾的经济结构产生变化。请问马总统,政府要如何确保这些改变将让全民受惠?

     答:跟大陆签ECFA,是6月19日。8月5日就跟新加坡发表联合新闻稿,双方要来探讨签订两个台新经济合作协议,现在已经在进行。

     我们主要的贸易对象,第一是中国大陆,第二是日本,第三则是美国。如果以国家集团来说,东协当然很重要,这些国家都是我们连系的对象。

     跟美国签FTA的机会不大,因为国会的授权还没有恢复,比较可能的是在现有贸易投资协议TIFA架构下进行协商,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开始。

  跟日本也在联系当中,不一定是所谓的经济合作,或者是贸易协定,还有其他个别的项目在谈。

     最重要的是,签订ECFA之后,台湾在整个东亚或世界经济版图的地位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很多国家看到大陆愿意跟台湾改善关系,他们也觉得他们为什么不可以呢?因此这方面来跟我们接触的国家愈来愈多。

     我再强调一点,我们不是要跟每一个国家都签自由贸易协定。经济跟台湾有互补关系的,签了才会有实际的效果。

      我们现在的目标,三年前就已经订出了“六国论”(创新强国、文化兴国、环保救国、宪政顾国、福利安国、和平护国),第一个就是把台湾打造成全球创新中心。创新不限于任何一种产业,工业、农业与服务业都可以。

     同时,产业结构也必须要改变。金融海啸带给我们很大的教训,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产业几乎都集中在ICT(资讯跟通讯科技),未来势必要有所分散。

大学自主,弹薪计画引人才

     〈与谈人二〉张钟濬问:我个人认为,在ECFA以后,台湾很有希望变成亚太地区优质的高等教育中心。但是要达到这个理想,台湾在制度跟人力资源上,都有可以进步的空间。

  现在台湾的大学教授还是公务员制,大学校长直接向教育部长报告,中间没有一个理事会或董事会的组织,使得大学操作比较没有弹性,在预算与招生都有这种现象。

     请教马总统,韩国与日本在这方面做了改良,台湾在制度上是不是有些打算?

     答:2010年8月开始,台湾有个“弹薪计画”,换句话说,将来会有1200位教授,他们表现好的话,薪水就可以给到很高。

     这是为了因应全球挑战,不论是香港、大陆和新加坡,都在抢我们的教授,我们感到压力很大。

     第二个,教育部已经开始建立大学自主自理的计画,将来大学会设有自主自理委员会,就像刚刚讲的,国外大学有董事会的机构,所以校内的自治事项能够有大的决定权。

     第三个,五年500亿的计画现在还维持传统,一年100亿,让大学能够请世界级的名师到台湾来。目前为止,我们现在大概请了600多位,其中有86位属于诺贝尔级。

     我们一步步往这个方向走。但是我们开始得太晚,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研究与教学齐下,推双联学位 除研究外,教学也非常地重要。少子化的结果使得学生变少了,所以教育部积极推动把校园国际化,看哪些大学能够提供全英语的课程,然后向东南亚招生。

     最近刚好有十几个大学到东南亚去考察,在那边设分校或招学生来台湾,而东南亚许多国家表现了高度的兴趣,包括非英语系的邦交国都很有兴趣。也有一些邦交国的学生来台湾,愿意学中文,再用中文学习,这也很有趣,因为他们觉得中文很重要。

     最近刚来访问的所罗门群岛农业跟畜牧部长,就是屏东科技大学的高材生。也有从布基纳法索来的学生,在铭传大学两年,可以上台做脱口秀,学习能力很强。

     现在教育部也在推“双联学位”,若是外国学校到台湾来设分校,制度上有点难,但是可以先从双联学位开始,台大跟北大两边正在进行安排。

     2010年8月,非常感谢在场的立法院王金平院长,立法院通过开放与承认大陆学历,并让大陆学生到台湾来念书,这是我个人五、六年来的一个理想。

     我很欣慰,我们上任前,外国学生占本地学生的比例大概是1.3%,现在已增加到1.5%,预计很快会超过2%。尤其签了ECFA之后,更多人对台湾有兴趣,想来台湾受教。

〈与谈人三〉施振荣问:未来华人如何对全世界的经济做更进一步的贡献?台湾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在ECFA之后,总统不断提出黄金十年,这黄金十年跟整个华人经济体的关系是什么?

     答: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组成新政府后原来的构想,一个是做全球创新中心,一个是亚太经贸枢纽,再来是台商的全球总部跟外商的区域总部。

     现在这些构想基础都打下去了,有产业创新条例,奖励绿能、生技,还有绿建筑、电动车。但更重要的是调整产业结构,我们从劳力密集变为技术与知识密集,那是非走不可的路。

     但是因为高科技产生的就业机会是比较有限的,台湾76%的就业机会,是由占企业总数98%的中小企业提供,如果没有注重这边的话,往往财富累积很多,却没办法让所有人分享。

      未来怎样拉近贫富差距、增加就业机会,就是政府非常重要的目标,这跟产业结构绝对有关系。

     我推动12年国教的政见,再往上发展,就是要让高职免费。

     这对台湾的传统产业很重要,这也是提供就业机会最多的产业。往后十年,成长一定要有高就业成长的发展,才能让财富为全国人民所分享。

    陆客来台湾,对台湾的经济贡献是愈来愈明显。2009年来了100万,2010年到9月底已经超过120万。

     不光是他们来这边消费,更重要的是促进观光产业,包括餐饮、旅游、观光与百货,投资金额初步估计,从2009年到2011年,大概会有1200亿,全部花在台湾,由各行各业一同来分享,不是集中在某一个行业。

     多少年来,出国人数远远超过来台观光的人数,现在有机会愈拉愈近,2010年来台观光的有机会到500万,已经跟我们出国的800万,又拉近差不多200万的数字。将来有一天,或许会出现“黄金交叉”(笑)。

索引【专访】建议新政府 陈长文:第一优先 落实法治

建议新政府3 理律法律事务所执行合伙人陈长文:第一优先 落实法治

作者:杨玛利、游常山、黄汉华
出处:2008年5月号《远见杂志》 第263期 

(全文未完)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14135.html

     如果我是马英九,我在520就职后第一天,我会邀请五院院长一起来谈,如何真正在台湾落实法治?

     马英九当过研考会主委,了解研究考核机制,他可以责成一个法制改革专案小组,每一年、或是每半年检讨进度,带头落实法治,问题就迎刃而解。

     制度既然制定出来,国家元首又能风行草偃带头做,制度的动能就会推动起来,像个火车一样,会一路很顺畅地走。

     从历史来看,今天第二个法律人总统选出来了。马英九这个法律人总统,和前一任法律人总统有什么不一样?

     马总统任内如果人民给他八年执政,那么对我来说,如果他只有一个议程,就是司法改革。考了100分就是100分,0分就是0分,如果他能把20%时间摆在法治改革,就能够成功。

     但是如果他这部分不及格,其他部分100分,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不及格的总统。我对马英九总统的期许,只有落实法治这个唯一的议题。

民主要运作,法治要先行

     为什么?因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迫切吗?如果没有法治,民主是没有办法真正运行的。

     法治是什么?我们对法律的整体认识常遭到扭曲。法律的功能,是按照法来做,有次序、法律规范、有强制力,台湾的法制是粗具规模,不能说不好,问题是有法律在那边,却没有被遵守,我们政府居高位不遵守,下面就会有样学样。

     过去台湾法学教育体系出来的学生、任教的法学教授、执法的法官和检察官,那个脑袋,从某种角度来讲,说得好听一点,是法匠,也就是法律怎么讲,他怎么做,这样也已经很不错了。说得不好听,就是比法匠还恶劣,就是在法里头,弄法。

(全文未完)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14135.html

【专访】被企业忽略的风险 2.不能再用“以前都这么做”做借口

被企业忽略的风险1.不重法务,当心赚不够赔

近期来,经济犯罪案件频传,透露出企业过于轻忽法律风险,在全球化的今天,企业主面对的已是一个在法律规范前提下的商业竞争社会,善用法律才能更上层楼。(作者:范荣靖远见杂志 2007年8月 第254期)

又一起企业涉嫌内线交易弊案爆发!

7月5日,最高检察署特侦组大规模搜索全球最大高尔夫球杆头代工厂复盛工业,更传讯部分董监事、大股东、经理人等23人到案。检方掌握证据显示,美商私募基金橡树资本公开发布收购复盛全部股权消息之前,已有知情人士在巿场低价买进复盛股票,涉嫌内线交易。

稍早之前,6月中旬,东森集团总裁王令麟也被检调认为涉嫌违反证交法、银行法、侵占、背信及政府采购法等规定,被收押禁见。这不是个案。从去年中信金控购买结构债插旗兆丰金控,涉嫌背信开始,至今,国内已有多家大型上巿公司经营阶层的行为违反相关法令,遭到检方搜索、起诉的案例。

中小型上巿柜公司也好不到哪去。这两年,光中部地区已陆续发生永兆、太莱、如兴、金雨、捷力等公司涉嫌违反证交法,遭到检调人员大举调查。

轻法律,源自传统只强调礼教

近年来,国内公开发行公司违反证券交易法件数,屡创新高。从2002年的34件成长到去年75件,其中2005年犯罪金额更高达737.7亿。经济犯罪居高不下,“尤其违反证交法的案子,如内线交易、炒作股价等,更是不断成长,”法务部调查局经济犯罪防治中心主任李锚也感受到这股不寻常。此刻,企业违法案件频传,透露出一个重要讯息,“企业过于轻忽法律风险了,”东吴大学法律系副教授谢易宏点出。

在国外,执行长洽谈重大业务,一定带着两个人,一位是财务长、另一位就是法务长。但国内企业主却“未将法律列为商业判断不可或缺的一环,”理律法律事务所执行合伙人兼执行长陈长文说,多数海峡两岸的EMBA∕MBA教学也忽略法律课程。

轻忽,起因于中国自古以来强调礼教,而不是法律。尽管进入21世纪的今天,已是法律人执政,但政府机构、单位,似乎仍然不重法律。上行下效,企业自然跟着忽略,“在台湾,人际关系远比法律更加重要,”一位企业界人士直言。

罚责轻,让企业主更加不在意

罚责跟不上时代变化也是原因。以内线交易为例,在2004年以前,最高判刑2年;之后,才提高到3年以上、10年以下、得并科1000万到2亿元罚金。罚责不重外,国内企业主也不太在乎。因为就算做出错误的商业判断,遭受损失,股东也鲜少提出告诉,致使企业主多半不以为意。也因此,台湾近50~60年来,工商业愈来愈发达,但是企业主却常把企业法务或律师顾问的意见,视为传达不祥的噩耗。

很多企业主至今仍然不知,不同阶段适用法律不同,例如公司公开发行之后,除了公司,也受到证交法规范。“无知,是企业主最常见的情形,”一位法律学者不客气批评。连带地,企业内部法务地位也不高。“法务部门在大多数公司仍停留在技术阶段,无法进入决策核心层级,”交通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长刘尚志观察。

甚至,有些法务长不仅没有尽到本份,还跟着执行长一起涉案。今年2月中旬,中信金控插旗兆丰金控一案侦结,法务长邓彦敦涉嫌违反证交银行法,遭到检方求刑18年,并科罚金1亿3000万元。中小企业不设法务部门更是常态。台中地检署检察官王捷拓透露,他侦办的20多件内线交易和不当操作股价公司,没有一家设有法务部门,甚至一名法务专员都没聘请。

郭台铭:跨国经营要重法务

在大环境没有正确认知前,企业重视法律风险,必须倚靠企业主的远见。
鸿海是最著名的例子。21年前,前鸿海法务长、现为威刚科技营运长的周延鹏,应征鸿海法务部第一号员工时,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告诉他,“想要成为跨国企业,长久经营,法务非常重要。”如今,他已离开鸿海多年,但法务部门始终维持300多位,规模与国内法律事务所相比,仅次于理律,排名第二。

台湾中小企业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五年前,专攻DVD芯片的普诚科技董事长姜长安延揽鸿海集团旗下,后来更名鸿准电子的华升董事长刘扬伟出任普诚总经理一职。隔年,刘扬伟仿效鸿海作法,成立法务部门;如今,法务部门的成员从1人成长到6人,普诚的专利数也从10多个增加到接近100个。

“法务是公司最后一道防线,”普诚科技法务长汤仁宏分析,购买来自大陆的专利权,一定要求卖方保证专利没有问题,就算出了问题,也是由卖方负责赔偿;同时,为了避免其他部门签订合约产生疏忽,每项合约必须会过法务部门才行。

被罚过,才知道法务有多重要

只是,绝大多数企业重视法律风险,“常是受到教训,才开始痛定思痛,”国际通商法律事务所合伙律师卢柏岑观察。联发科对此感受很深。2003年6月,联发科与美商亿世公司(ESS)就DVD轫体著作权诉讼案达成和解,联发科给付亿世4500万美元取得授权外,未来两年根据DVD播放机芯片组的出货量,也要支付权利金,总计付出9000万美元的权利金,代价不小。为此,联发科深刻体认到,竞争除了技术,还有专利,法务部门和研发单位同等重要,从2003年下半年起,扩充法务部门。

未上巿股王LCD控制芯片大厂晨星半导体也有切身之痛。

2004年,美商捷尼半导体(GENESIS)控告晨星侵权;2005年6月下旬,瑞昱半导体又无预警对晨星名下资产,进行总计15亿元新台币的假扣押动作,使得资本额不到4亿元的晨星,差点招架不住。四个多月后,晨星股东会上,董事长梁公伟说,这些日子以来,与捷尼、瑞昱的诉讼案,让晨星学到许多经验。为了加强法务部门阵容,还从理律法律事务所新竹分公司挖角律师林美惠出任晨星法务长一职。也难怪,交通大学刘尚志在教学时,每当同学问他,到园区哪家企业工作比较好时,他总说,“最好选那种曾经被人告过的公司,企业主才会深刻体会法律重要。”

不思改,公司声誉伤害更大

无论是领导人具有远见,或是受到教训才看重法律风险,只要肯做,都为时不晚。最怕的是,触法后仍不反省,不把法律风险当一回事。三年前,国内一家上柜公司没有请教律师意见,也没仔细阅读合约内容,便终止一家欧州厂商的代理权。

对此,欧州厂商一状告上法院。但这位企业主却没察觉到事态严重,因为契约准据法与管辖法院都在国外,代表诉讼过程全得依据外国法律审判,情势对他非常不利。他完全不以为意,甚至为了省钱,也没认真找到适合律师,终致败诉。

更严重的是,他漫不经心的态度,惹恼了法院。外国法院在判决文写明,这家公司在上诉之前,必须先将赔偿金新台币7亿5000万元拿出来才行,足见法院对这位企业主极不信任。没想到,这位企业主却说,如果要赔钱,他会自己掏腰包赔偿。目前,这件官司已由外国法院交由台湾法院正在审理当中。

“这位企业主的说法,听起来似乎有理,但问题是,造成公司商誉的损失,谁来负责?”理律陈长文反问。的确,法律风险之后,“伴随而来的声誉风险,对企业形象伤害更大,”一向给人温文儒雅印象的东吴大学谢易宏副教授,罕见地提高语气强调。

避纠纷,就从契约条款开始

其实,重视法律风险的最终目的,倒不是事情发生之后,如何解决,而是在于“如何事先防范,”众达国际法律事务所台北分所主持律师黄日灿点出。例如,企业每份契约签订之前,事先经过法务审核,法务便会针对准据法、管辖法院、保密条款、仲裁条款等,进行确认,即使未来不幸发生损失,也会降到最低程度。

这点,国内一家上巿营造公司合约管理室主任蓝秉强深有同感。毕业于台大土木系、东吴法律研究所的他说,这个单位在三年前成立,目的便是为了减少合约纠纷;另外,他也教育工程师遇到突发事故,必须先通知业主,也要将过程记录下来,以免将来产生争议。

同样地,国内车灯龙头大厂帝宝工业也由一位法务负责审核合约,同时帮公司同仁进行教育训练。另外,对于1万2000多种车灯产品,现也开始招募专利工程师处理。合约订得好可以避免事后纷争。十多年前,众达黄日灿的一位客户出资,准备和另一间拥有很好技术的公司合作。为了避免以后产生冲突,在合约中,特别载明,决策必须两人同意才算。这个动作果然使得这两间公司至今合作愉快。黄日灿回想,如果当时没有加注这个条款,日后势必争执不休。

控风险,将法律评估纳入流程

更进一步,在制度上,企业决策过程最好建立标准作业流程,其中一个步骤就是咨询法律部门意见。“法务参与决策时间愈早愈好,”众达黄日灿补充。在作法上,最理想的状态是,包括内部、外部法务提供的适当、适格法律意见。

十多年前,裕隆汽车董事长吴舜文为了布局海外巿场,但不了解各国相关规定,请来黄日灿协助处理裕隆的法律事务。这些年来,裕隆内部法务,搭配众达外部法务,两者相辅相成。黄日灿解释,例行问题,内部法务解决即可;遇有重大议题则由内部法务配合外部法务负责。因为,各国法律规定变化很快,分工合作才能更有效率。

经过这一道审慎程序,尽管决策可能还是具法律风险,如果风险不大,为了抢占商机,而商机利润又大于法律风险损失,大可放手去做。“理性分析后的风险,总比蒙着眼睛去做的风险低,”众达法律事务所资深顾问陈泰明比喻。

充分了解法律风险,也使企业平日营运得以因应。

以露天拍卖网站为例,由于法令规范网站不能卖酒、香菸,便在设计程式时,自动侦测,将菸酒商品下架,“省掉许多麻烦,”当过检察官,拥有律师资格,现为露天拍卖网站营运站叶奇鑫表示。

善用法,防诉讼更巩固市场

不仅如此,企业也可将法律视为武器,主动出击。

以鸿海为例,内部建置了一套智慧资本管理分析系统,除了记录鸿海专利之外,也分析国内外相关事件资料。因此,只要有人侵犯鸿海专利,鸿海可以马上发动攻击,“所有的诉讼,都是为了抢市场,”周延鹏说。

不只鸿海,有愈来愈多企业懂得运用这项工具,尤其是科技业。捷升法律事务所律师张有捷分析,现代专利战的样态是,起初知道对方侵权先不理它,等到成本都花了,产品快要上巿,才去告对方,要求更高权利金。

更重要的是,“法务部门最好是直属执行长,才能确保独立性,敢提供建言,”理律陈长文提醒。重视法务之外,企业主更需以身作则才行。国际通商卢柏岑点出,若企业主有问题,对公司信誉影响更大。

现在,为了带给企业主正确观念,政府举办相关座谈会。5月3日、15日,金管会便举办了两场“企业内线交易防范暨法律遵循座谈会”,反应热烈。

此外,证券暨期货交易基金会也从去年起,开设相关课程,例如“内线交易之防制及案例研讨实务研习班”“最新公司法及企业并购法实务研习班 ”等。

努力终于有了回应。证基会董事长丁克华表示,每次开课,回响都很热烈。

龙邦开发董事长朱炳昱在参加完研讨会后,也准备筹设法务部门。他说,以前法务都是由财务兼任,但如今法务部门必须独立设置。这是一条必须走的路。“了解法律、善用法务专业人才,企业经营才能更上层楼,迈向世界一流企业,”陈长文深深期许。

 

被企业忽略的风险 2.〉专家观点 – 陈长文:不能再用“以前都这么做”做借口

平日,一提起陈长文,总会联想到他是华人第一大的理律法律事务所执行合伙人兼执行长的身分,但鲜为人知的是,他研究财经法律与企业经营课题多年,也不遗余力推广这个课题的重要性。至今,他和理律的同事们已到过台湾与大陆各大知名学府,从台大、政大、交大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讲授相关课程。到底企业界该如何重新认识法律,陈长文提出他的见解。

成吉思汗的《雅萨法典》记载:“传回不祥情报者斩。”一些倒楣的蒙古探子,传回噩耗同时,也陪上性命。 许多企业主也常把企业法务或律师顾问的咨询意见,视为专门传达噩耗的讨厌探子,因而不晓得、不会、或更糟糕地不愿意去征询称职的专业法律分析,一概地把这些法律资讯加以摒除。

但不同的是,成吉思汗统率骠悍的游牧军队,不适用现代法律紧致规范的商业与社会环境;相反地,在现代社会里,一个不谨慎的触法决定,不仅造成企业重大损失,严重者将使企业倒闭,甚至企业主个人更受到民、刑事的追诉。换言之,企业主面对的已是一个在法律规范前提下的商业竞争社会。进行竞争之前,必须先通过法律这个门槛。

提升法务地位,放眼跨国经营

法律对企业的重要性,已经不亚于生产、行销、人事、财务、研发或资讯管理等六大面向,是企业主做出稳健商业判断的必修课题。况且,这六大面向也都包含各自法律。

企业跨国经营还得注意超国界的法律,它包括了相关外国实体法律和争端解决法规,以及涉及劳工、环保、竞争、证券、对外投资、并购、智慧财产权等的国际公约。今天,进入21世纪,已是法律人执政。但从政府治理角度来看,政府机构、单位,重不重视法律呢?答案值得商榷。上行下效,政府若是重视,企业自然也就不会忽略。偏偏,实情不是如此。我发现,海峡两岸上巿公司董事席次里少有法务长,便是企业不重视法律的明例。通常,重视法律风险的企业,在做商业决策时,多会经过一定程序,集思广益之下,犯错机率较低。

在制度上,这些企业决策过程会建立标准作业流程,其中法律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而这个法律意见也必须是适格、适当的。这些企业尊重法务,一定先行了解国内外法令规范为何,然后咨询外部法务看法。因为尊重,法务做起事来更加兢兢业业。

维护股东权益,没有奢侈借口

企业主必须体认到,时代已经不同了。今天,公开发行公司的资金来自社会大众,任何决策必须对股东负责,不能轻忽法务的重要。常见到媒体报导大型企业在外国受诉后,以上亿美元和解的案例,或因为海洋污染,被外国政府处罚千万元美元者,在在显示不重视法务而致股东权益受到损害的例子。

当然,如果股东愿意站出来,对于企业的错误商业判断提出告诉,也会对改变企业主的错误认识产生纠正的影响。企业主已经没有奢侈的余地,不能用“以前都是这么做”为借口,来代表现在就可以这么做。

如果法律不合时宜,在现有的规定下,法务长应该仔细分析何者可做、何者不能做?如果做了,又将承担怎样的结果?然后咨询外部法务意见,尽可能讨论到每个环节,使得企业主做出最适当的商业判断。在作法上,法务又可分为内部法务、外部法务(国内外称职的法律事务所)。每家企业都会根据自身需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法律不能赚钱,但能避免赔钱

如果企业规模不大,不需成立法务部门,至少得录用国内口碑很好的法学院毕业学生担任法务专员。其次,企业规模大到一定程度,要有一个独立的法务部门,直属执行长。如果不是直属执行长,而是归其他单位管理,法务便不敢直言,更不用提对所属部门的决策客观评估了,法务功能便难以充分发挥了。其三,执行长必须全力支持法务人员,给予资源,也应保持开放的心,听得进法务的建言。

另一方面,内部法务也必须对外,不只国内,还包括国外,找到最佳的律师事务所,以备不时之需。最理想的状态是,一个企业既有内部法务,也有外部法务。平常例行问题,交由内部法务解决;有些棘手的问题则由内部法务配合外部法务负责。原因在于,法律规定瞬息万变,没有人可以懂得全部,只有分工处理才能因应。

或许,法律无法直接产生利润,但换个角度来看,重视法律使得公司避免损失,等于也帮公司赚了钱,千万不要自认是万能或为了省小钱,而导致最后花大钱赔偿,造成投资大众的损失,甚至执行长等人的个人责任。

范荣靖整理 远见杂志 2007年8月 第254期

【2007/08/01  远见杂志8月号】

折损马英九,折伤廉能政治的愿景 善不敌恶的宿命?

作者:陈长文 │ 摄影:远见资料
出处:2006年12月号《远见杂志》 第246期

  这些年来,有感于法律人治国下种种荒腔走板的表现,笔者以《法律人,你为什么不争气》为题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只邀了马英九写评序,一则是由于马英九是政坛上少数让我欣赏的法律人,二是笔者对马英九有诸多期待,希望书中观点可以供他参考。然而,就在书本付梓的同一天,媒体披露马英九的幕僚以不实发票核销特支费,一时之间,笔者陷入挣扎与长考。

     对于法律人不争气的表现,笔者常常撰文点名批判,也在批判的同时指出我认为一个有格调的法律人,该以什么标准自我要求。所以,在国务机要费一案中,当陈总统还没被起诉前,笔者就坚决主张陈总统必须辞去总统一职,因为政治责任不同于法律责任,一个失去公信的元首,也将丧失执行政务的能力与资格。换言之,辞职的标准不在于三审定谳与否,在于人民对总统的信任所存几许。

不争气的法律人又多一个?

     相对于马英九,除了他的军购立场笔者不能认同,并曾撰文批判之外,就笔者的长期观察,我有十足的信心:马英九绝对是位可以让人极为肯定的法律政治人。然而,当看到电视上台北市长的特支费爆发争议,笔者开始困惑,该不该因为这件事,也把马英九列入“不争气的法律人”名单之中?

 对于许多过去长久以来信任肯定马英九的人而言,其困惑的程度,必然也不亚于我吧!但从乐观的角度来看,如果这样的困惑,能让我们从新思考对所有政治人物的检验标准,也未尝不是好事。

     首先,每一个人的判断,包括笔者在内,无可避免会掺杂一些主观的因素。于是当我要把马英九做为评论对象时,如果评论的是单纯的“事”,我自信自己的客观不致有太大的问题,但若要触及人格的评价,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办法完全保持客观,甚至我若勉强自己保持客观,那势必会流为一种“伪客观”,毕竟,我和马英九略有私交,对他有许多近距离的观察机会,我很难不把这些近距离观察的“主观经验”融入我对他的评价。

政治人物本就该“不够朋友”

     如果容许我把这样的主观经验带入评价之中,我可以很笃定地告诉大家,马英九或许会因疏忽、判断失当、监督不周而犯错,但绝不是个公器私用、贪赃枉法之徒。

     我的“主观”之所以如此根深柢固,涉及许多私人的观察经验。马英九的“朋友”,经常向我抱怨他是一个“恩怨不明”的人。既不记仇,也不记恩。甚至,一般基于人之常情想帮他一些忙时,他会本能地摆出“防卫姿态”,似乎深怕你帮了他,会在日后向他索求回报。

实则我很清楚,马英九之所以对受惠一事处处防卫,导源于他对公私分际的坚持,他认为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权力,属于公众而不属于他,他没有资格加以滥用,去造福他的朋友,或用来报复他的对手。

     “马英九真的很不够朋友!”相信马英九的朋友都曾经这么埋怨过他。

     但是话说回来,真正的朋友反而会包容马英九,为他守过了头的公私分际暗自喝采。相对于台湾政坛,马英九的清廉自持,使他如鹤立鸡群般的耀眼醒目。君不见当今政坛之中,多少政治人物把权力当作牟利工具,把手上属于人民的资源,当成酬庸盟友的筹码,然后,从盟友的手上,取回对价报偿。于是,人民的公益,在交换中私化为政客的私益,如此公私不分,正是台湾政治颓圮败坏的根源。

     但由于现今社会大众用以检验马英九的,往往只能以媒体揭露的部分资讯为准为据,在这样的现况下,身为公民的一分子,我就不能只从主观经验出发,论述个人观感,来为马英九的清廉背书,我必须试着排除个人主观情感来检视马英九。而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马英九该不该为特支费一案,辞去市长与中国国民党主席二职,乃至于暂时或永远地退出政坛?

近来舆论有一些对于“制度杀人”问题的讨论,认为特支费的设计,有陷人于罪的陷阱与盲点,若全面追究,6000多位领有特支费的机关首长,可能都经不起检验。这当然是一个值得检讨的制度问题,虽有人认为这是卸责的借口,但即便不从制度结构析论,纯粹就马英九特支费案与陈总统国务机要费案相对此解析,笔者有如下的看法。

技术性过失vs.本质性故意

     就目前媒体所揭露的资讯以观,马英九的特支费的问题至少到目前看起来尚是“技术性的过失”,在须检据的部分,市长室祕书以大额假发票替代小额的真实发票报帐核销,对此马英九的责任主要在于监督不周,由于并无事证显示马英九授意蒐集假发票,故从动机因素论,马英九犯的错属于“过失”层次。但过失仍不能做为卸责的理由,惟关键在于对于这样的“过失责任”,其应以何种强度负责?道歉认错、惩处失职,这些行政责任的承担表现足不足够?还是要用更高的政治责任标准,要求马英九辞市长、辞国民党主席,甚至退出政坛?这个问题,我姑且不做回答。我的答案是一个“比较性”的答案,亦即,要对比陈总统及其夫人、亲信所涉及的诸多案件的性质。

 在国务机要费等案中,就已揭露的案情来看,很明显的,假发票的蒐集,是陈总统所授意主导并唆使伪证的。其不当属性已非技术性的过失,而是“本质性的故意”。而这种本质性的故意,又不断地透过一个接着一个、相继被拆穿的谎言试图掩盖,使得其所建构的“贪污”外观,已至为明显,这也是导致陈总统支持度在10%~20%的区间徘徊的原因。反观马英九仍有高达过半相信其清白的民调数字,即不难看出,二者属性本质上的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在国务机要费起诉书公布之前,我即认为陈总统应负政治责任辞职下台,或至少放手让民进党的国会议员通过罢免及弹劾提案,由人民公决或宪法法院决其去留的缘故。

     换言之,在检察官起诉之前,我对马英九要否辞职,持保留态度,我不认为马英九的责任强度和陈总统一样。

社会公信,是政治人物的命脉

     但这是在检察官起诉之前的判断,不仅是基于我对马英九清廉的主观信心,就法言法,我也不认为检察官有足够的法律理由起诉马英九(这部分的法律分析,请参考拙文〈当法律整到政治模范生〉,刊于《联合报》,2006.11.20)。但我的法律判断与主观信心终究不等于检察官的心证。倘若检察官的心证与我的判断不同,马英九最后仍遭起诉的话,情形就不一样了。

须知,政治强调的是客观公信,而非主观自信。不管我对马英九的清白再有信心,也不管马英九对自己的清白再有自信,这些都只是个人的“主观自信”,并不等于人民的“客观公信”。

     如果马英九或我的主观信心与检察官的调查判断不同,马英九列为犯罪被告而遭起诉时。起诉书公布的那一刻,马英九不但应该立即辞去市长与中国国民党主席二职,并应宣布在一审判决还其清白之前,暂时退出政坛,亦即若在2008年总统大选之前,一审判决尚无结果,马英九即不宜出马角逐总统。

     这样的宣布,不代表马英九自承有罪,从法律责任言,起诉仅是司法程序的一个起点环结,有罪与否,尚要经过审判程序才能断论。但法律责任与政治责任是不同的概念。法律责任,特别是刑事责任,讲得是“无罪推定”,在法院做出定谳判决前,必须假定当事人是无罪的。

     然而,政治责任讲的是“社会公信”,政治人物即便自认品德操守无可挑剔,但若人民对此抱有怀疑,这时,一个失去公信的政治人物,也就失去了代理国家公器的资格与能力。

折损马,也折损了改变的可能

  但倘若以公民身分,看待这样一位政治人物的折损,我只能说,我为台湾感到遗憾与难过,那将是台湾(甚至全中国人)的损失。马英九代表的是一种台湾政治新风格与政治新气象的可能性。他温雅谦恭,举止有度,与政坛上张牙舞爪的常态形成强烈对比;有人批评他过于拘泥法律,但这却也是台湾法治进步的契机,让台湾有机会一举扭转法律过去长期被统治者恣意曲解,矮化为统治工具的窘境;即便在特支费一案中,对马英九的清廉形象造成了许多“外在冲击”,但扪心而问,我很怀疑,马英九退出政坛之后,台湾何时才有可能等到清廉坚持更甚于马英九的政治人物?

      然而,不管是个人主观选择相信马英九,或为台湾折损一位优秀政治人物感到遗憾。拉回我前面的主张,我们还是必须接受马英九若遭起诉就只有暂退出政坛的结果。因为,不管是从法律层面或政治层面,我们都必须坚守一个观点,检验政治人物讲的是绝对标准,而非相对标准,马英九比起其他政治人物相对清廉,并不能让他豁免不论实质与形式都必须绝对清廉的绝对标准。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曾说:“善总是比较软弱,因为它很单纯,只能为其自身而讨人喜欢;恶则以最诱人的许诺吸引著每个人;作恶的人们虽然彼此争战不断,但当善出现时,他们就签订休战协定,以便联合为恶的力量来对抗善。”看到国内的政局倾轧,一些善良正直的政治精英总是很快就折损了,我都会想到费希特的这段话。我们曾经折损掉像王建煊这样的政治精英,如果马英九也折损,我不禁觉得,难道在台湾,我们不值得让善良的人来为我们服务吗?永远要默默接受那些机关算尽的政客为我们带来的痛苦吗?

     (作者为法学教授、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

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12647_1.html

出处:2006年12月号《远见杂志》 第246期

法律是企业的基石

作者:陈长文 │ 摄影:吴毅平
出处:2005年12月号《远见杂志》 第234期

  如何能够加速迈向世界一流企业,使得华人企业成为顶尖;一是法律,另外就是对世界的关心。

     我们谈企业和法律的关系,企业如果要迈向世界一流,不只是在本国了解、配合法律,更要真正深入法律。

     因此中国企业了解中国法律是无庸置疑的;但是要迈向国际的企业就要了解整个国际的法律秩序。所以如何真正把企业和法律紧凑地相互配合是很重要的。

     希望各位不要把法律当作魔鬼,要把它当成决策判断时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样对自己、世界、人类都会有帮助。

     可口可乐的品牌价格高达670亿美元,凭什么?如果没有法律保障的话,可口可乐这四个字就不值670亿美元,所以答案就是法律。

     今天中国是世界工厂,据报导中国境内七成以上河川、湖泊受污染;中国大陆9%的成长率要被大打折扣,因为得花钱清理。骄傲之余,更得警惕,为什么没有严格执法?

     世界一流企业的新典范是把自律的促进和法律的促进合并在一起,法律是最低的要求,当企业从国内走到国外,仅遵守中国的法律还不够,因为他国法律规定远超过中国的规定。此外,更要自律,要求得比法律规定的更严格。

    企业家请尊重法律,请体会律师对你的重要性,有些律师有文化或人文特质,得要找到好的律师告诉你如何去挑选。

     中国人自古重农轻商,直到满清末年才咸鱼翻生,但是真的如此吗?我们还需要很多的努力,念法律的如此,企业家亦然。

     一流的企业新典范就是要发扬传统的优点,第二个典范就是高标准的自律和守法。

     今天的伦理就是明天的法律,因为法律不断变化,尤其今天走向全球化,企业可以进军世界各国,要有更高标准的自律以适应全世界的法律。把法律的判断纳为决策的程式,发生危机的时候更可以解决问题;平时不这么做,危机也不这么做,这样公司会倒闭。

     最后谈到中国企业法制环境与挑战,我认为中国的公司需要更透明化,才能更向上发展。(毛星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