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良制是原則,兩制是例外

日前,大陸海協會副會長孫亞夫先生投書《人民日報》海外版,強調「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我感到好奇,陸方應該清楚台灣不同於港澳,為什麼依然要試圖在「一國兩制」的方向前進?

1991年,筆者以海基會首任祕書長的身分在北京面晤中共副總理吳學謙,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台辦祕書的孫亞夫就坐在吳副總理旁邊。吳副總理先提到「一個中國」原則,筆者回應:「沒有問題,因為《中華民國憲法》(和《國統綱領》)就是主張『一個中國』」。吳先生接著又提出「一國兩制」可以適用於兩岸關係,我認為他心中想到了97年之後香港和大陸的關係,因此,我對吳先生回以:「一國兩制」適用於港澳的回歸固然極有意義,但是就兩岸關係而言,「一國良制」應該是更好的選擇。事後我才曉得「一國良制」是經國先生在80年代回應中共領導人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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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治國週記】金門協議20年,求同存異創雙贏(馬總統與陳長文)

【總統治國週記】金門協議20年,求同存異創雙贏(馬總統與陳長文)

民國79年9月12日,兩岸紅十字會代表於金門洽談有關偷渡客及刑事犯、刑事嫌疑犯之遣返事宜,雙方本諸人道與務實精神,簽訂《金門協議》,相關運作至今已有二十年。這是兩岸當局首次公開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也是最早實踐兩岸「求同存異,追求雙贏」的協商模式。【總統府官網, 民國99年 2010年0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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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馬英九,今天我們要談的主題是「金門協議20年,求同存異創雙贏」。就在20年前,民國79年9月12日,由兩岸紅十字會完成的《金門協議》,就是在這個時候進行協商和簽訂。我們今天主要是希望把當年《金門協議》簽訂的場景、內容,跟後來的影響都還原出來,因此我們特別找來當初參與協議的男主角,也是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會長來談這個題目。陳會長,您好。

陳會長:總統您好,各位網友大家好。

總統:首先我要帶大家,把時間倒轉到民國79年的前3年,也就是我們剛開始開放台灣人民到大陸探親,那一天是11月2日。因為探親而使得人民有更多的接觸,讓大陸人民也開始對台灣有更大的好奇,因此許多人希望到台灣來打工、賺錢,甚至非法偷渡來台。可是兩岸官方根本沒有辦法對話,所以我們還是跟開放探親一樣,找紅十字會來擔任這個角色。會長您可不可以把當年的情況跟我們回顧一下?

陳會長:是的。其實剛才總統談的這一段過程,應該大家都蠻能夠記得。因為兩岸開始開放探親,我記得總統當時是擔任研考會的主委兼行政院大陸工作小組會報的執行秘書。在當年,也就是79年,1990年的時候,發生了至少兩次重大事件,也就是當時大陸偷渡客來台,我們必須把他們送回去。可是兩岸政府沒有任何接觸的管道,當時不得已只好用原船遣返的方式,可是大陸偷渡客的船基本上就已經破爛不堪,原船遣返的過程中就發生了至少兩次事故,造成了幾十個人死亡。當時政府立刻決定趕快解決這個問題,紅十字會當時的角色就已經在探親的時候,擔任尋人、轉信等工作,所以我們跟大陸的紅十字會之間已經有了溝通,也就是說,政府和政府沒有任何接觸的狀況之下,紅十字會當時是唯一單位,因此對於如何解決遣返大陸偷渡客,讓他們能夠安全回到大陸這件事情,當然也就希望紅十字會是不是可以扮演這個角色。

總統:剛才講到大陸很多人希望來台灣工作,有的是用偷渡的方式,而當時台灣有一些犯了罪的人、黑道潛逃出境到大陸,因為兩岸不通話,所以他就在那邊逍遙法外;大陸也不曉得他在台灣犯過罪,所以就變成一個犯罪庇護所。《金門協議》就希望能夠扮演這樣一個角色。我們遣返偷渡客,他們就遣返刑事犯跟刑事嫌疑犯,這樣的話,雙方都能夠從《金門協議》當中得到一些好處。您能不能夠跟我們回憶一下,當初郝院長決定由紅十字會來談,您怎麼樣去跟他們建立好談判的架構,然後在金門開始進行?

陳會長:我回憶中很確定的應該就是,當我們跟對方紅十字會提及,說我們希望做這件事情,如何用人道的方式遣返回去時,他們二話不說表示非常願意跟我們談,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在哪裡談。我記得那是一個週末,我跟院長報告大概的進度,當然在那之前我跟您與施啟揚先生也報告過。院長提到,我就說究竟要在哪裡,我們還在考慮這件事情。郝先生當時說,為什麼不到金門來?可是總統,我想我們都記得很清楚,民國79年,金門或者是台灣戡亂時期還沒有終止,金門是戰地,那麼共產黨,我們大陸紅十字會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共產黨員,我想都是吧,我也沒有機會問他們,我如果跟共產黨員接觸,同時又在金門接觸,那是何等危險的事情,涉及叛亂,當時在電話的另外一頭,我就說:「院長,是真的嗎?」他說:「為什麼不可以?」我轉念之間想,金門真是個好地方,因為第一個它非常機密、隱密,因為我們談這個東西在當時的情況之下,雖然是人道、平安的安排,但如果事先就公告出去,對談判的內容當然會產生不必要的困擾,或者談判的進程會產生困擾。所以當院長這麼提,在電話那一頭,那是禮拜天,我記得很清楚,我還跟院長說,您確定?他說當然!我就說院長如果可能的話,您決定是不是跟李登輝總統也提一下。院長說:「好,禮拜一再告訴你如何」。我說好,如果您決定之後,我們再通知對方。這是大概的過程,我覺得是非常睿智的一個決定。

總統:我也看得出來您真的是非常小心,把所有的環節都想清楚。您知道嗎?陳會長,您這樣的一個建議,就把金門這個地方的屬性,做了一個歷史性的轉變。

陳會長:我願聞其詳。

總統:民國38年10月25日,這裡是「古寧頭大捷」的發生地點。民國47年8月23日,這是「八二三砲戰」發生的地區,這兩場戰役都有很多人死傷,換句話說,過去這是一個殺戮戰場,但在《金門協議》之後,開始把它一步一步帶往和平廣場。您可不可以談談,談判的過程很困難嗎?

陳會長:談判的過程,誠如剛才總統所說,從殺戮的戰場變成和平的廣場,金門固然是一個很特殊的地點,可是更重要的是這個協議的背景、宗旨和目標。目標只有一個,就是本於人道原則,用最安全、順利的方式,把偷渡客很快地送回他自己的家。《金門協議》事實上今天回頭來看,各位,只有5條,短短的5條,那5條裡面談的,基本上就是人道、安全的原則。另外就是遣返的對象,剛才總統特別提到,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偷渡客,或者是未經許可進入對方地區的人,加上刑事犯、刑事嫌疑犯。遣返的方式,用什麼方式來遣返,譬如說用什麼船,這個船就不是原船那個破船,而是非常堅固的船,然後要掛紅十字會的旗幟,因為我們紅十字會擔任的角色事實上不是執行遣返,而是見證遣返。另外就是哪些地方,從哪裡到哪裡,我們事實上應該是「兩馬」,就是馬祖、馬尾,另外就是金門、廈門,「兩門」,「雙馬兩門」大概是這個意思。所以很簡單,這個協議的內容其實很容易,唯一如果真的要說有什麼困難,跟總統報告,總統當時您也瞭解,我們簽完協議的草稿之後,很快就送到您那,一路往上報,我想您很清楚。

不過今天我們回想起來,其中兩個小的技術性問題,我們也本於人道的原則,所以這兩個技術上的問題,看起來很困難,但實際上一點都不困難,那就是如何稱呼對方。在當時,如何稱呼對方那個題目,顯然比今天更嚴重。也就是對方的立場,中華人民共和國,然後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我們當然是說我是中華民國,你是叛亂團體等等。如果這樣子下去,永遠沒完沒了,大家曉得這麼搞的話,原則就沒辦法達成了,目的就沒辦法達成。所以雙方很快地就把前面的頭銜,就說「兩岸紅十字會組織」,就是這幾個字。到結尾的時候,總要寫哪一天、哪一月、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這很容易,就是9月12日,那麼哪一年,從那時候到現在為止,我們都是用「民國」,當時是民國79年,對我來講,當時的習慣和今天有一點改變,我必須跟總統報告、承認,有時候現在習慣寫今年是2010年,無所謂,可是當時我顯然是相當果斷地說:「民國79年。」這個「民國」很重要,「中華民國」嘛!對方從建國開始,或者是毛澤東在天安門上面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站起來」開始,就用「西元」,因此對岸要寫1990年。我們後來的決定,就是我寫79912,他就寫90912,用這個方式解決。雖然中間我們談到,是不是用天干地支等等,看起來很有創意,實際上不太可行的,我們最後就這樣子決定了,不過重點還是一句話,環繞著人道,大的原則確定以後,一切事情都好談。我必須在這裡說一句,包括總統最近在您上任以後,兩岸的很多協議,「擱置爭議、求同存異」,都是抓定總目標,其它技術性問題拿掉、放在一邊,否則我覺得事倍功半,我們現在是事半功倍,大概是如此。

總統:這點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突破,也是很重要的一個示範,因為你簽79年,他簽90年,換句話說,這是你們認同的紀元方式,你沒有阻止他簽90年,也沒有強迫他簽79年,他同樣也沒有這樣,這就是「正視現實、擱置爭議、追求雙贏」。這個精神其實從那個時候開始就一直往下發展。我想到兩個月前簽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他們叫做「框架協議」,我們叫做「架構協議」;我們叫做「貿易便捷化」,他們叫做「貿易便利化」,還有一些用語不一樣,我們叫做「智慧財產權」,他們叫做「知識產權」,不一致的地方很多,怎麼解決呢?這沒有辦法,各用各的,一定還是各用各的語句,我們不可能改,他也不可能改,最後就是在16條後面,簽字地方的前面,講到4個文本,對應表述不同的,涵義相同;換句話說,你叫「框架」,我叫「架構」,我們對應的東西,表述不同的,涵義相同,用包裹方式一次解決。

陳會長:很好,有創意!

總統:所以又比你們那個時候只有一個日期問題,這次好像有很多問題。

陳會長:我們有兩個問題,剛剛提到,就是組織稱謂問題。

總統:對!就用這樣解決了,所以我看20年來雙方都有進步,就開始更包容。

陳會長:當然。不過剛總統提到,20年來應該要這麼說,我會覺得當時是一個情境,那是人道的問題,比較相對容易,我必須說,謝謝總統,如果沒有您的一個堅持的話,我正想說,20年前到今天,也就是《金門協議》到今天,或者是到2年前,其實兩岸固然有一些進展,可是我覺得到了90年代,93、94年之後,其實兩岸根本沒有任何的發展,這是非常遺憾的事情。所以,如果沒有您的堅持,以及對岸的領導也是非常睿智,我覺得應該達不到您剛才所說,最近簽的協議以及兩會簽的協議,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總統:實際上,大陸非法入境的人數有時候一年高達5,000人,他們遣返到台灣來的刑事犯、刑事嫌疑犯也有400多人,差不多剛好100倍。現在,我們在去年4月又簽了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和司法互助協議,所以這些工作就轉移到司法機關,包括法務部、警政署,偷渡客的人數就大量減少。

陳會長:沒錯,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總統:去年是236人,今年上半年只有90人,我們估計下半年因為經濟情況變好,可能更少。《金門協議》20年了,它的階段性任務大部分可以說完成了,所以我們回頭來看,覺得蠻不容易的。你看,4萬多人遣返回去,包括船位、遣返之前暫時安置在靖廬,其實都是蠻繁瑣的。內政部、警政署,很多單位都參與,紅十字會也有見證,有的時候因為海象不好,一下子拖好幾個月的時間,很多很多的問題,我想您大概多多少少都知道。
陳會長:瞭解。
總統:但總算協議在20年來發揮很大的功能。可不可以回顧一下這20年當中,您都在紅十字會,都沒變?
陳會長:沒變,年紀變大了。

總統:從秘書長變總會長。您回顧一下這20年執行中,有沒有值得您特別回憶的?
陳會長:如總統所說,20年來,4萬多個人能夠很安全、完全沒有任何事故的送回去,這4萬多人,家裏頭一家如果還有另外2個人、3個人,加上爺爺奶奶5個人、6個人加在一起,我覺得就是把這些人的家庭讓他們能夠安定下來,至於其它一些枝枝節節的問題當然也蠻多,困難沒有,只是心情是愉快的。到目前為止,剛才如總統所說,我們紅十字會的任務應該接近差不多算是大功告成。大功不是居功的意思,我們恨不得簽定協議的第二天就不需要去執行這種協議,顯然今天已經到了這個階段,也就是中國大陸經濟也比較好,然後兩岸更不用說,兩岸兩會之間的談判把很多問題其實都已經更制度化的把它處理掉了,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事情,紅十字會如果能夠在適當的時候,能夠大功告成、功成身退,我們就能夠花更多時間在其它人道救援的工作上面。

總統:紅十字會其實主要工作不是在這一方面,但是你看看紅十字會100多年來的歷史,它也經常扮演這種角色,在戰地為交戰雙方搭建一個溝通的平台,包括戰俘的安置、還有受傷、護送等等,原來就是扮演這個角色,兩岸之間像這樣的情況,其實本來也是紅十字會可以關注的題目,因為雙方對立所產生的人道方面需求,還是不能不找紅十字會。

陳會長:沒錯。

總統:所以這一點我們非常肯定紅十字會在過去20年當中的貢獻。

陳會長:謝謝。

總統:「金門協議20年」這本書是由許多過去曾參與過的工作人員一起寫出來的,翻看裡面的文章都是當年許多參與過的人的一些回憶,雖然是短短20年,也包含非常豐富的內容,我覺得非常值得各界看一看,回顧這20年來的發展。
陳會長:對我們紅十字會來講,誠如總統所說,我想過去20年來紅十字會非常高興能有這個機會就《金門協議》的簽訂能夠著力,同時20年來我們就《金門協議》的執行也扮演一個角色,更重要一點就是我們所做的,也是將來我們要繼續做的,就是希望在所有有苦難的地方就有紅十字會,有紅十字會就有希望的這個願景能夠落實,我們會繼續秉持這個理念來努力,謝謝您。

總統:哪裡,紅十字會加油。

陳會長:謝謝,謝謝總統,謝謝大家。

【專訪】金門商談漫記(1990年金門協議)

(中國大陸/ 紅十字總會理事樂美真 )

與此同時,中國紅十字會和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也在密切聯繫中。紅十字會及時地將每次電話內容轉告國務院台辦。我當時具體負責與紅十字會聯絡,並將有關情況報告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孫曉郁副主任。孫副主任多次召集會議,分析研究各方面的情況,經過慎重研判,權衡利弊,大家一致認為遣返不是單方面的事情,要雙方配合才能進行。為此,必須進行見面商談,且商談的時機漸趨成熟,我們必須做出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

初秋的準備

9月的北京,金風送爽,菊花、串紅、美人蕉裝點著這古老的城市。北京城北一幢幢高樓拔地而起,一個叫“盼盼”的吉祥物到處可見。此刻北京在全力準備第11屆亞洲運動會的召開。我也被抽調到亞運會組委會裏,被任命為新聞部副部長,負責聯繫近200多位元報名採訪的臺灣記者。由於工作的關係,我與許多臺灣記者熟識,他們為了採訪到新聞,也經常找我“麻煩”。“電話騷擾”經常不斷,也造成了很多誤解,但對正在進行的兩岸商談的準備,我卻嚴格保密。非但如此,在臨出發的前幾天,我還保持著與臺灣記者接觸的密度,若無其事地談亞運會,談北京的天氣和好吃的涮羊肉。

初秋的一天,恰是我43歲生日,那年陳長文46歲。我對這位比我年長的有著犀利談鋒的對手,已有幾分瞭解。我翻看了能找到的所有介紹陳長文的資料,知道他是福建福州人,生在雲南昆明一個叫金刀營的地方,其父陳壽山,原國民黨陸軍少將,是胡宗南的舊部。陳長文5歲時到臺灣。他在臺灣大學法律系畢業後,又獲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法學碩士、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現任臺灣知名的理律法律事務所的主持律師,是臺灣軍方的常年法律顧問,亦任臺灣紅十字會秘書長。大概是由於職業的關係,他口才極佳,思路敏捷,自負性強。7月下旬北京之行,當時的吳學謙副總理會見了他。孫曉郁副主任、張曉布副局長和我與他長談,其使命感和風度已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韓長林、張希林還陪同他去了上海、福州、廈門。常松茂我也熟識。6月我去滬杭兩地為台辦幹部講課,恰巧參加了在這兩地對徐亨和常松茂的接待。在新錦江飯店的餐桌旁、滬杭的火車上和美麗的西湖邊,我們相談甚多,彼此都很坦率真誠。尤其是常松茂與其老姐姐在上海車站相聚那一幕,催人淚下,使人難以忘懷、在我生日的這一天,沒有鮮花和蛋糕,我又看了一遍有關資料,沒有告訴妻子到哪里出差,甚至沒有帶齊行裝,第二天就匆匆上路了。

在離開北京之前,我交待亞運會新聞部的同事和司機,如臺灣記者找我,三天內先不要告訴他們,如以後追問,可告他們去南方臨時出差。

9月5日,韓長林、張希林和我一行三人飛到福州。福建省台辦、紅十字會均派人接機、福建省台辦張廣敏同志(現已任福建省台辦副主任)將我們安置到西湖賓館的一幢獨立的小樓裏。在福州,我們一方面向當時的福建省長王兆國彙報了有關情況,一方面與福建省、福州市有關方面開會商討對策、完善商談方案。

福建省長王兆國馬上要趕去廈門,聽了彙報後十分重視,表示國務院領導同志批准的具體談判方案都有了,福建堅決認真執行好這個決定。指示由福建省委常委、統戰部長張克輝同志〔當時張克輝同志已任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負責領導,遣返工作由蘇昌培副省長負責具體實施,由紅十字會出面。經過反復研究,我們一致同意張克輝同志的意見,在海上交接遣返人員是不安全的;也是難以操作的。福建邊防局的同志說,臺灣宜蘭至馬祖,比到金門的海上距離要近,且私渡者絕大多數是閩北福州、長樂、平潭、連江一帶的。遣返路線以馬祖――福州最為合適。福州的馬祖港條件好,接人後易於送回原居住地。另外,福建方面建議,當時的福州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方慶雲同志(後任福州市委副書記)是親自處理“閩平漁5540號”事件的,也負責過從日本遣返偷渡人員的工作。他情況熟悉,便於與各方面協調,商談應加上方慶雲同志。所以赴金門的最後人員中,方慶雲同志也以福州市紅十字會副會長的身份列入其內。

在招待所,我們繼續與臺北進行電話聯繫。我們原計劃乘邊防的甲型交通巡邏艇去金門,艇從福州調到廈門海軍碼頭,台方也初步同意。後臺北來電話,詢問艇上是否有武器。我們表示艇上原有的武器裝備難以拆卸,但可以將炮遮蓋。臺灣紅十字會大概與臺灣軍方商量後,表示任何武裝船都不行,要改用民用船隻,同時不能攜帶照相機和錄影設備。我們經過研究,決定改用“漁政870號”船去金門,並確定了七名船上人員。雙方還初步商定了赴金門的時間。

9月7日下午,濃雲密佈,天氣陰沉,我們冒著大風,乘8802號航班飛抵廈門。廈門市內正在迎接9月8日“福建投資貿易洽談會”,各地客商雲集,採訪的記者也集中到這裏,廈門各賓館爆滿。為了隱蔽,我們沒有住賓館,住進了廈門邊防檢查站一幢不被人注意的小紅樓裏。這幢樓共三層,獨門獨院,只能睡覺,吃飯要沿著山路走到邊防站的食堂去。當時廈門邊防總隊政委林明貴同志、檢查站站長林成相同志非常熱情地接待我們。福建省邊防局辦公室副主任郝征宇同志也從福州趕來,與我們住在一起。一切就緒後,天不作美,18號熱帶風暴到了。

不僅我們不能出海,台方人員也不能乘飛機到金門,陳長文一行9日飛金門的航班取消,雙方商定的時間一再推遲。我們只好在樓裏玩“十八問猜人物”和排列撲克的遊戲度日。其間,廈門市委書記石兆彬同志來看望我們,主管政法的廈門市委常委、秘書長劉豐同志慷慨地讓我們使用市里的機要通訊,與北京保持聯繫。廈門市副市長張宗緒同志原是外交部幹部,各方面經驗豐富,他專門召集了廈門警備區、水警、邊防部隊開會,研究了觀測、指揮、保障和支援問題,並商定在廈門水產局樓上設立指揮部,由張副市長統一指揮。9日下午劉豐秘書長再次召集水警區、警備區等部門開會,研究統一指揮和安全保障問題。詳細研究了船上的通信頻率、交接點經緯度和相互配合問題。為了必要的保證,從安全考慮,廈門方面決定不用“漁政870號”船,改為租用水產局噸位大的“廈漁 507號”、“廈漁 508號”兩艘漁船。由於赴金門後,我們無法通訊,我們與廈門方面約定了必要的暗號。我們此次行動代號“909”,報告了總參作戰部,並向北京請示了兩次。

在廈門的幾天裏,陰雨連綿,住的地方沒有洗澡設備,天氣悶熱,我們出了一身汗,渾身不舒服。但一想到即將踏上征途,就忘掉了一切。我們冒著大風,先一天查看了在廈門東渡碼頭停靠待命的150噸“廈漁507號”船。漁民們已接到通知,暫不出海打魚,他們表示寧願自己受到損失,也要保證完成任務。我們已與台方約定,我們的船開到浯嶼與二擔之間的海面,臺灣派漁船來接,並引導我船開到金門指定碼頭。為了保障,我們將另開出一艘“廈漁508號”漁船在浯嶼附近待命。我們天天聽氣象預報,希望颱風快點過去,焦急地等待出發的那一刻。

金門之旅(上)

9月11日清晨,天氣仍然佈滿了濃雲,風勢雖有所減弱,但預報仍有七至八級。雲濤曉霧裏,我紅十字會一行五人著裝出發了。當我們趕到廈門東渡碼頭時,150噸的“廈漁 507號”、“廈漁508號”兩艘漁船已開動機器,待命出發。船上的漁民已明確了自己的任務,從臉上看,雖有幾分不解,但仍為擔當這特殊使命而表現得從容不迫。在碼頭上,廈門市紅十字會副會長、衛生局長朱玉珍同志趕來送行,她考慮得很周到,為了防止我們在海上顛簸暈船,讓我們每人吃一片暈船藥。我從小自認平衡系統好,從來不暈船,但為了商談的大局,我還是遵醫囑服了一片藥。韓長林秘書長率領我們踏上了“廈漁507號”船的甲板。我隨身只帶了一個手提檔箱。福建省台辦蘇志碩同志,廈門市台辦鄭忠賢同志、廈門邊防支隊長陳雙三同志陪同護送我們登船出發。另一部分邊防的同志登上“廈漁508號”船。我看了一下表,7點30分,我們準時出發了。

兩條船保持著一定的距離,經過鼓浪嶼另一側,並進了波濤洶湧的大海。這時我們在船的桅杆上掛起了紅十字旗,旗幟在風中獵獵作響。我登上了駕駛艙,注視著前方,船在七八級風浪中顛簸行駛,一上一下,那感覺如同騎在呼嘯的戰馬上,在草原上馳騁。過了一會,隱隱約約能看到船駛過青嶼島。船員告訴我青嶼島上駐有部隊,他們此刻也許用望遠鏡在注視著我們。我和廈門邊防支隊長陳雙玉同志在船上交談,他略帶興奮地告訴我,兩岸此次如果能達成協議,就可以有效地遏制私渡,我們邊防的工作就好做了。

8點30分,我船到達約定的浯嶼和二擔之間的海面,這是事先約定的地點。事後我看到臺灣記者的記述,是在東經118°8′04″,北緯24°21′03″的方位。我們此刻一起都走出駕駛艙,站在船舷上,看見臺灣漁船“金興號”已在約定地點等候,船的桅杆上也懸掛著紅十字旗。兩船相會,大家都很興奮,互相招手致意。只見臺灣紅十字會副秘書長常松茂不顧高齡,站在甲板上,向我們招手、照相。風浪很大,30噸的台船由於很小,在海上起伏不定,常先生險些摔倒。我們在船上大叫,讓他回到艙裏,請他們的船在前引導,我們隨其後。這樣兩船一前一後向金門駛去,“廈漁508號”船在浯嶼拋錨待命。

10點15分,我船抵達金門料羅灣新湖漁港外海面,由於我船噸位大不能靠岸,台方要用交通船將我人員駁到岸上。在我們拋錨時,台方很快開出一條“龍祥號”交通船迎接。這是一艘小艇;駕駛艙外臨時豎起一個竹杆,上面也掛著紅十字旗。當時任臺灣紅十字會秘書長的陳長文先生在艇上向我們招手,他此刻神采奕奕,頗有點軍人的氣質。這時,小艇慢慢與“廈漁507號”船並在一起,船員迅速拋掛纜繩,並扔過來幾件桔紅色的救生衣,大家把救生衣穿在身上。我未穿就首先跳上了交通船,船艙內有一位鄧先生坐在裏面,他臉色不好,握手後他說暈船。我這時注意到正前方兩把扶手椅後面有“長官座位”字樣。小艇的船員幫扶其他幾位同仁換船,我看他們皮膚黝黑,動作熟練,顯然是訓練有素的水兵。不用說,這艘船一定是軍方的,但那位鄧先生仍看不來是做什麼的。

小艇靠上新湖漁港碼頭,我從船上躍到碼頭的水泥石階上。大家都很興奮,我們終於踏上金門的土地了。韓長林秘書長、計克良副會長和我,一起與陳長文合影。岸邊上已經停了一輛 0058號“貂族100”12座豪華麵包車,我們登車離開了碼頭,前面還有一輛9980966號“飛羚”吉普車開道。車在金門的公路上行駛,向窗外望去,兩側樹木蔥郁,絲毫看不出這裏曾是戰火紛飛的地方。十字路口是蔥綠的街心花園,細看是偽裝的碉堡。沿途一些空地上有規律地埋置了很多水泥樁子,上面有三叉鋼釺,臺灣紅十字會國際關係組主任徐祖安坐在車上笑著說,這是為了防止“共軍”空降。汽車開了約15分鐘,在一座有中式院牆的大門外停下。主人介紹說,這裏是金門金甯鄉仁愛新村招待所,剛剛建好,還沒有人住,我們是第一批客人。兩岸紅十字組織的人員都住在這裏。我們上了二樓,兩位秘書長每人一間套房,其餘每人一個單間,進房後我痛快地洗了一個澡,感到渾身舒服。

休息半小時後,雙方即在樓下一間佈置好的會議室裏進行商談。會議室桌子中間一盆紅色的鮮花裏,間插著許多白色的小花,拼對的長桌一頭插著兩面紅十字旗。每個座位前面擺著茶杯、金門貢糖和便箋紙,屋內顯得十分雅靜、素樸。臺灣的四位代表已經在那裏等候,依次背對著門在桌子一側坐著徐祖安、常松茂、陳長文和鄧先生。我們走上前一一握手。我拿出事先印好的帶有紅十字的名片,對鄧先生說:“鄧先生,我們交換一下名片。”鄧先生顯得很不自然,回答說沒有印名片。陳長文上來介紹說,這是鄧中正,是臺灣紅十字會的顧問。

入座後,陳長文首先表示歡迎各位,風雨故人來,建議雙方先不拘形式,把我們的問題先提出來,一般地交換意見,然後再研究如何進一步地談。接著他著重談了遣返的迫切性,同時需要大陸方面的配合。韓長林秘書長也致了開場白,表示非常感謝臺灣紅十字會的安排,剛剛分手一個多月又見面了,特別是在這個地方。在前一段的聯繫上,在原則上有共識,在細節上也取得了諒解,充分表達了我們對這些問題的關注。他強調了人道主義和安全是大前提,同時也要考慮大家方便可行。我在韓長林秘書長講話後也表示,這是一件事務性工作,我是紅十字會的理事,對此也很關心,我們這次要談的就是互相遣返的問題。大家要在互信的基礎上,在這個地方尋求共識。方慶雲副會長介紹了從日本長崎租上海的客輪接運偷渡人員的作法。計克良副會長強調,福建與臺灣地理相近,語言相通,過去的人違反規定的是少數,大多數人是可以理解的。我們都是中國人,要把這個因素考慮進去。臺灣常松茂副秘書長很有禮貌地說,過去給你們增加不少麻煩,拖下去恐受社會、客觀因素的影響,日久有變,各位表態都有誠意,相信會很快得到一個合適的結論。接著雙方坦誠地交換了意見,商定正式商談的內容是:雙方遣返的原則、物件、地點、方式,不涉及其他問題。如果談得好,可以搞一個備忘錄。雙方還確定了進一步商談的方向。

吃午餐的時候,我們與陳長文、常松茂又商定了程式,決定下午和次日上午進一步商談,如順利,次日下午安排參觀。

金門之旅(中)

下午2時30分,大家休息後精神很好,再次來到樓下的會議室,繼續進行商談。臺灣方面再次闡述了遣返的迫切性,他們說,現在“靖廬”就像個高壓鍋,裏面住滿了待遣返的人,壓力越來越大,再這樣下去不行了。他們建議按金門―廈門的路線遣返,但港口只能靠40噸以下的船。希望進一步協調如何新聞發佈,以及時間、方法等問題。在第一次交接後,再檢討改進。我方向台方說明,我方人員去臺灣的,主要集中在福州地區,約占80%以上,臺灣宜蘭到福州馬尾210海裏,到廈門290海裏,不應捨近求遠,建議在馬尾―馬祖進行。對遣返物件,我們認為從事正常捕魚作業和因避風、觸礁、機器故障等原因抵達對方的漁民,不應列入海上遣返的範圍。雙方還進一步討論了核查的時間、遣返交接使用的船隻和掛旗問題。雙方都同意兩岸紅十字會在遣返問題上職能定位於“參與見證”。同意在遣返物件上寫上刑事犯和刑事嫌疑犯。雙方還大致商量出一個表述的框架。我發言表示,大體結構已經商定了,基本上所見略同,但具體表述要再研究,如叫法“越境者”的提法不妥,不便表述的要避開。對協議主體名稱的表達雙方有分歧。陳長文說,以雙方紅十字會名義簽,要稱大陸地區紅十字會,臺灣地區紅十字會。這是個技術問題,應完全拋開意識形態。我不同意這種表述。

陳長文說,“你們怎麼稱謂?”我說:“嚴格地講我們叫‘中國紅十字會總會’,你們叫‘中國臺灣紅十字會’。”陳長文一聽馬上說:‘那不行,如果這樣,我們叫‘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我說:“你要那樣稱謂,我們連條文都不同意簽,可以不用談了。”說到此,和緩友好的氣氛一下子出現了劍拔弩張的局面。誰都不願意前功盡棄,但總要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提法,這確實是考驗中國人智慧的時候了,大家同意再想一下。在意見一致的部分如何寫法,陳長文建議再討論。我說:“我們已有一個方案,供你們研究參考。”說著把一個事先擬好的雙方遣返的草案送了過去。台方有點出乎意料,常松茂先生連說:“好,好,我們看看。”陳長文先生說:“今天下午我們就可以去參觀,明天再談。”於是,我們起身喝咖啡、休息。

在陳長文、常松茂的陪同下,我們一行驅車在金門島參觀。先到了中山紀念林,林區是蒼翠挺拔的松林,沿路非常乾淨。韓長林秘書長後來談對金門的印象時說:像一個森林公園。金門多樹林,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參觀中山紀念林,我們覺得很有新鮮感。沒想到在臺灣生活了40多年的常松茂先生也是第一次到金門,據說也要辦特別通行證才能到金門。中山紀念林的南端是一座仿古的四合院建築,這是蔣經國先生紀念館,館內大多陳列著他在“八二三”炮戰及以後多次來金門的照片。出館後天下起雨來,我們冒雨又驅車到了位於金門金城東郊的古崗湖。這是一座半天然、半人工的湖泊,湖中有一棟朱梁碧瓦的古崗樓,據說蔣氏父子常來此地。湖畔亦有古跡,傳說明末魯王抗清,輾轉閩粵浙沿海,後蝸居金門七年,死後秘葬。現發現真塚,亦發現有魯王題鐫的“漢影雲根”石刻。我們登古崗樓,憑欄眺望,遠山含黛,湖水跳珠,空曠寂靜。我們在樓上品嘗了金門特產貢糖。聽著風聲雨聲,想像不出這曾經硝煙烽火的地方,為什麼現在這麼寧靜?

因為是下午商談之後的參觀,時間很短,看了兩個地方後,我們就趕回來吃晚飯。臺灣紅十字組織徐祖安沒有去參觀,顯然他在研究起草臺灣的方案。吃晚飯的時候,觀察仔細的張希林很快發現了問題:這個招待所服務員全部是男的,臉曬得很黑,他們在敲我們的房間時,本能地喊了一聲:“報告。”吃飯的盤子出奇的大,不用說這些都是“阿兵哥”。當我們講給陳長文聽時,雙方都哈哈大笑。聯想到“長官座位”和那位陌生的一時拿不出名片的鄧中正先生,使我們感到到處都有軍人的影子,我們真是來到一個特殊的地方啊。事後我們知道,這位鄧中正先生真正的身份是金門軍方參謀助理兼執行官鄧定秩中將。他以臺灣紅十字會顧問的名義參加商談,顯然與以前臺灣執行遣返任務的軍方有關。據臺灣記者透露,另一位元參謀本部作戰次長李建中中將沒有出場,他與鄧定秩都參與了在金門統籌規劃會談作業。陳長文與軍方關係密切,選擇了這樣一個“戰區”來商談遣返問題,也真有點兒“虎穴”的味道。不過在場面上,彼此都親切友善、彬彬有禮。

原來說好晚上7點,臺灣方面可以把他們的方案拿給我們,但我們左等右等,遲遲沒有送來。晚飯後,幾個男子趕到陳長文的套間,只聽見他們要趕裝通臺北的專線電話。我們則集中在韓長林秘書長的套間商量一些細節。

晚上近11點,徐祖安拿來他們寫的方案。我說,這麼晚了,你們也不用等了,明天我們改完後再交給你們。徐祖安走後,我們五人仔細研究了臺灣方面寫的備忘錄草案,大家都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我看了稿中最大的問題是“雙方所轄地區”這樣的提法,另外還有“非法越境”的表述,這些都是容易引起歧義的,也是我們的立場所不能接受的。在下午的談中,我們就提出“非法越境者”的提法不妥,對“法”字雙方解釋不一,“境”字有“國境”、“邊境”之分,嚴格來說,“偷渡”的提法都不嚴謹,什麼叫“偷”?陳長文當時反問,那你們說用什麼提法。總得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提法。加上雙方商談的主體如何表述,真是頗費思索。夜深了,我一點都不困。我說:這樣吧,希林年輕,和我開夜車,根據大家的意見改出一稿。

張希林當年38歲,曾在解放軍69軍任文書、指導員、幹事,後轉業到中國紅十字會總會臺灣事務部工作。在金門一天下來,他都在認真做記錄。今天這篇回憶文章能寫出來,與他保存了原始記錄和有關資料是分不開的。雖然已過子夜時分,張希林聽到我的話,很爽快地應下來。我們倆留在韓長林秘書長套間的外屋,又認真地研究了臺灣方面的方案。整個方案架構可以,但表達不夠簡明。關鍵的地方,我們確實絞盡腦汁。商談的主體,我們用了“海峽兩岸紅十字組織”。遣返物件,我們想出了“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的居民”。遣返的第二類物件,我們列了“刑事犯”。對正常打魚的漁民,我們始終認為不能列入遣返物件。經過下午的商討折沖,寫了一句但書:“但因捕魚作業遭遇緊急避風等不可抗力因素必須暫人對方地區者,不在此列。”對臺灣文本中出現的“所屬主管部門”、“對方所轄地區”、“他方居民”這些容易引起歧義的地方,我們均作了變通處理。這樣,我按原來的脈絡,從頭順了來,歸納了五條。張希林很快地重抄了兩份;一份留底,一份準備明晨提供給對方。我校了一遍,回到房間已是淩晨3點了。躺在床上仍然睡不著,周圍萬籟俱寂,靜得可怕。在大城市聽慣了嘈雜的聲音,一下子靜下來反而不適應。

第二天清晨,我們將草案文本交給了常松茂。因為商談充分,估計磨合得差不多了,我們已將備忘錄改成了協議。一個小時以後,傳來臺灣方面的回話。陳長文說,我們可以以此為討論的協定文本。雙方代表又進入樓下的會議室,進入了最後的商談。

討論時,我方代表強調了兩點,一是在大陸也有一些違反大陸規定的臺灣居民長期滯留,有的是臺灣通緝的刑事犯。這些人在大陸尚未犯罪,但也應考慮遣返。二是重申正常捕魚的漁民進入對方地區是經常發生的。臺灣漁民經常來大陸捕魚、避風、加油、修船,大陸沿海各地都給予很好的接待。因此,兩岸漁民的正常往來不能隨意抓扣遣返。對雙方漁民的小額貿易,建議不寫進去,因為說不清楚。對雙方商談的結果,我說,備忘錄可以更簡練,對方有默契,雜文可以簡化。既然都有共識,建議用協議書。  (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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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之旅(下)

陳長文回應說,“協議書”和“備忘錄”,後者更低一層,協議更為正式。如果從互諒考慮,用“備忘錄”更好。他又說,你們第一個問題所指的人,在法律上叫刑事嫌犯,可列在刑事犯之後。

雙方對文本中核查時間、船隻等問題及個別地方交換了意見,進行了修改。在大體條文取得共識之後,我們又討論了一些排印、簽字、新聞發佈等技術性問題。陳長文開玩笑說:你們大陸的簽字習慣是不是左派簽左邊,右派簽右邊。此語一出,我們也笑了。原來臺灣方面給我們文本簽字處他們在左,我們在右。我們早上給臺灣方面的文本是我們在左,他們在右。我們明白臺灣方面在計較前後之分。這時徐祖安說,我們可以豎排。我說,豎排也有上下之分。大家研究認為,這個問題好解決,簽兩份協議,一份你在前,一份我在前,就可以解決了。陳長文這時問:“簽字後我們用什麼年號?”我說:“當然用西元年號。”陳長文說:“我平常習慣簽字後用我們的年號。”我說:“這是我們絕對不能同意的。道理很簡單,西元年號是世界上通用的,並不是我們大陸方面獨有的。”雙方出現了短時間的僵持。

這時徐祖安靈機一動,說:“我們可以用農曆年號,今年是庚午年,這是我們中國人獨有的。”計克良說;“一甲子六十年,轉一圈以後不知道是哪一年了。”張希林這時插話說:“這有點不倫不類。”我想,假如用農曆年號,月、日用什麼呢?年、月、日都用農曆,人家世界上看不懂,還要換算;如果年用農曆,月、日用西曆,確實有點不倫不類。我把想法說出來後,陳長文也表示同意,又重提他習慣用的年號。為了簡化,前面幾字略去,只寫“七十九年”。他說這是他最後一項堅持。雙方相持不下,只好各寫各的。我重申:在對外的新聞稿上,我們必須寫西元年號,你們臺灣也在用。這是回避不了的。常松茂說,新聞稿可用“本年”某月某日。對雙方的稱謂,由於無法達成一致的意見,大家都同意用“海峽兩岸紅十字組織”。所以,以後公佈的新聞稿一開始有這樣一段話:

“海峽兩岸紅十字組織代表韓長林、陳長文等於本年九月中旬在金門對雙方參與見證其主管部門執行海上遣返事宜舉行工作商談,經充分交換意見後,達成協定。”

這短短的一句話,是經過唇槍舌劍,發揮了中國人智慧又照顧各方立場而達成的一致的表述性語言。

協定文本取得共識後,徐祖安就拿出去列印。我們開始喝咖啡,稍事休息,準備舉行簡短的簽字儀式。我們各自都回到房間,穿上了西服,打好了領帶。下樓後,房間佈置調整了一下,我們身後靠窗戶一邊插了四面紅十字旗,我們在旗前列成一排,兩位秘書長簽字、握手、照相。歷史的那一刻既簡樸又鄭重。九個人都進入了鏡頭,正式商談至此圓滿結束。隨後,張希林、徐祖安兩人代表各方在新聞稿和“待辦事項”上簽了字。新聞稿上,有關商談代表的名字和商談的地點,是否對外公佈,都留有了餘地。在“待辦事項”上列明分別由韓先生、陳先生請示後決定。“待辦事項”上還對雙方確認協議書的時間、專用船的資料、馬祖與馬尾之間的演練、遣返人員的補充資料等技術細節和後續工作,做了詳細的記錄。另外還商量了交接見證書的式樣(在以後實際作業時“交接見證書”在文頭正中加了一個“紅十字”標記)。

簽了協議後,我們就安排退回廈門的事宜。因無法與廈門通訊,我迅速起草了一個傳真搞,請臺灣紅十字會發到臺北,再從臺北傳真到廈門。傳真很簡短:“22293朱玉珍轉告:一切順利。13日上午接原定時間、地點運廈門,請落實14日機票。韓、樂90.9. 12中午”。

9月12日下午,我們很輕鬆。雙方人員一起在金門各地參觀遊覽。先後參觀了金門畜牧試驗所。民俗文化村、太湖榕園等。在畜牧試驗所,我們喝了當地產的牛奶。方慶雲同志興致很高,還騎馬照了像。

位於金門金沙鎮山后村的民俗文化村值得一提,這是由十八棟二進大厝所組成的古厝群,依山坡而築。古厝以石材為基座,配上紅色磚瓦、福杉梁木。屋頂則馬背、燕尾交錯。立面木石雕刻精細,充分表露出閩南建築的特色。在民俗文化村,我沒有去各屋參觀。常松茂有意將陳長文和我安排在一起,希望我們有時間再談談。我和陳長文倚在房前草坪的一個石頭上,兩人交換了對兩岸關係發展的看法。我已知道,陳己受命籌組海峽交流基金會。他希望我們也能成立相應的民間組織。我表示,希望在這次商談之後,兩岸能進入一個務實發展的階段。我最感興趣的是直航問題,希望以後有機會能繼續商談。

在金門太湖游憩區,我們一起走在長堤上。夕陽西下,我與常松茂邊走邊談,那情景,宛如一幅畫。我們參觀了榕園。榕園原名西洪,明朝時,此地有“人丁不滿百,京官三十六”的顯赫風光。這裏綠蔭蔽天,以老榕樹著稱,可謂“名榕盤虯,須髯垂地”,成為觀光休息之所。榕園旁是“八二三戰史館”,館外草坪上有加農炮、戰鬥機和水陸戰車陳列。正面外牆上密密麻麻刻有是役戰死將士的名字。據說有585位。我們要進去看一看,陳長文說已經閉館。後來知道,那天恰好有一批臺灣的“立法委員”來參觀,怕我們撞見,因此不得入內。儘管如此,太湖的廊堤、老榕、夕陽給我留下了回味無窮的印象。就是那些穿著短褲戴著眼鏡跑步的士兵,也覺得他們很可愛,也許是達成協定以後的輕鬆歡愉,使我看什麼都覺得活潑美好。

回到仁愛新村後,我們有一頓豐盛的晚宴。大家頻頻舉杯,喝金門高粱酒,祝賀合作成功。臺灣代表還介紹“深水炸彈”、“潛水艇”的喝法,即把一小杯白酒,連杯帶酒擲進大杯啤酒裏,然後一起喝混酒。我們一行韓長林秘書長酒量最好,我不勝酒力,為了助興,也豪飲了一杯。

晚飯後,我們一起在院子裏吃水果喝啤酒,賞月聊天。屋裏雖然有電視,但當時只有“華視”一個台,不如在清風明月下,別有一番情趣。我們天南海北地聊著,也建議鄧先生有機會回湖南老家看一看。當然我們也希望有一天,去臺灣走走。在這種場合,大家似乎沒有隔閡,相聚甚歡。明天就要分手了,大家互道各自珍重、一路平安。

晚上,我輾轉反側,不能入睡,爬起來,坐在沙發上,想到為了這不平凡的兩天,我們走過了多少年的路程。想到金門馬鳴聲遠,如今綠萌夾道,是多大的變化。想到未來兩岸的前景,眼前兩岸的朋友,是多麼值得憧憬和祝福。我把這兩天的感受寫了一首詩:

何須相見動兵戎,
卻喜敵人海上逢。
古崗登樓風雨急,
榕園信步夕陽紅。
不曾對酒清風裏,
難得安寧綠樹叢。
思緒萬千逐浪去,
未來盡在不言中。

我將詩抄在金門造的便條紙上,題目叫“金門行”,題下寫:贈陳長文。這時,天已亮了。

9月13日清晨,天氣晴朗,我們起來踏上返程的路。雖然我一夜未睡,但仍精神抖擻。在這之前,我們互贈了禮品,我們帶來福建的漆器送給臺灣紅十字會的朋友。他們也送我們每人幾瓶金門高粱酒和金門的水果,另將金門拍的照片沖洗出來,裝在相冊裏送給我們。在這些地方,臺灣的朋友禮數周到,細緻有加。我拿了一盒金門的火柴和幾張便條紙留作紀念。陳長文、常松茂堅持要送我們到碼頭。在新潮碼頭,我們互道珍重,後會有期。我這時將詩交給常松茂,請他在船開後轉送陳長文先生。我們在商談中是對手。曾經針鋒相對,但商談外我們是朋友。不打不相識,相識不相疑。“放眼於山外,相逢一笑中。”中國人之間有什麼問題不可以用商談來解決呢。

“廈漁507號”開船了,望著大海的波濤和均遠的山巒岸堤,我頻頻向臺灣的朋友招手,心裏說:金門―再見了。

熱烈的反響

金門商談結束了。9月14日,韓長林、張希林和我從廈門飛回北京。為了爭取時間,一下飛機,我家都沒有回,讓汽車直奔台辦,向孫曉郁副主任作了彙報,並就在秘書局辦公室裏起草給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和國務院負責同志的報告。報告馬上去列印,經幾位副主任核閱後呈送上去。直到這時,我神經緊張的弦才鬆弛下來,覺得好累。
9月15日,我匆匆趕到設在亞運村國際會議中心的大會新聞部。同事早已辦公多日,各自在忙碌著。記協的同志一見面直埋怨:你跑哪里去了,這裏的工作沒有人管,再找不到你,人家要把你開除了。我馬上投入亞運會新聞部臺灣記者組的工作,穿上亞運會組委會的官服,若無其事地天天和臺灣記者打交道,與他們談笑風生。從他們眼皮底下溜走了幾天,他們竟一點也沒有察覺。
一位元臺灣記者在北京挖不到什麼新聞,突然發現長安街樹上的蘋果是假的,馬上撰文發回臺北。結果臺北的編輯認為沒什麼意思,不予刊登。我和抽調到亞運會的我局幹部周甯天天拿這件事與這位元女記者開玩笑。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放著一棵大樹你不去寫,偏要寫樹上裝飾的小東西,怎麼樣,文章沒有發表吧。這位大記者不服氣,指著我說,你給我點新聞。我繼續開玩笑說,你們臺灣記者老說自己是“修理業’(可以修理別人),“屠宰業”(可以讓人家“見光死”),“製造業”(可以製造新聞),還用我給你新聞?那位元記者反問道:你是什麼?我開玩笑說,我現在是“修理”記者業。說完大家哈哈大笑,相約去喝啤酒。
事情過去三天,中央對台工作小組和國務院負責同志批准了報告。我找到新華社國內部港臺組王熾同志,與他商討了新聞稿的發表事宜,並囑他不要隨意增減一個字。同時,我通過紅十字會與臺北聯繫,依商定,雙方在9月19日上午10時,在兩地同時發表。
這時,臺灣“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記者王正仲住在王府飯店,他正聯繫棒球的事,沒有直接採訪新聞。但職業的敏感使他細心地發現,有幾天我不見了。他一定要找我聊天,我說,今天我實在沒空,明天上午10點,在國際會議中心新聞部樓梯口見面。
9月19日上午10時,我的這位臺灣朋友如約在新聞部樓梯口等候。一見面他抱怨:我打了十幾天電話,找不到你。我大聲對王正仲說,10點到了,有新聞,去和臺北紅十字組織聯繫吧。他還未聽完撒腿就跑,與其說跑,不如說沖。他沖下樓梯,很快與臺北聯繫上了。此時,臺北陳長文正在召開記者招待會,公佈了兩岸經過商談達成的協議。我新華社在同一時刻向全世界發了電訊稿。第二天,《人民日報》在頭版登出“海峽兩岸紅十字組織在金門商談,達成有關海上遣返協議”為題的新聞稿。
“金門協議”公佈之日,正值北京亞運會高潮之時,臺灣以“中國臺北”的名義派出了龐大陣容的運動員隊伍和記者隊伍。臺灣的報紙一直處在“稿擠”的狀態,但“金門決議”在晚報見報以後,各大報刊迅即作出了反應。臺灣《聯合報》、《中國時報》令其在京記者想盡一切辦法找到了韓長林秘書長和我,軟磨硬纏,窮追猛問,片言隻語都被他們寫成了一篇篇的訪問記。當晚我參加了《中國時報》在北京飯店西大廳舉行的海峽兩岸文藝晚會,一進門就被搶了鏡頭。《聯合報》記者在臺北翻出了一張集體照,來不及處理,單洗了我在集體照中的一張照片發表。
總起來看,臺灣輿論普遍認為,這是40年來兩岸關係的一大突破,對此表示肯定。認為此次會談使兩岸關係“跳出低谷,已初現曙光”。
《聯合報》認為此次會談已使兩岸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如能循此模式建立更多成果,兩岸人民都會蒙受其利”。《中國時報》認為,兩岸紅十字會在金門舉行了一次“堪稱歷史性的會議”,臺灣當局首度同意中共兼具官方身份人士“合法”進入“臺灣領土”,較之南北朝鮮在板門店或東西德在柏林談判還要有“突破性”。《時報週刊》稱這項歷史性會談,經兩岸當局同意,爾後兩岸將來直航方式遣送人員,“國府”“三不”政策已遭突破,金門、馬祖地區是否將成“板門店”也引起各方的關注。《民眾日報》指出,此次會談“使得兩岸緊張關係已象徵性地進入和解時明,對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將奠定良性的和平互動模式。”臺灣、香港各大報也都對金門會談予以肯定;認為這次會談就其整個過程,對未來處理兩岸問題具有啟發性,就其達成的協議,也比現行的遣返方式理想。不少報導還認為這次協定“不僅符合人道精神及安全便利原則,也為臺灣海峽兩岸警方今後換囚行動,甚至共同打擊犯罪的可能性打開契機”。
臺灣的專家學者及“民意代表”也紛紛對兩岸紅十字會的接觸表示讚賞,“監察委員”谷家華指出,這次談判是雙方非正式接觸前邁出的一大步,尤其地點選在金門這種衝突最厲害的地區,“更顯示雙方都有和平相處的誠意。”“立法委員”林正東、趙少康、黃主文等均表示這次會談“非常好”,“沒有比這更好的辦法”,“可以解決兩岸很多棘手的問題”,“是一個好的開始”,“大陸政策要審慎,但也不能不拓展,兩岸互動頻繁但官方層次又仍不宜對話的情況下,民間接觸有其必要性”,“此次談判模式,不是政府接觸,又能解決問題,符合我們的需要”。臺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包宗和說:“這次談判提供了一個思考方面,對未來處理兩岸問題具有啟發性,如果能形成良性互動,將來一些問題或許可能移到臺灣本島或大陸作進一步接觸。”

臺灣當局對金門會談極為重視,對會談成果持肯定態度,但極力掩蓋其官方色彩。據臺灣報紙報導,此次會談是由大陸紅十字會主動提出,臺灣方面最初“並無面談準備”,後向當局請示,在不到一周時間內即獲核可,並經“行政院”同意確定在金門舉行。據透露,臺灣最高當局在事前與事後均接獲有關此事的詳細報告。會談期間,金門與臺灣當局保持密切聯絡。會談結束後,臺灣紅十字組織及“國防部”也向“府”、“院”提出報告。會談協議公佈當天,台“國防部”即發表聲明,表示將“全力配合協定內容,給紅十字會必要支援”,台“新聞局長”邵玉銘,“總統府”發言人邱進益等政要也相繼發表談話對會談予以肯定。另一方面,臺灣當局又極力強調這次會談是“民間行為”,“不帶任何政治色彩”。台“行政院”稱,金門會談“是純技術性的、毫無政治意義”。台“總統府”稱,金門會談“是以務實態度解決問題,並沒有其他政治上的涵義”,並重申臺灣當局“堅持不與中共接觸的立場並未改變”,但“樂見如紅十字會等民間組織解決兩岸間的一些問題”。台“新聞局”、“國防部”、“內政部”在肯定此事的同時,也指出“此事全為民間團體主導,將無涉政府‘三不’政策,與政治無關”。邱進益在回答媒體提問時,對於身兼國務院台辦副局長樂美真的官方身份,表示不知道李登輝事先是否知悉,“相信他不會管到技節問題”。臺灣決策層則希望降低對樂美真官方身份政治上的聯想,而能較單純地以紅十字會的民間層次對他加以認定。
以上我引用的都是臺灣媒體報導的大致反應。當時參與兩岸紅十字組織商談的雙方代表,在公開反應上均舉重若輕、十分平和和務實,對外界的疑慮和誤解從各自立場上出發,進行了恰如其分的解釋。陳長文在臺北強調,“會談選在金門,主要是為了方便”,“一切程式並無違法”,“直航遣返,不至於是通航。”他並表示“所有政府該做而不能做的,都應由仲介團體來做,在仲介團體尚未成立之前,紅十會正扮演這樣的角色。”他還幽默地說“兩岸接觸早已進行,是否參加亞運,或和江澤民握個手,就該槍斃十分鐘?”韓長林在北京表示,“在雙方都有相當的誠意下,未來執行海上遣返工作將可順利完成。“此次大陸方面商談代表都是紅十字會的身份參與。”他強調,“我們是以人道為出發點盡力工作而已。”“兩岸本來就是一家人,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立共識,沒有外界所臆測的特別目的或問題。”“兩岸將以人道為出發點在彼此信任下辦事。”“海峽兩岸百姓都應該為此感到高興。”韓長林還解釋了樂美真成行無任何政治意識形態的考慮,他說,“樂美真也是中國紅十字會88位理事之一。紅十字會辦理的是社會各界的事務,樂美真由於和臺灣新聞界熟識,又因為職務關係有利於事情的進行,如此而已。”“我覺得這個問題實在不必要再追究,因為我們的確也不是故意給臺灣難堪,而是要辦事。“韓長林語意深長地說:“到金門是個偶然,也是個必然。”
當年9月19日雙方同時公佈“金門協議”,我方只是由新華社會向全世界發電訊稿,未召開記者招待會。此刻我正忙於亞運會新聞部的事務。對臺灣新聞記者的“騷擾”,我一概讓他們去找韓長林秘書長。《中國時報》王美玉小姐是相當優秀的臺灣記者,她此刻正在採訪亞運會,但跑政治線的記者對海峽兩岸運動員比賽的事情完全不感興趣。 我們在五洲大酒店的餐廳裏吃午飯聊天,談笑風生。第二天,臺灣報紙上赫然發生一篇題為“大原則不能解決的事,可先從事務性問題著手”的專訪。我大吃一驚,真佩服她大海撈針的捕捉能力,我的聊天的話。可以說八九不離十,是當時我的真實的想法。這篇“專訪”,我們的《參考消息》也轉載了。“專訪”報導說,樂美真講,“大家應該以平常心來看待這項協議,站在擁護兩岸中國人安全的立場上,中國人都應該以務實的眼光來面對”“對於兩岸問題,我認為雙方在事務性的問題上可以進行商討,以解決問題,尤其是借各個民間機構可以進行交流。像這次兩岸紅十字組織成功地簽署協定,就可以說明雙方可商談得很好。”“實在是沒有必要把這項協議看成是高層會談,如果再進一步深究,只能說不否認這項民間事務性的商談將有助於未來走向高層次會談。”“目前臺灣的問題應該是形勢比人強,以我的世界觀來看,歷史自然會出現解決問題的時機與人物,不過任何人只能推動形勢順勢解決問題,不可能把時鐘撥快撥慢,逆轉形勢,我認為海峽雙方應該珍惜已取得的交流,經由漸進、逐步方式來拓展兩岸關係。”“許多事務性問題可以先解決,例如直航。”“我一再強調中國人要務實一點,很多問題不是只有坐而言還要起而行才可。”一般來說,臺灣的報導,難免有各取所需,而這篇提取的話語實在說卻是相當客觀的。

2001年04月10日

http://www1.chinataiwan.org/web/webportal/W2008643/index.html

事隔幾年之後。海峽兩岸的政治家、研究專家和老百姓再回首“金門協議”,相信會更為客觀和冷靜。但我要強調的是,看“金門協議”要放到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去看,它表現為一個過程,是一個階段的產物。不管兩岸風雲變幻,協議一直在執行的本身就說明了,協議是雙方關係發展的需求,協議代表了一種兩岸割不斷的聯繫。“金門協議’確實是人們可資研究兩岸談判的實例。  臺灣部分人士對會談模式提出質疑,民進黨更抨擊是“黑箱作業”、“實質上的國共密談”。陳長文在臺北宣佈會談達成的遣返協議後,台各方除對會談達成協議普遍肯定外,也有部分在野黨及民間團體、人士對會談模式提出質疑。《九十年代》雜誌總編輯李信提出,金門會談衍生諸多問題,而對臺灣方面來說最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沒有法理依據的商談,是否已引起臺灣民眾擔心日後不通過中央民意機構就把兩岸談判擴大到政治層面”。民進黨認為整個過程是“黑箱作業”,其秘書長稱,“這次會談是國共兩黨的秘密談判,是‘兩國兩府’的形式,本質上就是官方接觸。”而選用金門作為會談地點,正好是“引外敵到戰地”,充分顯示國民黨“以敵為友,以友為敵”的特質。並提出,國民黨政府從事的任何談判應公開透明化,並讓反對黨參與,“以便臺灣2000萬人民知道國共兩黨在幹些什麼。”

【報導】見證首次海峽兩岸海上遣返作業(1990金門協議)

見證首次海峽兩岸海上遣返作業

(大公報記者/楊小洋)

據報道,台灣海基會創會董事、首任秘書長陳長文於近日因不滿陳水扁的「終統」,以「哲人仙去,已無眷戀!廢統既定,其會何附?以言以諫,不得回聲!」等理由,憤然辭去海基會董事一職。讀後甚為感慨,也勾起一段往事的記憶。

我與陳長文並未交往,卻有一面之緣。那是發生在十五年前的一個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的特定事件。

一九九○年九月,海峽兩岸紅十字會就雙向遣返偷私渡人員事宜成功地進行了金門商談,並達成了眾所周知的「金門協議」,確立了「人道精神與安全便利」的遣返原則和相應的操作規範。當時,大陸方面參加會商的有中國紅十字會秘書長韓長林和福建紅十字會會長計克良,台灣方面側是由台灣紅十字會秘書長陳長文領銜。

「金門協議」後,兩岸紅十字會經過頻繁、務實磋商,決定於當年十月初,由兩岸紅十字會見證,實施經馬祖至福州的首次海上遣返作業,將約五十餘名偷私渡到台灣的大陸人員送回大陸。此前,兩岸間發生了震驚人寰的「閩平漁」事件,台灣單方面慘無人道強行遣返福建偷私渡平民,造成四十六人死亡的慘劇,兩岸和國際輿論大嘩,紛紛譴責。此次兩岸根據「金門協議」,本著「安全、人道、便利」的原則,首次進行遣返作業,因而備受關注。

此時,我剛由福建日報調入大公報工作。先前曾積極參與了「閩平漁」事件的調查與採訪,深知兩岸首次遣返作業的政治影響和新聞價值,便以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決心向有關部門申請參與採訪見證。幾經努力,最後由時任福建省委常委、統戰部長的張克輝(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拍板,允許新華社福建分社記者張瑞三和我兩人以工作人員的身份全程參加,見證兩岸首次遣返作業。

在福建方面舉行的協調、通氣會上,我第一次聽到了陳長文的名字。據介紹,陳長文律師出身,與福建有緣,兩岸開放人員自由往來後,他回到福州探望姐姐。我還得知,陳長文主張兩岸統一,堅持一中原則,對兩岸人員往來、交流持積極促成態度。此次「馬祖──福州」遣返作業,台灣紅十字會由他主持見證。

十月八日清晨,我們搭乘改裝一新的飄揚著紅十字會旗的「閩零八」號登陸艇,在中國紅十字會副秘書長曲折、福建紅十字會會長計克良的率領下,從福州亭江邊防武警碼頭揚帆破浪前往馬祖島。約十時許,船駛入馬祖海域,抵近馬祖島時,從馬祖島方向迎面駛來一艘也飄著紅十字會旗的引導船,兩船靠近後,只見站在引導船舷旁的一位風度翩翩的中年男子舉著擴音器興奮地向「閩零八」號船熱情喊話,表示歡迎。同船的人說,這就是陳長文大律師。計克良會長與陳長文在金門會商時已有交往,老朋友重逢倍加親切,兩人隔海隔船相互問候,你說我笑,咫尺藩籬,蕩然無存。

在引導船指引下,「閩零八」號船順利錨泊在馬祖島南竿的一個港灣沙灘邊。這片大沙灘三面用紅布條圍起,一面臨海,沙灘頂部一字排開擺著桌椅,桌椅前用黃布條拉出一條通道,很顯然是雙方進行遣返交接作業時,被遣返人員的行走通道。

此刻,台灣方面運送偷私渡人員的船隻尚未到達馬祖島。雙方參與遣返交接作業的人員便在那排桌椅前坐下,陳長文與曲折、計克良輕鬆地交換著意見,談笑風生。我和張瑞山湊上前,想抓拍幾張兩岸紅十字會在見證遣返作業時接觸的照片。沒想到陳長文十分敏感,立即站了起來,朝著我們善意地大聲說:今天沒有記者參加,請大家退下。的確,按雙方約定,此次遣返作業一律不邀請媒體參加。我和張瑞山是以工作人員身份來參與見證的,卻不知陳長文是如何感覺到我們是媒體記者的?

時近中午,一艘台灣大型登陸艦載著待遣返的大陸偷私渡人員靠上了海灘。兩岸首次遣返作業正式運作,約下午三時交接完畢,被遣返人員均登上「閩零八」號船。曲折、計克良等大陸紅十字會人員和遣返交接作業的武警幹警也返回登陸艇,起錨返航。陳長文再次登上引導船,護送大陸登陸艇離開馬祖海域。兩岸首次遣返作業順利圓滿完成。

此後,兩岸的遣返作業均按照這一模式操作,一直延續至今。十多年來,遣返專用船「海峽」(即「閩零八」)號及工作人員總計一百六十七次赴金門、馬祖執行雙向遣返任務,安全接收台灣地區遣返的私渡人員一百六十七批三萬一千七百多人,遣返劫機犯十五人,遣送出境的台灣地區居民六十一批一百八十五人,圓滿完成了歷次雙向遣返任務。

陳長文是我在那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發生的特定事件中所認識的第一位台灣「官員」,他的幹練,他的睿智,特別是對祖國兩岸事務的熱心,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我與張瑞山也因此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由大陸前往馬祖採訪、見證的首批媒體人員。

2006-3-24 大公報

 

【轉載】大陸紅十字總會臺灣事務部副部長張希林《金門商談隨筆》(1990金門協議)

歲月如碑

光陰似箭。金門商談距今已八載。

金門商談的直接過程只有三天,三天的時間本來就短,況且轉瞬已過去八年。當時的一些情景早已淡忘,但無法淡忘的是我們商談的對手――對岸紅十字組織的幾位元同仁。非但無法淡忘,隨著時光的流逝,反倒在我記憶的底片上愈發清晰起來。

當時對岸參加商談的共有四位先生:陳長文、常松茂、徐祖安、鄧中正。前三位可以說是老友,鄧中正先生是新朋(後來知道他真實的姓名曰鄧定秩,乃金門軍方參謀助理兼執行官)。鄧先生在金門商談後再無聯繫,而其他三位先生,此前此後都多次見面。雖然我們的相見多因「天災地禍」,相見時難,但因此留下的記憶則更深;雖然我們都有各自的立場和信念,但白底紅十字旗幟使我們成為朋友,使我們的連接更緊。

陳長文先生是金門商談舉足輕重的人物。兩岸能夠在金門商談,陳長文起了重要的作用。與陳長文接觸過的人,大概都對他的那種貴族風度。淵博學識和犀利的辯才印象頗深,而他那種見縫插針、執著而近乎固執並有些咄咄逼人的氣勢,在金門商談過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略舉幾例,或可見一斑:

在金門時看到「國軍」士兵操練,一個個文質彬彬,有的戴一副眼鏡,嚴然一介文弱書生,與電影裏看到的「國軍」士兵的形象截然不同,我隨口說了句:「看見這些弟兄,感到很親切。」陳長文馬上就來了一句:「希林,小心回去關你的禁閉。」爽快已直截了當!

「金門協定」簽字時,雙方在使用何種紀年方法上發生了分歧。當我們說明了用西元紀年是世界通用,陳長文不願退步,只是執拗地說了一句:「這是我多年的習慣,不便更改。」執著且不由分說!

當陳長文看到由我抄寫的「金門協議」我方修改稿上,韓長林、陳長文的名字分列左右時(橫排式,實為先後、上下),他笑著對我說:「你這樣寫,是不是因為我是右派,韓長林是左派啊?」調侃且暗含心跡!這些只是陳長文性格中的一個側面,我還想談一談他性格中的另一側面。

陳長文五歲喪父,是母親一肩擔負起撫養他們兄妹的重擔與責任,因此,陳長文對母親的任勞任怨、含辛茹苦自有一番特殊的理解和感情,用他自己的話說:「已經不只是愛,還包含了無數的尊敬。」

1996年3月,我陪陳長文到雲南麗江地震災區賑災,順便尋訪了他的出生地――昆明郊區一個叫「金刀營」的地方。到了目的地,一看到那塊刻有「金刀營」三個字的殘碑,便可覺察到陳長文的激動,其實他並不可能記得當年他究竟出生在哪棟房子,可是他卻在一棟棟民宅前駐足、凝望並攝影。第二天,在麗江地震災區,當陳長文親手把一包衣物發放給災民,並聽到災民說「作夢也沒想到臺灣同胞會給我們送來救災物資」時,陳長文的眼圈濕潤了。晚上,當我們沐浴著皎潔的月光,漫步在麗江古城時,他又和我討論起古人的詩句:「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他是在賞月嗎?我隱約感覺到他是在思念他的母親!

常松茂先生在三位朋友中年紀最長,1918年出生(據他自己講,實際出生於1920年,到臺灣時被搞錯了,從此將錯就錯),今年當80歲高齡,1990年也已72歲。常先生的謙遜、博學、矜持和幽默,甚至他那一筆漂亮的鋼筆字,都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真正使我難以忘懷的卻是八年前,常先生在驚濤駭浪中迎接我們的那一幕:18號颱風肆虐三天后,廈金海面上仍有七八級風浪,我們乘坐的「廈漁507號」,隨著風浪的起伏向金門急駛。在預定會合的地方,當看到仿佛突然從海底冒出來的對方引導船的桅杆、船帆,特別是當看到常先生站在船頭向我們招手致意時,我本來帶著幾分欣喜、好奇、不安的心,一下子變得激動起來。

對方引導船是一艘比我們的「廈漁507號」噸位小得多的漁船。大海茫茫,波浪滔天,引導船一會兒被拋向浪峰的端頂,一會兒被砸入狂瀾的深淵,隨時都有傾覆的危險。望著若隱若現的白底紅十字旗和常先生的身影,我激動的心又油然生出幾分崇敬。

金門商談之後,我們這一對忘年交的交往漸多.情感亦日甚。以至於有一年,連續幾次歡聚後,半年多竟再未謀面,也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情之所致,於是在虛幻的夜夢中與常先生重 逢,因此便有一詩贈常先生:百轉縈繞夢裏發,悲喜難盡竟無涯,有日同上銀河去,兩岸何曾不一家。

我和徐祖安有緣。其實早在此前多年,我們就有過間接的切磋與交鋒,只不過金門商談是第一次見面,正如古人雲:「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

我和徐祖安同齡。在金門商談雙方陣容中,我們倆最年輕,因此,商談的記錄,檔的整理,自然落在我們身上。而徐祖安是地主,責無旁貸地又多了一份責任和義務,所以在商談空隙的兩次金門遊覽的照片中沒有他的身影。

徐祖安最突出的特點是他的才思敏捷,反應極快。當簽訂「金門協議」,因用何種紀年方法雙方爭執不下,一時陷入僵局時,徐祖安突然一語驚人地提出「天干地支」的折衷方法。雖然最後並未採用此法,但我們卻不能否認在當時雙方各執一詞的境況中,徐祖安的這一「招」所起到的良好的緩衝作用;我們也不能否認在這一「招」中所反映出來的徐祖安的思維與才氣。

在海峽兩岸紅十字組織的工作人員中,我和徐祖安的接觸交往最多。從金門商談至今,在大陸,在臺灣,我們接觸不下十餘次。或賑災,或訪問,或參加冬(夏)令營,而我們接觸最多的卻是在馬祖,參與見證遣返,幾乎每年一次。我們的私交日深,我們的情誼愈厚。緣於斯,長於斯,豈不是一種緣分。

曾有朋友和我開玩笑:你和臺灣人這樣「密切」,就不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嗎?我答;還會有第二次嗎?!

金門商談之後,有朋友不止一次建議,應該在金門立碑以作永久紀念,由於種種原因至今尚未有結果。

歷史悠悠,歲月如碑。

金門商談,一座無形的碑不是已經永遠地立在我們心中了嗎?!

張希林 1998年9月12日於北京

為了永遠的紀念 

樂美真同志告訴我,他準備將我們一起赴金門島商談的全過程,以隨筆的形式成冊面世,書名為《金門商談漫記》,並說初稿已經完成,正在修改當中,希望我作為「金門協議」的簽字人,能寫點文字代序,或回憶,或感想,或議論,或長或短,盡由我便。我先是一驚,驚異地發現,思維敏捷、熱情幽默的他對那件往事,還是那樣一往情深;後是一喜,這在一段時間裏不可以細談的經歷,隨著歲月的流逝;終可以讓更多關心的人瞭解,該是一件好事。這就是歷史。為了那次精誠的合作,為了那段成功的往事和友誼,更為了永遠的紀念,在歷經八年之後,拂去淡淡的封塵,那些鮮活的記憶仿佛就在昨天,再次使我激動、興奮和欣慰。為了節省篇幅和時間,我不再重複經過,更不想發任何議論,只補充幾件小事,以志對往事的紀念。

按雙方商定,「金門協議」在得到各自主管部門的批准後,於簽字後的一周,在海峽兩岸同一時間通過新聞媒體對外宣佈。宣佈後立即引起了強列的反響。當時,正是在北京舉行亞運會期間,以報導亞運會為名而進入北京的港島記者空前增多,而許多記者一下飛機便直接跑進我的辦公室。採訪,或錄音或攝像,一時我那裏成了新聞中心。他們最感興趣的是這次商談的政治背景,因為「金門協議」無疑是開創了兩岸通過民間管道解決廣泛而重要的、更具有官方色彩的問題的先例,沒有各自高層的認同,是絕不可行的。毋庸諱言,這次民間形式的商談,不僅是兩岸關係史上第一次在中國臺灣金門島舉行,而且達成的協議,絕不是由紅十字組織即可實施的。我們這些中共黨員,在一場強颱風剛過,海面上還有七八級風浪的惡劣天氣條件下,登上臺灣戰備重地金門島,真是談何容易。在當時,連臺灣本島的人,也不是輕而易舉就可以進入的。因此,臺灣島內各種猜測雀起,盼望兩岸早日統一的臺灣人民,從此得到了某種信號,看到了某種希望,新聞媒體自然更想探個究竟。許多記者都問過我:韓先生除了擔任中國紅十字總會秘書長職務外,還擔任什麼「長」?想借此瞭解此次談判的政治背景。我告訴他們,除秘書長職務外,我確實還有一個更重要的「長」,那就是「家長」。因為任何「長」,都會隨著時間而改變,唯有家長,卻是永恆的。記者們笑了,再也不問這類問題了,但這次談判的政治意義和官方背景,是不講自明的。

經過海上的顛簸,登上金門島,已近中午時分。在歡迎午宴上,幾個特大的盤子盛滿了烹製精美的海鮮,我記憶最深的是石斑魚,體大肉厚而特別鮮美。主人告訴我們,金門島的近海盛產石斑魚。在海峽兩岸對峙前,福建沿海的漁民,經常在金門島附近捕撈。而在國民黨退據臺灣後,祖國大陸漁民多有因到金門附近捕撈石斑魚而被國民黨金門駐軍的槍炮擊傷,甚至葬身海底。過去金門的漁民也常來大陸販賣石斑魚等水產。1949年,兩岸開始武裝對峙的時候,當天早上來大陸的漁民,晚上卻無法返回金門了,至今仍滯留大陸。窄窄的一段海域,卻阻擋了骨肉幾十年。席間,主客雙方都多次舉杯,祝願兩岸儘快統一,早日實現 臺灣與祖國大陸人民自由往來,親人團聚。為了不誤宴會後即將開始的正式商談,大家只好「真酒假喝,假酒真喝」,望著桌上的金門高粱酒,而不能盡興。今年七月,我同夫人蘇穗青應朋友之邀訪問菲律賓時,在一處風景區由臺灣人經營的大酒店裏,同幾位菲律賓和臺灣朋友聚會,當朋友介紹我就是第一次登上金門島商談的「金門協議」簽字人時,他們特意拿出了幾瓶金門高粱酒,大家推杯換盞,開懷暢飲。回憶往事,展望未來,直至深夜,酩酊大醉。許多臺灣朋友,初次見我,常常提及「金門協議」,他們認為我們為兩岸人民辦了一件好事,因此而對我多了一分友誼與敬重。「金門協議」簽字已經八年了,海峽兩岸仍然處於人為阻隔的狀態。我希望祖國統一,親人團圓,難道等這一天到來,還要再等八年嗎?我真希望為期不遠了。

9月14日回到北京後,在換洗衣服時,突然從褲兜裏掏出了一把鑰匙。因為樣式與我的不同,我當即意識到,這是把我在金門住房的鑰匙帶了回來。我很著急,這真是一件難以處理的小事。原來在離開金門前一天晚上,我換了一條褲子,因為離金門的當天,無外出安排,所以不必鎖門,便未動鑰匙,就這樣把不該帶走的鑰匙帶走了,又無法送回。我真不知道,為我服務的那位元戴眼鏡、穿便服、大學畢業後在金門服兵役的「阿兵弟」,現在哪里?他是否因為在執行這次臨時而又特殊的任務時,由於「失職」而受到了處分?我要說,這不是他的失職,也不能說是我的錯。事情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陰差陽錯,但願我們在兩岸關係中,多一些信任和理解,少一些猜疑和誤解。金門島上我住過的那間房,是重新配了鑰匙還是又換了新鎖?我確實多次想過。

1998年9月13日於北京

讀《金門商談漫記》有感 

昨晚,一口氣讀完了樂美真同志寫的《金門商談漫記》。好!令人興奮,真美樂!

此書就「金門協議」的前前後後做了詳細介紹,夾敘夾議思路廣、想法新、立意深、耐人尋味,對海峽兩岸有識之士處理事務,共商決策都是有益的啟迪。

「金門協定」雖說是海峽兩岸紅十字組織工作商談的一份文本,但它確是兩岸緊張相峙40多年來一個驚人的突破。給兩岸人民帶來了詳和的曙光,統一的希望。八年來,已海上雙向遣返129批,24421人。人人憤恨的劫機犯,也開始依「金門協議」而遣送到對方。這在前40年中,都是不可能的,誰也辦不到。所以,金門商談的情景,許多人感興趣,想瞭解。不少人要我講,請我寫。福建新聞出版局的領導也約我出書,題目都有了,《台澎金馬行》,但忙於事務,終未能成。現在《金門商談漫記》面世,很好,可公告大眾了。

我參加金門商談時,已擔任福建省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五年了,是一名名副其實的紅十字會工作者;而那時,我參加中國共產黨也已40年。看來,只要有決心為著兩岸人民大眾的幸福生活,為著中華民族的興旺發達,兩岸的兄弟姐妹總能團結起來,排除干擾,克服困難,使我們國家完全統一,兩岸子孫更加美滿,偉大祖國將永遠屹立於世界,光芒萬丈。

1998年11月21日於福州

三通」的起點

1990年9月11日,我以福州市紅十字會副會長的身份參加了金門商談,雙方就有關遣返私渡人員問題形成了「金門協議」,現在已經八年多了。這是在由於人為的原因把祖國大陸與臺灣兩岸分割40多年之後,首次以紅十字組織名義進行的接觸商談。由於雙方共同努力,商談獲得了成功,在國內外引起很大的反響。臺灣《中國時報》說:「這是一次堪稱歷史性的會議,具有突破性的歷史意義」。日本《每日新聞》認為在金門「直接交流,尚屬首次,其意義漸漸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通過這次接觸商談,使兩岸之間就有關問題進一步相互瞭解,並建立了正常的通道,這對促進兩岸「三通」和祖國統一起到了推動的作用。

金門商談八年來,兩岸相關部門共同努力,按照協定內容,認真進行實施。先後多批相互順利遣返了私渡人員和犯罪人員(包括劫機犯),使之形成正當的通道,這對共同打擊刑事犯罪,維護安定穩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參加金門商談的代表我方有五人,由紅十字會總會秘書長韓長林領隊,還有國台辦副局長樂美真、紅十字總會臺灣事務部副部長張希林、福建省紅十字會副會長計克良和我。原定9月8日從廈門出發,後因受18號颱風的影響,在廈門停留了三天。到9月11日早上乘「廈漁507號」漁輪從廈門東渡碼頭起航,到達浯嶼與二擔島海面時,由臺灣派來引導船,到達金門新湖漁港碼頭上岸。在金寧鄉招待所休息片刻後,雙方就開始交換商談的內容和日程安排。對方參加的代表有陳長文、常松茂、徐祖安、鄧顧問四人。當天下午正式開始商談,會議桌中間放上紅十字旗。雙方就有關遣返問題坦誠友好地交換意見,第二天(12號)上午形成了協議。下午安排參觀中山林、古崗湖、民俗文化村等有關風景點,13日上午返回廈門。這次商談能夠順利進行,主要是兩岸有關方面在事前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們的態度很明確:

一是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不能出現「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局面;二是討論私渡遣返問題只談今後怎麼辦,不談過去誰是誰非;三是談的成就談,談不成就算。這樣免了那些不必要的爭議,達到快速解決問題之目的。商談過程中雙方都本著坦誠交流,友好協商,妥善解決問題的態度,就遣返工作的原則、物件、地點、程式等達成了一致的意見。

在接運工具方面,開始時對方提出採用漁輪或客輪操作運行,當時我們提出遣返工作必須本著人道主義、安全方便的原則進行,用登陸艇改造後,掛上紅十字旗,作為紅十字會專用接送遣返人員的船隻,安全方便可靠,經過協商,雙方達成統一的意見。

「協議」形成後,雙方代表共同認為,需將「協定’各自帶回分別向有關部門彙報,同意後統一於1990年9月19日同時通過新聞媒介向外發表公佈生效。

為了順利地做好接運工作,雙方同意到馬祖進行試航。1990年9月20日,我們組織了公安、邊防接收部門、邊防、紅十字會、衛生等部門43人,由我領隊;早上乘坐「閩08號」艇從亭江起航,到七星礁海面時,由對方「馬富1號」漁船引導,到達馬祖上岸,隨即與徐祖安、鄧顧問等根據「金門協定」的內容,就相關交接的時間、地點、人數、手續、體檢、安全、通訊聯絡等具體事宜進行商談,形成了備忘錄。商談結束後,我們還參觀了媽祖廟。勝天公園等風景點。中午12點起航運回,下午3點30分抵達馬尾。這次試航為順利遣返接運工作做好充分的準備。從1990年10月8日第一批順利遣返開始,兩岸之間遣返工作從此一批又一批地順利進行,從某種意義上說,實際實現了兩岸之間的通航。

根據「金門協定」的內容,遣返物件還包括刑事犯和刑事嫌疑犯。原中國銀行北京分行職員吳大鵬,於1989年2月作案盜竊中國銀行北京分行麗都飯店分理處資金334萬美元匯票後潛逃臺灣。根據「金門協定」,經過雙方聯繫,於1990年10月9日將吳犯遣返大陸,北京市公安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大陸公安機關也積極協助緝捕臺灣地區黑社會嫌疑犯吳桐潭並安全遣返。1991年3月,平潭縣漁民在海上作業時,遭到臺灣海警無故拘留、毆打,在漁民憤怒抗議下,將三名海警帶回平潭交給有關部門。我有關部門對三名海警以人道主義對待,參加金門商談的雙方人員為此也進行了多次接觸,後來經過雙方妥善協商後,將三名警員遣回臺灣。

金門商談以後,兩岸的掛紅十字旗的遣返船實行了直通。1997年4月,福州、廈門港至高雄港也開始了掛方便旗的試點直航。今天我們回憶金門商談,就是希望進一步密切臺灣與祖國大陸之間的聯繫,通過談判協商,儘快實現兩岸全面直航,我相信,這一天為期不遠了。

歲月崢嶸 海峽見證

1990年9月間日至12日,海峽兩岸紅十字組織代表,在金門島舉行工作商談,就海上遣返的原則、物件、交接地點、遣返程式等達成協定,即「金門協定」;建立了事務級聯繫和遣返管道。這是海峽兩岸阻隔40年來的第一個協議,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按照「金門協議」和遣返作業工作分工,福建省紅十字會擔負著與臺灣紅十字組織具體聯繫聯絡和參與見證任務。八年來,我們竭盡所能,努力發揮紅十字會的獨特作用,圓滿完成了交辦的各項任務,確保「金門協議」的實施;同時以此為契機,積極拓展與臺灣紅十字組織及社會各界的交往。

「金門協議」簽訂之後,為促成雙向遣返作業順利實施,我們與臺灣紅十字組織就遣返作業的有關事項和技術問題進行頻繁聯絡聯繫,為確保遣返作業萬無一失,雙方商定於1990年9月20日進行馬祖試航(即馬尾――馬祖空船交接預演)。我方主管部門選用噸位為150噸、最深吃水線為2米的退役登陸艇,改裝成為漆白色、掛白底紅十字旗的「閩08號」作為遣返作業專用船。20日,上午6時,福州市紅十字會原副會長方慶雲帶領試航人員43名(含主管部門、紅十字會、檢疫、船上工作人員),乘「閩08號」專用船,由「海上公安233」艇護航駛向馬祖。至七星礁以北1.5海裏處,由懸掛白底紅十字旗的台輪「馬富1號」引導船引航,開往馬祖。「海上公安233」艇停芭樵尾附近海域。9時許,方慶雲等一行登上馬祖島,臺灣有關方面鄧中正、徐祖安先生前來迎接。之後,雙方就實施「金門協議」的具體技術事項進行磋商,並達成共識,形成「馬祖備忘錄」。方慶雲、徐祖安代表雙方在備忘錄上簽字。

根據主管部門查核情況,研究確定10月8日,實施第一批接遣55名違反規定私自渡海去台人員。經與臺灣紅十字 組織聯絡聯繫,確定了遣返作業的各事項。10月 8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秘書長曲折、福建省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計克良帶隊,乘「閩08號」船,按照試航航線、模式開赴馬祖。在馬祖島,臺灣紅十字組織陳長文、常松茂、徐祖安先生等前來迎接,兩岸紅十字組織按照「金門協定」和「馬祖備忘錄」有條不紊地進行交接的各項工作。最後,曲折、常松茂分別代表海峽兩岸紅十字組織在交接見證書上簽字。12月10日。經與臺灣紅十字組織聯繫,確定在廈門東渡碼頭,遣返在大陸從事非法活動的臺灣刑事嫌疑犯六人。中國紅十字會理事樂美真、中國紅十字會臺灣事務部副部長張希林、福建省紅十字會秘書長何鐘生、廈門市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朱玉珍、秘書長吳尚義,臺灣紅十字會組織常松茂、謝世偉,主管部門代表胡偉烈參加了交接作業。至此,海峽兩岸紅十字組織配合有關方面實施雙向遣返宣告成功。八年來,我會按「金門協議」,本著人道、安全、便利的原則,擔負雙向遣返作業中的聯絡聯繫、參與見證任務。參與實施馬尾――馬祖(廈門――金門)雙向遣返作業129批,接近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居民、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24421人。在這期間,1993年9月亞「閩08號」船退役,「海峽號」遣返專用船啟用。在實施「金門協議」過程中,福建省紅十字會堅持人道主義原則,針對臺灣有關方面對大陸私渡人員採取的不人道行為,及時地與臺灣紅十字組織進行交涉,從而最大限度地保護了大陸私渡人員的人身安全。

近年來,臺灣軍方抓扣我漁船、漁民事件時有發生,給海峽漁業生產籠罩上一層陰影。如:1991年3月28日,惠安縣崇武鎮靖江村「閩惠漁0206號」船,在目鬥嶼北面295海區從事流刺網作業。收網後,被臺灣澎湖守軍開出的炮艇以超越警戒線為藉口抓扣,船上漁民42人,該船價值70多萬元;1991年5月4日,長樂縣梅花鎮海東村的「閻長漁4039、4040號」鐵殼拖網對船,在267海區48區作業時,被臺灣軍方以「走私罪」扣留,10多萬元漁貨被沒收,船上漁民28名,兩船價值200多萬元。每當接獲當地紅十字會或主管部門有關此類情況的報告後,我們都能急漁民之所急,想漁民之所想,通過已建立的事務級聯繫管道,盡速與臺灣紅十字組織聯繫,譴責挑起事端,破壞海峽祥和氣氛和不人道的行為,要求盡速放回被抓扣漁船和船員、漁民,並將被抓扣漁船的詳細資料,傳真臺灣紅十字組織,請其查核;利用遣返作業機會,與臺灣紅十字組織代表就被抓扣漁船事宜直接商談。臺灣紅十字組織同仁接到傳真後,積極配合,向其主管部門疏通,爭取被抓扣的漁船原船返回。幾年來,通過與臺灣紅十字組織多方聯繫,索回被抓扣的大陸漁船「閩惠漁0206號」等27艘,船員、漁民513名安全返回,挽回經濟損失1000多萬元;同時協助政府有關部門處理海難事件。漁事糾紛等28起。漁民、船員們向我會贈「人道主義揚四海、疏通台方歸漁舟」橫匾,表達了對紅十字會的感激之情。

我們按照「金門協議」努力發揮特定歷史時期紅十字會的獨特作用,還積極穩妥地做好各種海難、交通事故的善後協調工作。協助有關部門遣返刑事犯罪嫌疑人。本著人道精神,與臺灣紅十字組織同仁協調,妥善處理了「臺灣三保警」事件;海峽兩岸攜手打擊刑事犯罪,遣返犯罪嫌疑人臺灣黑社會頭目吳桐潭、制毒販毒犯罪嫌疑人戴振華;接回大陸逃台特大貪污犯吳大鵬、王煒,劫船投往金門的犯罪嫌疑人武晉雄、鄭宗萍;參與見證遣返臺灣劫機犯罪嫌疑人劉善忠,接回大陸劫機犯罪嫌疑人黃樹剛、韓鳳英;以及在處理臺灣保警莊鎮躍事件中,都圓滿完成了任務。

八年來,海峽兩岸紅十字組織按照「金門協定」,攜手實施遣返作業,兩岸同仁在交往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95年9月12日,我會在榕舉辦紀念「金門協定」簽訂五周年座談會,臺灣紅十字組織秘書長常松茂先生特電函申賀;1997年4月30日,利用遣返作業間隙,兩岸同仁在馬祖島南竿塘共植博愛樹(南洋杉)。

「金門協議」的簽訂,為溝通海峽兩岸關係架起了一座人道之橋,企望在「金門協定」簽訂十周年之際,兩岸紅十字組織聯合舉辦聯誼活動,並在金門島金甯鄉仁愛新村樹碑,銘志紀念!

張希林1998年9月12日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