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良制是原则,两制是例外

日前,大陆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先生投书《人民日报》海外版,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我感到好奇,陆方应该清楚台湾不同于港澳,为什么依然要试图在“一国两制”的方向前进?

1991年,笔者以海基会首任祕书长的身分在北京面晤中共副总理吴学谦,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台办祕书的孙亚夫就坐在吴副总理旁边。吴副总理先提到“一个中国”原则,笔者回应:“没有问题,因为《中华民国宪法》(和《国统纲领》)就是主张‘一个中国’”。吴先生接着又提出“一国两制”可以适用于两岸关系,我认为他心中想到了97年之后香港和大陆的关系,因此,我对吴先生回以:“一国两制”适用于港澳的回归固然极有意义,但是就两岸关系而言,“一国良制”应该是更好的选择。事后我才晓得“一国良制”是经国先生在80年代回应中共领导人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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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治国周记】金门协议20年,求同存异创双赢(马总统与陈长文)

【总统治国周记】金门协议20年,求同存异创双赢(马总统与陈长文)

民国79年9月12日,两岸红十字会代表于金门洽谈有关偷渡客及刑事犯、刑事嫌疑犯之遣返事宜,双方本诸人道与务实精神,签订《金门协议》,相关运作至今已有二十年。这是两岸当局首次公开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也是最早实践两岸“求同存异,追求双赢”的协商模式。【总统府官网, 民国99年 2010年0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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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马英九,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金门协议20年,求同存异创双赢”。就在20年前,民国79年9月12日,由两岸红十字会完成的《金门协议》,就是在这个时候进行协商和签订。我们今天主要是希望把当年《金门协议》签订的场景、内容,跟后来的影响都还原出来,因此我们特别找来当初参与协议的男主角,也是中华民国红十字总会会长来谈这个题目。陈会长,您好。

陈会长:总统您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总统:首先我要带大家,把时间倒转到民国79年的前3年,也就是我们刚开始开放台湾人民到大陆探亲,那一天是11月2日。因为探亲而使得人民有更多的接触,让大陆人民也开始对台湾有更大的好奇,因此许多人希望到台湾来打工、赚钱,甚至非法偷渡来台。可是两岸官方根本没有办法对话,所以我们还是跟开放探亲一样,找红十字会来担任这个角色。会长您可不可以把当年的情况跟我们回顾一下?

陈会长:是的。其实刚才总统谈的这一段过程,应该大家都蛮能够记得。因为两岸开始开放探亲,我记得总统当时是担任研考会的主委兼行政院大陆工作小组会报的执行秘书。在当年,也就是79年,1990年的时候,发生了至少两次重大事件,也就是当时大陆偷渡客来台,我们必须把他们送回去。可是两岸政府没有任何接触的管道,当时不得已只好用原船遣返的方式,可是大陆偷渡客的船基本上就已经破烂不堪,原船遣返的过程中就发生了至少两次事故,造成了几十个人死亡。当时政府立刻决定赶快解决这个问题,红十字会当时的角色就已经在探亲的时候,担任寻人、转信等工作,所以我们跟大陆的红十字会之间已经有了沟通,也就是说,政府和政府没有任何接触的状况之下,红十字会当时是唯一单位,因此对于如何解决遣返大陆偷渡客,让他们能够安全回到大陆这件事情,当然也就希望红十字会是不是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总统:刚才讲到大陆很多人希望来台湾工作,有的是用偷渡的方式,而当时台湾有一些犯了罪的人、黑道潜逃出境到大陆,因为两岸不通话,所以他就在那边逍遥法外;大陆也不晓得他在台湾犯过罪,所以就变成一个犯罪庇护所。《金门协议》就希望能够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我们遣返偷渡客,他们就遣返刑事犯跟刑事嫌疑犯,这样的话,双方都能够从《金门协议》当中得到一些好处。您能不能够跟我们回忆一下,当初郝院长决定由红十字会来谈,您怎么样去跟他们建立好谈判的架构,然后在金门开始进行?

陈会长:我回忆中很确定的应该就是,当我们跟对方红十字会提及,说我们希望做这件事情,如何用人道的方式遣返回去时,他们二话不说表示非常愿意跟我们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哪里谈。我记得那是一个周末,我跟院长报告大概的进度,当然在那之前我跟您与施启扬先生也报告过。院长提到,我就说究竟要在哪里,我们还在考虑这件事情。郝先生当时说,为什么不到金门来?可是总统,我想我们都记得很清楚,民国79年,金门或者是台湾戡乱时期还没有终止,金门是战地,那么共产党,我们大陆红十字会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我想都是吧,我也没有机会问他们,我如果跟共产党员接触,同时又在金门接触,那是何等危险的事情,涉及叛乱,当时在电话的另外一头,我就说:“院长,是真的吗?”他说:“为什么不可以?”我转念之间想,金门真是个好地方,因为第一个它非常机密、隐密,因为我们谈这个东西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虽然是人道、平安的安排,但如果事先就公告出去,对谈判的内容当然会产生不必要的困扰,或者谈判的进程会产生困扰。所以当院长这么提,在电话那一头,那是礼拜天,我记得很清楚,我还跟院长说,您确定?他说当然!我就说院长如果可能的话,您决定是不是跟李登辉总统也提一下。院长说:“好,礼拜一再告诉你如何”。我说好,如果您决定之后,我们再通知对方。这是大概的过程,我觉得是非常睿智的一个决定。

总统:我也看得出来您真的是非常小心,把所有的环节都想清楚。您知道吗?陈会长,您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把金门这个地方的属性,做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陈会长:我愿闻其详。

总统:民国38年10月25日,这里是“古宁头大捷”的发生地点。民国47年8月23日,这是“八二三砲战”发生的地区,这两场战役都有很多人死伤,换句话说,过去这是一个杀戮战场,但在《金门协议》之后,开始把它一步一步带往和平广场。您可不可以谈谈,谈判的过程很困难吗?

陈会长:谈判的过程,诚如刚才总统所说,从杀戮的战场变成和平的广场,金门固然是一个很特殊的地点,可是更重要的是这个协议的背景、宗旨和目标。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本于人道原则,用最安全、顺利的方式,把偷渡客很快地送回他自己的家。《金门协议》事实上今天回头来看,各位,只有5条,短短的5条,那5条里面谈的,基本上就是人道、安全的原则。另外就是遣返的对象,刚才总统特别提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偷渡客,或者是未经许可进入对方地区的人,加上刑事犯、刑事嫌疑犯。遣返的方式,用什么方式来遣返,譬如说用什么船,这个船就不是原船那个破船,而是非常坚固的船,然后要挂红十字会的旗帜,因为我们红十字会担任的角色事实上不是执行遣返,而是见证遣返。另外就是哪些地方,从哪里到哪里,我们事实上应该是“两马”,就是马祖、马尾,另外就是金门、厦门,“两门”,“双马两门”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很简单,这个协议的内容其实很容易,唯一如果真的要说有什么困难,跟总统报告,总统当时您也了解,我们签完协议的草稿之后,很快就送到您那,一路往上报,我想您很清楚。

不过今天我们回想起来,其中两个小的技术性问题,我们也本于人道的原则,所以这两个技术上的问题,看起来很困难,但实际上一点都不困难,那就是如何称呼对方。在当时,如何称呼对方那个题目,显然比今天更严重。也就是对方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们当然是说我是中华民国,你是叛乱团体等等。如果这样子下去,永远没完没了,大家晓得这么搞的话,原则就没办法达成了,目的就没办法达成。所以双方很快地就把前面的头衔,就说“两岸红十字会组织”,就是这几个字。到结尾的时候,总要写哪一天、哪一月、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这很容易,就是9月12日,那么哪一年,从那时候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用“民国”,当时是民国79年,对我来讲,当时的习惯和今天有一点改变,我必须跟总统报告、承认,有时候现在习惯写今年是2010年,无所谓,可是当时我显然是相当果断地说:“民国79年。”这个“民国”很重要,“中华民国”嘛!对方从建国开始,或者是毛泽东在天安门上面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站起来”开始,就用“西元”,因此对岸要写1990年。我们后来的决定,就是我写79912,他就写90912,用这个方式解决。虽然中间我们谈到,是不是用天干地支等等,看起来很有创意,实际上不太可行的,我们最后就这样子决定了,不过重点还是一句话,环绕着人道,大的原则确定以后,一切事情都好谈。我必须在这里说一句,包括总统最近在您上任以后,两岸的很多协议,“搁置争议、求同存异”,都是抓定总目标,其它技术性问题拿掉、放在一边,否则我觉得事倍功半,我们现在是事半功倍,大概是如此。

总统:这点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示范,因为你签79年,他签90年,换句话说,这是你们认同的纪元方式,你没有阻止他签90年,也没有强迫他签79年,他同样也没有这样,这就是“正视现实、搁置争议、追求双赢”。这个精神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往下发展。我想到两个月前签的“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他们叫做“框架协议”,我们叫做“架构协议”;我们叫做“贸易便捷化”,他们叫做“贸易便利化”,还有一些用语不一样,我们叫做“智慧财产权”,他们叫做“知识产权”,不一致的地方很多,怎么解决呢?这没有办法,各用各的,一定还是各用各的语句,我们不可能改,他也不可能改,最后就是在16条后面,签字地方的前面,讲到4个文本,对应表述不同的,涵义相同;换句话说,你叫“框架”,我叫“架构”,我们对应的东西,表述不同的,涵义相同,用包裹方式一次解决。

陈会长:很好,有创意!

总统:所以又比你们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日期问题,这次好像有很多问题。

陈会长:我们有两个问题,刚刚提到,就是组织称谓问题。

总统:对!就用这样解决了,所以我看20年来双方都有进步,就开始更包容。

陈会长:当然。不过刚总统提到,20年来应该要这么说,我会觉得当时是一个情境,那是人道的问题,比较相对容易,我必须说,谢谢总统,如果没有您的一个坚持的话,我正想说,20年前到今天,也就是《金门协议》到今天,或者是到2年前,其实两岸固然有一些进展,可是我觉得到了90年代,93、94年之后,其实两岸根本没有任何的发展,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如果没有您的坚持,以及对岸的领导也是非常睿智,我觉得应该达不到您刚才所说,最近签的协议以及两会签的协议,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总统:实际上,大陆非法入境的人数有时候一年高达5,000人,他们遣返到台湾来的刑事犯、刑事嫌疑犯也有400多人,差不多刚好100倍。现在,我们在去年4月又签了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和司法互助协议,所以这些工作就转移到司法机关,包括法务部、警政署,偷渡客的人数就大量减少。

陈会长:没错,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总统:去年是236人,今年上半年只有90人,我们估计下半年因为经济情况变好,可能更少。《金门协议》20年了,它的阶段性任务大部分可以说完成了,所以我们回头来看,觉得蛮不容易的。你看,4万多人遣返回去,包括船位、遣返之前暂时安置在靖庐,其实都是蛮繁琐的。内政部、警政署,很多单位都参与,红十字会也有见证,有的时候因为海象不好,一下子拖好几个月的时间,很多很多的问题,我想您大概多多少少都知道。
陈会长:了解。
总统:但总算协议在20年来发挥很大的功能。可不可以回顾一下这20年当中,您都在红十字会,都没变?
陈会长:没变,年纪变大了。

总统:从秘书长变总会长。您回顾一下这20年执行中,有没有值得您特别回忆的?
陈会长:如总统所说,20年来,4万多个人能够很安全、完全没有任何事故的送回去,这4万多人,家里头一家如果还有另外2个人、3个人,加上爷爷奶奶5个人、6个人加在一起,我觉得就是把这些人的家庭让他们能够安定下来,至于其它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当然也蛮多,困难没有,只是心情是愉快的。到目前为止,刚才如总统所说,我们红十字会的任务应该接近差不多算是大功告成。大功不是居功的意思,我们恨不得签定协议的第二天就不需要去执行这种协议,显然今天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也就是中国大陆经济也比较好,然后两岸更不用说,两岸两会之间的谈判把很多问题其实都已经更制度化的把它处理掉了,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红十字会如果能够在适当的时候,能够大功告成、功成身退,我们就能够花更多时间在其它人道救援的工作上面。

总统:红十字会其实主要工作不是在这一方面,但是你看看红十字会100多年来的历史,它也经常扮演这种角色,在战地为交战双方搭建一个沟通的平台,包括战俘的安置、还有受伤、护送等等,原来就是扮演这个角色,两岸之间像这样的情况,其实本来也是红十字会可以关注的题目,因为双方对立所产生的人道方面需求,还是不能不找红十字会。

陈会长:没错。

总统:所以这一点我们非常肯定红十字会在过去20年当中的贡献。

陈会长:谢谢。

总统:“金门协议20年”这本书是由许多过去曾参与过的工作人员一起写出来的,翻看里面的文章都是当年许多参与过的人的一些回忆,虽然是短短20年,也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我觉得非常值得各界看一看,回顾这20年来的发展。
陈会长:对我们红十字会来讲,诚如总统所说,我想过去20年来红十字会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就《金门协议》的签订能够着力,同时20年来我们就《金门协议》的执行也扮演一个角色,更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所做的,也是将来我们要继续做的,就是希望在所有有苦难的地方就有红十字会,有红十字会就有希望的这个愿景能够落实,我们会继续秉持这个理念来努力,谢谢您。

总统:哪里,红十字会加油。

陈会长:谢谢,谢谢总统,谢谢大家。

【专访】金门商谈漫记(1990年金门协议)

(中国大陆/ 红十字总会理事乐美真 )

与此同时,中国红十字会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也在密切联系中。红十字会及时地将每次电话内容转告国务院台办。我当时具体负责与红十字会联络,并将有关情况报告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孙晓郁副主任。孙副主任多次召集会议,分析研究各方面的情况,经过慎重研判,权衡利弊,大家一致认为遣返不是单方面的事情,要双方配合才能进行。为此,必须进行见面商谈,且商谈的时机渐趋成熟,我们必须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初秋的准备

9月的北京,金风送爽,菊花、串红、美人蕉装点着这古老的城市。北京城北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一个叫“盼盼”的吉祥物到处可见。此刻北京在全力准备第11届亚洲运动会的召开。我也被抽调到亚运会组委会里,被任命为新闻部副部长,负责联系近200多位元报名采访的台湾记者。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与许多台湾记者熟识,他们为了采访到新闻,也经常找我“麻烦”。“电话骚扰”经常不断,也造成了很多误解,但对正在进行的两岸商谈的准备,我却严格保密。非但如此,在临出发的前几天,我还保持着与台湾记者接触的密度,若无其事地谈亚运会,谈北京的天气和好吃的涮羊肉。

初秋的一天,恰是我43岁生日,那年陈长文46岁。我对这位比我年长的有着犀利谈锋的对手,已有几分了解。我翻看了能找到的所有介绍陈长文的资料,知道他是福建福州人,生在云南昆明一个叫金刀营的地方,其父陈寿山,原国民党陆军少将,是胡宗南的旧部。陈长文5岁时到台湾。他在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又获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硕士、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任台湾知名的理律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是台湾军方的常年法律顾问,亦任台湾红十字会秘书长。大概是由于职业的关系,他口才极佳,思路敏捷,自负性强。7月下旬北京之行,当时的吴学谦副总理会见了他。孙晓郁副主任、张晓布副局长和我与他长谈,其使命感和风度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韩长林、张希林还陪同他去了上海、福州、厦门。常松茂我也熟识。6月我去沪杭两地为台办干部讲课,恰巧参加了在这两地对徐亨和常松茂的接待。在新锦江饭店的餐桌旁、沪杭的火车上和美丽的西湖边,我们相谈甚多,彼此都很坦率真诚。尤其是常松茂与其老姐姐在上海车站相聚那一幕,催人泪下,使人难以忘怀、在我生日的这一天,没有鲜花和蛋糕,我又看了一遍有关资料,没有告诉妻子到哪里出差,甚至没有带齐行装,第二天就匆匆上路了。

在离开北京之前,我交待亚运会新闻部的同事和司机,如台湾记者找我,三天内先不要告诉他们,如以后追问,可告他们去南方临时出差。

9月5日,韩长林、张希林和我一行三人飞到福州。福建省台办、红十字会均派人接机、福建省台办张广敏同志(现已任福建省台办副主任)将我们安置到西湖宾馆的一幢独立的小楼里。在福州,我们一方面向当时的福建省长王兆国汇报了有关情况,一方面与福建省、福州市有关方面开会商讨对策、完善商谈方案。

福建省长王兆国马上要赶去厦门,听了汇报后十分重视,表示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的具体谈判方案都有了,福建坚决认真执行好这个决定。指示由福建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张克辉同志〔当时张克辉同志已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负责领导,遣返工作由苏昌培副省长负责具体实施,由红十字会出面。经过反复研究,我们一致同意张克辉同志的意见,在海上交接遣返人员是不安全的;也是难以操作的。福建边防局的同志说,台湾宜兰至马祖,比到金门的海上距离要近,且私渡者绝大多数是闽北福州、长乐、平潭、连江一带的。遣返路线以马祖――福州最为合适。福州的马祖港条件好,接人后易于送回原居住地。另外,福建方面建议,当时的福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方庆云同志(后任福州市委副书记)是亲自处理“闽平渔5540号”事件的,也负责过从日本遣返偷渡人员的工作。他情况熟悉,便于与各方面协调,商谈应加上方庆云同志。所以赴金门的最后人员中,方庆云同志也以福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的身份列入其内。

在招待所,我们继续与台北进行电话联系。我们原计划乘边防的甲型交通巡逻艇去金门,艇从福州调到厦门海军码头,台方也初步同意。后台北来电话,询问艇上是否有武器。我们表示艇上原有的武器装备难以拆卸,但可以将炮遮盖。台湾红十字会大概与台湾军方商量后,表示任何武装船都不行,要改用民用船只,同时不能携带照相机和录影设备。我们经过研究,决定改用“渔政870号”船去金门,并确定了七名船上人员。双方还初步商定了赴金门的时间。

9月7日下午,浓云密布,天气阴沉,我们冒着大风,乘8802号航班飞抵厦门。厦门市内正在迎接9月8日“福建投资贸易洽谈会”,各地客商云集,采访的记者也集中到这里,厦门各宾馆爆满。为了隐蔽,我们没有住宾馆,住进了厦门边防检查站一幢不被人注意的小红楼里。这幢楼共三层,独门独院,只能睡觉,吃饭要沿着山路走到边防站的食堂去。当时厦门边防总队政委林明贵同志、检查站站长林成相同志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福建省边防局办公室副主任郝征宇同志也从福州赶来,与我们住在一起。一切就绪后,天不作美,18号热带风暴到了。

不仅我们不能出海,台方人员也不能乘飞机到金门,陈长文一行9日飞金门的航班取消,双方商定的时间一再推迟。我们只好在楼里玩“十八问猜人物”和排列扑克的游戏度日。其间,厦门市委书记石兆彬同志来看望我们,主管政法的厦门市委常委、秘书长刘丰同志慷慨地让我们使用市里的机要通讯,与北京保持联系。厦门市副市长张宗绪同志原是外交部干部,各方面经验丰富,他专门召集了厦门警备区、水警、边防部队开会,研究了观测、指挥、保障和支援问题,并商定在厦门水产局楼上设立指挥部,由张副市长统一指挥。9日下午刘丰秘书长再次召集水警区、警备区等部门开会,研究统一指挥和安全保障问题。详细研究了船上的通信频率、交接点经纬度和相互配合问题。为了必要的保证,从安全考虑,厦门方面决定不用“渔政870号”船,改为租用水产局吨位大的“厦渔 507号”、“厦渔 508号”两艘渔船。由于赴金门后,我们无法通讯,我们与厦门方面约定了必要的暗号。我们此次行动代号“909”,报告了总参作战部,并向北京请示了两次。

在厦门的几天里,阴雨连绵,住的地方没有洗澡设备,天气闷热,我们出了一身汗,浑身不舒服。但一想到即将踏上征途,就忘掉了一切。我们冒着大风,先一天查看了在厦门东渡码头停靠待命的150吨“厦渔507号”船。渔民们已接到通知,暂不出海打鱼,他们表示宁愿自己受到损失,也要保证完成任务。我们已与台方约定,我们的船开到浯屿与二担之间的海面,台湾派渔船来接,并引导我船开到金门指定码头。为了保障,我们将另开出一艘“厦渔508号”渔船在浯屿附近待命。我们天天听气象预报,希望台风快点过去,焦急地等待出发的那一刻。

金门之旅(上)

9月11日清晨,天气仍然布满了浓云,风势虽有所减弱,但预报仍有七至八级。云涛晓雾里,我红十字会一行五人着装出发了。当我们赶到厦门东渡码头时,150吨的“厦渔 507号”、“厦渔508号”两艘渔船已开动机器,待命出发。船上的渔民已明确了自己的任务,从脸上看,虽有几分不解,但仍为担当这特殊使命而表现得从容不迫。在码头上,厦门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卫生局长朱玉珍同志赶来送行,她考虑得很周到,为了防止我们在海上颠簸晕船,让我们每人吃一片晕船药。我从小自认平衡系统好,从来不晕船,但为了商谈的大局,我还是遵医嘱服了一片药。韩长林秘书长率领我们踏上了“厦渔507号”船的甲板。我随身只带了一个手提档箱。福建省台办苏志硕同志,厦门市台办郑忠贤同志、厦门边防支队长陈双三同志陪同护送我们登船出发。另一部分边防的同志登上“厦渔508号”船。我看了一下表,7点30分,我们准时出发了。

两条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经过鼓浪屿另一侧,并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这时我们在船的桅杆上挂起了红十字旗,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我登上了驾驶舱,注视著前方,船在七八级风浪中颠簸行驶,一上一下,那感觉如同骑在呼啸的战马上,在草原上驰骋。过了一会,隐隐约约能看到船驶过青屿岛。船员告诉我青屿岛上驻有部队,他们此刻也许用望远镜在注视着我们。我和厦门边防支队长陈双玉同志在船上交谈,他略带兴奋地告诉我,两岸此次如果能达成协议,就可以有效地遏制私渡,我们边防的工作就好做了。

8点30分,我船到达约定的浯屿和二担之间的海面,这是事先约定的地点。事后我看到台湾记者的记述,是在东经118°8′04″,北纬24°21′03″的方位。我们此刻一起都走出驾驶舱,站在船舷上,看见台湾渔船“金兴号”已在约定地点等候,船的桅杆上也悬挂著红十字旗。两船相会,大家都很兴奋,互相招手致意。只见台湾红十字会副秘书长常松茂不顾高龄,站在甲板上,向我们招手、照相。风浪很大,30吨的台船由于很小,在海上起伏不定,常先生险些摔倒。我们在船上大叫,让他回到舱里,请他们的船在前引导,我们随其后。这样两船一前一后向金门驶去,“厦渔508号”船在浯屿抛锚待命。

10点15分,我船抵达金门料罗湾新湖渔港外海面,由于我船吨位大不能靠岸,台方要用交通船将我人员驳到岸上。在我们抛锚时,台方很快开出一条“龙祥号”交通船迎接。这是一艘小艇;驾驶舱外临时竖起一个竹杆,上面也挂著红十字旗。当时任台湾红十字会秘书长的陈长文先生在艇上向我们招手,他此刻神采奕奕,颇有点军人的气质。这时,小艇慢慢与“厦渔507号”船并在一起,船员迅速抛挂缆绳,并扔过来几件桔红色的救生衣,大家把救生衣穿在身上。我未穿就首先跳上了交通船,船舱内有一位邓先生坐在里面,他脸色不好,握手后他说晕船。我这时注意到正前方两把扶手椅后面有“长官座位”字样。小艇的船员帮扶其他几位同仁换船,我看他们皮肤黝黑,动作熟练,显然是训练有素的水兵。不用说,这艘船一定是军方的,但那位邓先生仍看不来是做什么的。

小艇靠上新湖渔港码头,我从船上跃到码头的水泥石阶上。大家都很兴奋,我们终于踏上金门的土地了。韩长林秘书长、计克良副会长和我,一起与陈长文合影。岸边上已经停了一辆 0058号“貂族100”12座豪华面包车,我们登车离开了码头,前面还有一辆9980966号“飞羚”吉普车开道。车在金门的公路上行驶,向窗外望去,两侧树木葱郁,丝毫看不出这里曾是战火纷飞的地方。十字路口是葱绿的街心花园,细看是伪装的碉堡。沿途一些空地上有规律地埋置了很多水泥桩子,上面有三叉钢钎,台湾红十字会国际关系组主任徐祖安坐在车上笑着说,这是为了防止“共军”空降。汽车开了约15分钟,在一座有中式院墙的大门外停下。主人介绍说,这里是金门金宁乡仁爱新村招待所,刚刚建好,还没有人住,我们是第一批客人。两岸红十字组织的人员都住在这里。我们上了二楼,两位秘书长每人一间套房,其余每人一个单间,进房后我痛快地洗了一个澡,感到浑身舒服。

休息半小时后,双方即在楼下一间布置好的会议室里进行商谈。会议室桌子中间一盆红色的鲜花里,间插著许多白色的小花,拼对的长桌一头插著两面红十字旗。每个座位前面摆着茶杯、金门贡糖和便笺纸,屋内显得十分雅静、素朴。台湾的四位代表已经在那里等候,依次背对着门在桌子一侧坐着徐祖安、常松茂、陈长文和邓先生。我们走上前一一握手。我拿出事先印好的带有红十字的名片,对邓先生说:“邓先生,我们交换一下名片。”邓先生显得很不自然,回答说没有印名片。陈长文上来介绍说,这是邓中正,是台湾红十字会的顾问。

入座后,陈长文首先表示欢迎各位,风雨故人来,建议双方先不拘形式,把我们的问题先提出来,一般地交换意见,然后再研究如何进一步地谈。接着他着重谈了遣返的迫切性,同时需要大陆方面的配合。韩长林秘书长也致了开场白,表示非常感谢台湾红十字会的安排,刚刚分手一个多月又见面了,特别是在这个地方。在前一段的联系上,在原则上有共识,在细节上也取得了谅解,充分表达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他强调了人道主义和安全是大前提,同时也要考虑大家方便可行。我在韩长林秘书长讲话后也表示,这是一件事务性工作,我是红十字会的理事,对此也很关心,我们这次要谈的就是互相遣返的问题。大家要在互信的基础上,在这个地方寻求共识。方庆云副会长介绍了从日本长崎租上海的客轮接运偷渡人员的作法。计克良副会长强调,福建与台湾地理相近,语言相通,过去的人违反规定的是少数,大多数人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都是中国人,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台湾常松茂副秘书长很有礼貌地说,过去给你们增加不少麻烦,拖下去恐受社会、客观因素的影响,日久有变,各位表态都有诚意,相信会很快得到一个合适的结论。接着双方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商定正式商谈的内容是:双方遣返的原则、物件、地点、方式,不涉及其他问题。如果谈得好,可以搞一个备忘录。双方还确定了进一步商谈的方向。

吃午餐的时候,我们与陈长文、常松茂又商定了程式,决定下午和次日上午进一步商谈,如顺利,次日下午安排参观。

金门之旅(中)

下午2时30分,大家休息后精神很好,再次来到楼下的会议室,继续进行商谈。台湾方面再次阐述了遣返的迫切性,他们说,现在“靖庐”就像个高压锅,里面住满了待遣返的人,压力越来越大,再这样下去不行了。他们建议按金门―厦门的路线遣返,但港口只能靠40吨以下的船。希望进一步协调如何新闻发布,以及时间、方法等问题。在第一次交接后,再检讨改进。我方向台方说明,我方人员去台湾的,主要集中在福州地区,约占80%以上,台湾宜兰到福州马尾210海里,到厦门290海里,不应舍近求远,建议在马尾―马祖进行。对遣返物件,我们认为从事正常捕鱼作业和因避风、触礁、机器故障等原因抵达对方的渔民,不应列入海上遣返的范围。双方还进一步讨论了核查的时间、遣返交接使用的船只和挂旗问题。双方都同意两岸红十字会在遣返问题上职能定位于“参与见证”。同意在遣返物件上写上刑事犯和刑事嫌疑犯。双方还大致商量出一个表述的框架。我发言表示,大体结构已经商定了,基本上所见略同,但具体表述要再研究,如叫法“越境者”的提法不妥,不便表述的要避开。对协议主体名称的表达双方有分歧。陈长文说,以双方红十字会名义签,要称大陆地区红十字会,台湾地区红十字会。这是个技术问题,应完全抛开意识形态。我不同意这种表述。

陈长文说,“你们怎么称谓?”我说:“严格地讲我们叫‘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你们叫‘中国台湾红十字会’。”陈长文一听马上说:‘那不行,如果这样,我们叫‘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我说:“你要那样称谓,我们连条文都不同意签,可以不用谈了。”说到此,和缓友好的气氛一下子出现了剑拔弩张的局面。谁都不愿意前功尽弃,但总要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提法,这确实是考验中国人智慧的时候了,大家同意再想一下。在意见一致的部分如何写法,陈长文建议再讨论。我说:“我们已有一个方案,供你们研究参考。”说著把一个事先拟好的双方遣返的草案送了过去。台方有点出乎意料,常松茂先生连说:“好,好,我们看看。”陈长文先生说:“今天下午我们就可以去参观,明天再谈。”于是,我们起身喝咖啡、休息。

在陈长文、常松茂的陪同下,我们一行驱车在金门岛参观。先到了中山纪念林,林区是苍翠挺拔的松林,沿路非常干净。韩长林秘书长后来谈对金门的印象时说:像一个森林公园。金门多树林,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参观中山纪念林,我们觉得很有新鲜感。没想到在台湾生活了40多年的常松茂先生也是第一次到金门,据说也要办特别通行证才能到金门。中山纪念林的南端是一座仿古的四合院建筑,这是蒋经国先生纪念馆,馆内大多陈列着他在“八二三”炮战及以后多次来金门的照片。出馆后天下起雨来,我们冒雨又驱车到了位于金门金城东郊的古岗湖。这是一座半天然、半人工的湖泊,湖中有一栋朱梁碧瓦的古岗楼,据说蒋氏父子常来此地。湖畔亦有古迹,传说明末鲁王抗清,辗转闽粤浙沿海,后蜗居金门七年,死后秘葬。现发现真冢,亦发现有鲁王题镌的“汉影云根”石刻。我们登古岗楼,凭栏眺望,远山含黛,湖水跳珠,空旷寂静。我们在楼上品尝了金门特产贡糖。听着风声雨声,想像不出这曾经硝烟烽火的地方,为什么现在这么宁静?

因为是下午商谈之后的参观,时间很短,看了两个地方后,我们就赶回来吃晚饭。台湾红十字组织徐祖安没有去参观,显然他在研究起草台湾的方案。吃晚饭的时候,观察仔细的张希林很快发现了问题:这个招待所服务员全部是男的,脸晒得很黑,他们在敲我们的房间时,本能地喊了一声:“报告。”吃饭的盘子出奇的大,不用说这些都是“阿兵哥”。当我们讲给陈长文听时,双方都哈哈大笑。联想到“长官座位”和那位陌生的一时拿不出名片的邓中正先生,使我们感到到处都有军人的影子,我们真是来到一个特殊的地方啊。事后我们知道,这位邓中正先生真正的身份是金门军方参谋助理兼执行官邓定秩中将。他以台湾红十字会顾问的名义参加商谈,显然与以前台湾执行遣返任务的军方有关。据台湾记者透露,另一位元参谋本部作战次长李建中中将没有出场,他与邓定秩都参与了在金门统筹规划会谈作业。陈长文与军方关系密切,选择了这样一个“战区”来商谈遣返问题,也真有点儿“虎穴”的味道。不过在场面上,彼此都亲切友善、彬彬有礼。

原来说好晚上7点,台湾方面可以把他们的方案拿给我们,但我们左等右等,迟迟没有送来。晚饭后,几个男子赶到陈长文的套间,只听见他们要赶装通台北的专线电话。我们则集中在韩长林秘书长的套间商量一些细节。

晚上近11点,徐祖安拿来他们写的方案。我说,这么晚了,你们也不用等了,明天我们改完后再交给你们。徐祖安走后,我们五人仔细研究了台湾方面写的备忘录草案,大家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看了稿中最大的问题是“双方所辖地区”这样的提法,另外还有“非法越境”的表述,这些都是容易引起歧义的,也是我们的立场所不能接受的。在下午的谈中,我们就提出“非法越境者”的提法不妥,对“法”字双方解释不一,“境”字有“国境”、“边境”之分,严格来说,“偷渡”的提法都不严谨,什么叫“偷”?陈长文当时反问,那你们说用什么提法。总得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提法。加上双方商谈的主体如何表述,真是颇费思索。夜深了,我一点都不困。我说:这样吧,希林年轻,和我开夜车,根据大家的意见改出一稿。

张希林当年38岁,曾在解放军69军任文书、指导员、干事,后转业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台湾事务部工作。在金门一天下来,他都在认真做记录。今天这篇回忆文章能写出来,与他保存了原始记录和有关资料是分不开的。虽然已过子夜时分,张希林听到我的话,很爽快地应下来。我们俩留在韩长林秘书长套间的外屋,又认真地研究了台湾方面的方案。整个方案架构可以,但表达不够简明。关键的地方,我们确实绞尽脑汁。商谈的主体,我们用了“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遣返物件,我们想出了“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的居民”。遣返的第二类物件,我们列了“刑事犯”。对正常打鱼的渔民,我们始终认为不能列入遣返物件。经过下午的商讨折冲,写了一句但书:“但因捕鱼作业遭遇紧急避风等不可抗力因素必须暂人对方地区者,不在此列。”对台湾文本中出现的“所属主管部门”、“对方所辖地区”、“他方居民”这些容易引起歧义的地方,我们均作了变通处理。这样,我按原来的脉络,从头顺了来,归纳了五条。张希林很快地重抄了两份;一份留底,一份准备明晨提供给对方。我校了一遍,回到房间已是凌晨3点了。躺在床上仍然睡不着,周围万籁俱寂,静得可怕。在大城市听惯了嘈杂的声音,一下子静下来反而不适应。

第二天清晨,我们将草案文本交给了常松茂。因为商谈充分,估计磨合得差不多了,我们已将备忘录改成了协议。一个小时以后,传来台湾方面的回话。陈长文说,我们可以以此为讨论的协定文本。双方代表又进入楼下的会议室,进入了最后的商谈。

讨论时,我方代表强调了两点,一是在大陆也有一些违反大陆规定的台湾居民长期滞留,有的是台湾通缉的刑事犯。这些人在大陆尚未犯罪,但也应考虑遣返。二是重申正常捕鱼的渔民进入对方地区是经常发生的。台湾渔民经常来大陆捕鱼、避风、加油、修船,大陆沿海各地都给予很好的接待。因此,两岸渔民的正常往来不能随意抓扣遣返。对双方渔民的小额贸易,建议不写进去,因为说不清楚。对双方商谈的结果,我说,备忘录可以更简练,对方有默契,杂文可以简化。既然都有共识,建议用协议书。  (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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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之旅(下)

陈长文回应说,“协议书”和“备忘录”,后者更低一层,协议更为正式。如果从互谅考虑,用“备忘录”更好。他又说,你们第一个问题所指的人,在法律上叫刑事嫌犯,可列在刑事犯之后。

双方对文本中核查时间、船只等问题及个别地方交换了意见,进行了修改。在大体条文取得共识之后,我们又讨论了一些排印、签字、新闻发布等技术性问题。陈长文开玩笑说:你们大陆的签字习惯是不是左派签左边,右派签右边。此语一出,我们也笑了。原来台湾方面给我们文本签字处他们在左,我们在右。我们早上给台湾方面的文本是我们在左,他们在右。我们明白台湾方面在计较前后之分。这时徐祖安说,我们可以竖排。我说,竖排也有上下之分。大家研究认为,这个问题好解决,签两份协议,一份你在前,一份我在前,就可以解决了。陈长文这时问:“签字后我们用什么年号?”我说:“当然用西元年号。”陈长文说:“我平常习惯签字后用我们的年号。”我说:“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道理很简单,西元年号是世界上通用的,并不是我们大陆方面独有的。”双方出现了短时间的僵持。

这时徐祖安灵机一动,说:“我们可以用农历年号,今年是庚午年,这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计克良说;“一甲子六十年,转一圈以后不知道是哪一年了。”张希林这时插话说:“这有点不伦不类。”我想,假如用农历年号,月、日用什么呢?年、月、日都用农历,人家世界上看不懂,还要换算;如果年用农历,月、日用西历,确实有点不伦不类。我把想法说出来后,陈长文也表示同意,又重提他习惯用的年号。为了简化,前面几字略去,只写“七十九年”。他说这是他最后一项坚持。双方相持不下,只好各写各的。我重申:在对外的新闻稿上,我们必须写西元年号,你们台湾也在用。这是回避不了的。常松茂说,新闻稿可用“本年”某月某日。对双方的称谓,由于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大家都同意用“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所以,以后公布的新闻稿一开始有这样一段话:

“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代表韩长林、陈长文等于本年九月中旬在金门对双方参与见证其主管部门执行海上遣返事宜举行工作商谈,经充分交换意见后,达成协定。”

这短短的一句话,是经过唇枪舌剑,发挥了中国人智慧又照顾各方立场而达成的一致的表述性语言。

协定文本取得共识后,徐祖安就拿出去打印。我们开始喝咖啡,稍事休息,准备举行简短的签字仪式。我们各自都回到房间,穿上了西服,打好了领带。下楼后,房间布置调整了一下,我们身后靠窗户一边插了四面红十字旗,我们在旗前列成一排,两位秘书长签字、握手、照相。历史的那一刻既简朴又郑重。九个人都进入了镜头,正式商谈至此圆满结束。随后,张希林、徐祖安两人代表各方在新闻稿和“待办事项”上签了字。新闻稿上,有关商谈代表的名字和商谈的地点,是否对外公布,都留有了余地。在“待办事项”上列明分别由韩先生、陈先生请示后决定。“待办事项”上还对双方确认协议书的时间、专用船的资料、马祖与马尾之间的演练、遣返人员的补充资料等技术细节和后续工作,做了详细的记录。另外还商量了交接见证书的式样(在以后实际作业时“交接见证书”在文头正中加了一个“红十字”标记)。

签了协议后,我们就安排退回厦门的事宜。因无法与厦门通讯,我迅速起草了一个传真搞,请台湾红十字会发到台北,再从台北传真到厦门。传真很简短:“22293朱玉珍转告:一切顺利。13日上午接原定时间、地点运厦门,请落实14日机票。韩、乐90.9. 12中午”。

9月12日下午,我们很轻松。双方人员一起在金门各地参观游览。先后参观了金门畜牧试验所。民俗文化村、太湖榕园等。在畜牧试验所,我们喝了当地产的牛奶。方庆云同志兴致很高,还骑马照了像。

位于金门金沙镇山后村的民俗文化村值得一提,这是由十八栋二进大厝所组成的古厝群,依山坡而筑。古厝以石材为基座,配上红色砖瓦、福杉梁木。屋顶则马背、燕尾交错。立面木石雕刻精细,充分表露出闽南建筑的特色。在民俗文化村,我没有去各屋参观。常松茂有意将陈长文和我安排在一起,希望我们有时间再谈谈。我和陈长文倚在房前草坪的一个石头上,两人交换了对两岸关系发展的看法。我已知道,陈己受命筹组海峡交流基金会。他希望我们也能成立相应的民间组织。我表示,希望在这次商谈之后,两岸能进入一个务实发展的阶段。我最感兴趣的是直航问题,希望以后有机会能继续商谈。

在金门太湖游憩区,我们一起走在长堤上。夕阳西下,我与常松茂边走边谈,那情景,宛如一幅画。我们参观了榕园。榕园原名西洪,明朝时,此地有“人丁不满百,京官三十六”的显赫风光。这里绿荫蔽天,以老榕树著称,可谓“名榕盘虬,须髯垂地”,成为观光休息之所。榕园旁是“八二三战史馆”,馆外草坪上有加农炮、战斗机和水陆战车陈列。正面外墙上密密麻麻刻有是役战死将士的名字。据说有585位。我们要进去看一看,陈长文说已经闭馆。后来知道,那天恰好有一批台湾的“立法委员”来参观,怕我们撞见,因此不得入内。尽管如此,太湖的廊堤、老榕、夕阳给我留下了回味无穷的印象。就是那些穿着短裤戴着眼镜跑步的士兵,也觉得他们很可爱,也许是达成协定以后的轻松欢愉,使我看什么都觉得活泼美好。

回到仁爱新村后,我们有一顿丰盛的晚宴。大家频频举杯,喝金门高粱酒,祝贺合作成功。台湾代表还介绍“深水炸弹”、“潜水艇”的喝法,即把一小杯白酒,连杯带酒掷进大杯啤酒里,然后一起喝混酒。我们一行韩长林秘书长酒量最好,我不胜酒力,为了助兴,也豪饮了一杯。

晚饭后,我们一起在院子里吃水果喝啤酒,赏月聊天。屋里虽然有电视,但当时只有“华视”一个台,不如在清风明月下,别有一番情趣。我们天南海北地聊著,也建议邓先生有机会回湖南老家看一看。当然我们也希望有一天,去台湾走走。在这种场合,大家似乎没有隔阂,相聚甚欢。明天就要分手了,大家互道各自珍重、一路平安。

晚上,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睡,爬起来,坐在沙发上,想到为了这不平凡的两天,我们走过了多少年的路程。想到金门马鸣声远,如今绿萌夹道,是多大的变化。想到未来两岸的前景,眼前两岸的朋友,是多么值得憧憬和祝福。我把这两天的感受写了一首诗:

何须相见动兵戎,
却喜敌人海上逢。
古岗登楼风雨急,
榕园信步夕阳红。
不曾对酒清风里,
难得安宁绿树丛。
思绪万千逐浪去,
未来尽在不言中。

我将诗抄在金门造的便条纸上,题目叫“金门行”,题下写:赠陈长文。这时,天已亮了。

9月13日清晨,天气晴朗,我们起来踏上返程的路。虽然我一夜未睡,但仍精神抖擞。在这之前,我们互赠了礼品,我们带来福建的漆器送给台湾红十字会的朋友。他们也送我们每人几瓶金门高粱酒和金门的水果,另将金门拍的照片冲洗出来,装在相册里送给我们。在这些地方,台湾的朋友礼数周到,细致有加。我拿了一盒金门的火柴和几张便条纸留作纪念。陈长文、常松茂坚持要送我们到码头。在新潮码头,我们互道珍重,后会有期。我这时将诗交给常松茂,请他在船开后转送陈长文先生。我们在商谈中是对手。曾经针锋相对,但商谈外我们是朋友。不打不相识,相识不相疑。“放眼于山外,相逢一笑中。”中国人之间有什么问题不可以用商谈来解决呢。

“厦渔507号”开船了,望着大海的波涛和均远的山峦岸堤,我频频向台湾的朋友招手,心里说:金门―再见了。

热烈的反响

金门商谈结束了。9月14日,韩长林、张希林和我从厦门飞回北京。为了争取时间,一下飞机,我家都没有回,让汽车直奔台办,向孙晓郁副主任作了汇报,并就在秘书局办公室里起草给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务院负责同志的报告。报告马上去打印,经几位副主任核阅后呈送上去。直到这时,我神经紧张的弦才松弛下来,觉得好累。
9月15日,我匆匆赶到设在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的大会新闻部。同事早已办公多日,各自在忙碌著。记协的同志一见面直埋怨:你跑哪里去了,这里的工作没有人管,再找不到你,人家要把你开除了。我马上投入亚运会新闻部台湾记者组的工作,穿上亚运会组委会的官服,若无其事地天天和台湾记者打交道,与他们谈笑风生。从他们眼皮底下溜走了几天,他们竟一点也没有察觉。
一位元台湾记者在北京挖不到什么新闻,突然发现长安街树上的苹果是假的,马上撰文发回台北。结果台北的编辑认为没什么意思,不予刊登。我和抽调到亚运会的我局干部周宁天天拿这件事与这位元女记者开玩笑。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放著一棵大树你不去写,偏要写树上装饰的小东西,怎么样,文章没有发表吧。这位大记者不服气,指着我说,你给我点新闻。我继续开玩笑说,你们台湾记者老说自己是“修理业’(可以修理别人),“屠宰业”(可以让人家“见光死”),“制造业”(可以制造新闻),还用我给你新闻?那位元记者反问道:你是什么?我开玩笑说,我现在是“修理”记者业。说完大家哈哈大笑,相约去喝啤酒。
事情过去三天,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和国务院负责同志批准了报告。我找到新华社国内部港台组王炽同志,与他商讨了新闻稿的发表事宜,并嘱他不要随意增减一个字。同时,我通过红十字会与台北联系,依商定,双方在9月19日上午10时,在两地同时发表。
这时,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新闻部记者王正仲住在王府饭店,他正联系棒球的事,没有直接采访新闻。但职业的敏感使他细心地发现,有几天我不见了。他一定要找我聊天,我说,今天我实在没空,明天上午10点,在国际会议中心新闻部楼梯口见面。
9月19日上午10时,我的这位台湾朋友如约在新闻部楼梯口等候。一见面他抱怨:我打了十几天电话,找不到你。我大声对王正仲说,10点到了,有新闻,去和台北红十字组织联系吧。他还未听完撒腿就跑,与其说跑,不如说冲。他冲下楼梯,很快与台北联系上了。此时,台北陈长文正在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布了两岸经过商谈达成的协议。我新华社在同一时刻向全世界发了电讯稿。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登出“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在金门商谈,达成有关海上遣返协议”为题的新闻稿。
“金门协议”公布之日,正值北京亚运会高潮之时,台湾以“中国台北”的名义派出了庞大阵容的运动员队伍和记者队伍。台湾的报纸一直处在“稿挤”的状态,但“金门决议”在晚报见报以后,各大报刊迅即作出了反应。台湾《联合报》、《中国时报》令其在京记者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了韩长林秘书长和我,软磨硬缠,穷追猛问,片言只语都被他们写成了一篇篇的访问记。当晚我参加了《中国时报》在北京饭店西大厅举行的海峡两岸文艺晚会,一进门就被抢了镜头。《联合报》记者在台北翻出了一张集体照,来不及处理,单洗了我在集体照中的一张照片发表。
总起来看,台湾舆论普遍认为,这是40年来两岸关系的一大突破,对此表示肯定。认为此次会谈使两岸关系“跳出低谷,已初现曙光”。
《联合报》认为此次会谈已使两岸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如能循此模式建立更多成果,两岸人民都会蒙受其利”。《中国时报》认为,两岸红十字会在金门举行了一次“堪称历史性的会议”,台湾当局首度同意中共兼具官方身份人士“合法”进入“台湾领土”,较之南北朝鲜在板门店或东西德在柏林谈判还要有“突破性”。《时报周刊》称这项历史性会谈,经两岸当局同意,尔后两岸将来直航方式遣送人员,“国府”“三不”政策已遭突破,金门、马祖地区是否将成“板门店”也引起各方的关注。《民众日报》指出,此次会谈“使得两岸紧张关系已象征性地进入和解时明,对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将奠定良性的和平互动模式。”台湾、香港各大报也都对金门会谈予以肯定;认为这次会谈就其整个过程,对未来处理两岸问题具有启发性,就其达成的协议,也比现行的遣返方式理想。不少报导还认为这次协定“不仅符合人道精神及安全便利原则,也为台湾海峡两岸警方今后换囚行动,甚至共同打击犯罪的可能性打开契机”。
台湾的专家学者及“民意代表”也纷纷对两岸红十字会的接触表示赞赏,“监察委员”谷家华指出,这次谈判是双方非正式接触前迈出的一大步,尤其地点选在金门这种冲突最厉害的地区,“更显示双方都有和平相处的诚意。”“立法委员”林正东、赵少康、黄主文等均表示这次会谈“非常好”,“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可以解决两岸很多棘手的问题”,“是一个好的开始”,“大陆政策要审慎,但也不能不拓展,两岸互动频繁但官方层次又仍不宜对话的情况下,民间接触有其必要性”,“此次谈判模式,不是政府接触,又能解决问题,符合我们的需要”。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包宗和说:“这次谈判提供了一个思考方面,对未来处理两岸问题具有启发性,如果能形成良性互动,将来一些问题或许可能移到台湾本岛或大陆作进一步接触。”

台湾当局对金门会谈极为重视,对会谈成果持肯定态度,但极力掩盖其官方色彩。据台湾报纸报导,此次会谈是由大陆红十字会主动提出,台湾方面最初“并无面谈准备”,后向当局请示,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即获核可,并经“行政院”同意确定在金门举行。据透露,台湾最高当局在事前与事后均接获有关此事的详细报告。会谈期间,金门与台湾当局保持密切联络。会谈结束后,台湾红十字组织及“国防部”也向“府”、“院”提出报告。会谈协议公布当天,台“国防部”即发表声明,表示将“全力配合协定内容,给红十字会必要支援”,台“新闻局长”邵玉铭,“总统府”发言人邱进益等政要也相继发表谈话对会谈予以肯定。另一方面,台湾当局又极力强调这次会谈是“民间行为”,“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台“行政院”称,金门会谈“是纯技术性的、毫无政治意义”。台“总统府”称,金门会谈“是以务实态度解决问题,并没有其他政治上的涵义”,并重申台湾当局“坚持不与中共接触的立场并未改变”,但“乐见如红十字会等民间组织解决两岸间的一些问题”。台“新闻局”、“国防部”、“内政部”在肯定此事的同时,也指出“此事全为民间团体主导,将无涉政府‘三不’政策,与政治无关”。邱进益在回答媒体提问时,对于身兼国务院台办副局长乐美真的官方身份,表示不知道李登辉事先是否知悉,“相信他不会管到技节问题”。台湾决策层则希望降低对乐美真官方身份政治上的联想,而能较单纯地以红十字会的民间层次对他加以认定。
以上我引用的都是台湾媒体报导的大致反应。当时参与两岸红十字组织商谈的双方代表,在公开反应上均举重若轻、十分平和和务实,对外界的疑虑和误解从各自立场上出发,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解释。陈长文在台北强调,“会谈选在金门,主要是为了方便”,“一切程式并无违法”,“直航遣返,不至于是通航。”他并表示“所有政府该做而不能做的,都应由仲介团体来做,在仲介团体尚未成立之前,红十会正扮演这样的角色。”他还幽默地说“两岸接触早已进行,是否参加亚运,或和江泽民握个手,就该枪毙十分钟?”韩长林在北京表示,“在双方都有相当的诚意下,未来执行海上遣返工作将可顺利完成。“此次大陆方面商谈代表都是红十字会的身份参与。”他强调,“我们是以人道为出发点尽力工作而已。”“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人,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共识,没有外界所臆测的特别目的或问题。”“两岸将以人道为出发点在彼此信任下办事。”“海峡两岸百姓都应该为此感到高兴。”韩长林还解释了乐美真成行无任何政治意识形态的考虑,他说,“乐美真也是中国红十字会88位理事之一。红十字会办理的是社会各界的事务,乐美真由于和台湾新闻界熟识,又因为职务关系有利于事情的进行,如此而已。”“我觉得这个问题实在不必要再追究,因为我们的确也不是故意给台湾难堪,而是要办事。“韩长林语意深长地说:“到金门是个偶然,也是个必然。”
当年9月19日双方同时公布“金门协议”,我方只是由新华社会向全世界发电讯稿,未召开记者招待会。此刻我正忙于亚运会新闻部的事务。对台湾新闻记者的“骚扰”,我一概让他们去找韩长林秘书长。《中国时报》王美玉小姐是相当优秀的台湾记者,她此刻正在采访亚运会,但跑政治线的记者对海峡两岸运动员比赛的事情完全不感兴趣。 我们在五洲大酒店的餐厅里吃午饭聊天,谈笑风生。第二天,台湾报纸上赫然发生一篇题为“大原则不能解决的事,可先从事务性问题着手”的专访。我大吃一惊,真佩服她大海捞针的捕捉能力,我的聊天的话。可以说八九不离十,是当时我的真实的想法。这篇“专访”,我们的《参考消息》也转载了。“专访”报导说,乐美真讲,“大家应该以平常心来看待这项协议,站在拥护两岸中国人安全的立场上,中国人都应该以务实的眼光来面对”“对于两岸问题,我认为双方在事务性的问题上可以进行商讨,以解决问题,尤其是借各个民间机构可以进行交流。像这次两岸红十字组织成功地签署协定,就可以说明双方可商谈得很好。”“实在是没有必要把这项协议看成是高层会谈,如果再进一步深究,只能说不否认这项民间事务性的商谈将有助于未来走向高层次会谈。”“目前台湾的问题应该是形势比人强,以我的世界观来看,历史自然会出现解决问题的时机与人物,不过任何人只能推动形势顺势解决问题,不可能把时钟拨快拨慢,逆转形势,我认为海峡双方应该珍惜已取得的交流,经由渐进、逐步方式来拓展两岸关系。”“许多事务性问题可以先解决,例如直航。”“我一再强调中国人要务实一点,很多问题不是只有坐而言还要起而行才可。”一般来说,台湾的报导,难免有各取所需,而这篇提取的话语实在说却是相当客观的。

2001年0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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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几年之后。海峡两岸的政治家、研究专家和老百姓再回首“金门协议”,相信会更为客观和冷静。但我要强调的是,看“金门协议”要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看,它表现为一个过程,是一个阶段的产物。不管两岸风云变幻,协议一直在执行的本身就说明了,协议是双方关系发展的需求,协议代表了一种两岸割不断的联系。“金门协议’确实是人们可资研究两岸谈判的实例。  台湾部分人士对会谈模式提出质疑,民进党更抨击是“黑箱作业”、“实质上的国共密谈”。陈长文在台北宣布会谈达成的遣返协议后,台各方除对会谈达成协议普遍肯定外,也有部分在野党及民间团体、人士对会谈模式提出质疑。《九十年代》杂志总编辑李信提出,金门会谈衍生诸多问题,而对台湾方面来说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没有法理依据的商谈,是否已引起台湾民众担心日后不通过中央民意机构就把两岸谈判扩大到政治层面”。民进党认为整个过程是“黑箱作业”,其秘书长称,“这次会谈是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是‘两国两府’的形式,本质上就是官方接触。”而选用金门作为会谈地点,正好是“引外敌到战地”,充分显示国民党“以敌为友,以友为敌”的特质。并提出,国民党政府从事的任何谈判应公开透明化,并让反对党参与,“以便台湾2000万人民知道国共两党在干些什么。”

【报导】见证首次海峡两岸海上遣返作业(1990金门协议)

见证首次海峡两岸海上遣返作业

(大公报记者/杨小洋)

据报道,台湾海基会创会董事、首任秘书长陈长文于近日因不满陈水扁的“终统”,以“哲人仙去,已无眷恋!废统既定,其会何附?以言以谏,不得回声!”等理由,愤然辞去海基会董事一职。读后甚为感慨,也勾起一段往事的记忆。

我与陈长文并未交往,却有一面之缘。那是发生在十五年前的一个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特定事件。

一九九○年九月,海峡两岸红十字会就双向遣返偷私渡人员事宜成功地进行了金门商谈,并达成了众所周知的“金门协议”,确立了“人道精神与安全便利”的遣返原则和相应的操作规范。当时,大陆方面参加会商的有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韩长林和福建红十字会会长计克良,台湾方面侧是由台湾红十字会秘书长陈长文领衔。

“金门协议”后,两岸红十字会经过频繁、务实磋商,决定于当年十月初,由两岸红十字会见证,实施经马祖至福州的首次海上遣返作业,将约五十余名偷私渡到台湾的大陆人员送回大陆。此前,两岸间发生了震惊人寰的“闽平渔”事件,台湾单方面惨无人道强行遣返福建偷私渡平民,造成四十六人死亡的惨剧,两岸和国际舆论大哗,纷纷谴责。此次两岸根据“金门协议”,本着“安全、人道、便利”的原则,首次进行遣返作业,因而备受关注。

此时,我刚由福建日报调入大公报工作。先前曾积极参与了“闽平渔”事件的调查与采访,深知两岸首次遣返作业的政治影响和新闻价值,便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决心向有关部门申请参与采访见证。几经努力,最后由时任福建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的张克辉(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拍板,允许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张瑞三和我两人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全程参加,见证两岸首次遣返作业。

在福建方面举行的协调、通气会上,我第一次听到了陈长文的名字。据介绍,陈长文律师出身,与福建有缘,两岸开放人员自由往来后,他回到福州探望姐姐。我还得知,陈长文主张两岸统一,坚持一中原则,对两岸人员往来、交流持积极促成态度。此次“马祖──福州”遣返作业,台湾红十字会由他主持见证。

十月八日清晨,我们搭乘改装一新的飘扬著红十字会旗的“闽零八”号登陆艇,在中国红十字会副秘书长曲折、福建红十字会会长计克良的率领下,从福州亭江边防武警码头扬帆破浪前往马祖岛。约十时许,船驶入马祖海域,抵近马祖岛时,从马祖岛方向迎面驶来一艘也飘着红十字会旗的引导船,两船靠近后,只见站在引导船舷旁的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举著扩音器兴奋地向“闽零八”号船热情喊话,表示欢迎。同船的人说,这就是陈长文大律师。计克良会长与陈长文在金门会商时已有交往,老朋友重逢倍加亲切,两人隔海隔船相互问候,你说我笑,咫尺藩篱,荡然无存。

在引导船指引下,“闽零八”号船顺利锚泊在马祖岛南竿的一个港湾沙滩边。这片大沙滩三面用红布条围起,一面临海,沙滩顶部一字排开摆着桌椅,桌椅前用黄布条拉出一条通道,很显然是双方进行遣返交接作业时,被遣返人员的行走通道。

此刻,台湾方面运送偷私渡人员的船只尚未到达马祖岛。双方参与遣返交接作业的人员便在那排桌椅前坐下,陈长文与曲折、计克良轻松地交换着意见,谈笑风生。我和张瑞山凑上前,想抓拍几张两岸红十字会在见证遣返作业时接触的照片。没想到陈长文十分敏感,立即站了起来,朝着我们善意地大声说:今天没有记者参加,请大家退下。的确,按双方约定,此次遣返作业一律不邀请媒体参加。我和张瑞山是以工作人员身份来参与见证的,却不知陈长文是如何感觉到我们是媒体记者的?

时近中午,一艘台湾大型登陆舰载着待遣返的大陆偷私渡人员靠上了海滩。两岸首次遣返作业正式运作,约下午三时交接完毕,被遣返人员均登上“闽零八”号船。曲折、计克良等大陆红十字会人员和遣返交接作业的武警干警也返回登陆艇,起锚返航。陈长文再次登上引导船,护送大陆登陆艇离开马祖海域。两岸首次遣返作业顺利圆满完成。

此后,两岸的遣返作业均按照这一模式操作,一直延续至今。十多年来,遣返专用船“海峡”(即“闽零八”)号及工作人员总计一百六十七次赴金门、马祖执行双向遣返任务,安全接收台湾地区遣返的私渡人员一百六十七批三万一千七百多人,遣返劫机犯十五人,遣送出境的台湾地区居民六十一批一百八十五人,圆满完成了历次双向遣返任务。

陈长文是我在那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发生的特定事件中所认识的第一位台湾“官员”,他的干练,他的睿智,特别是对祖国两岸事务的热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我与张瑞山也因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大陆前往马祖采访、见证的首批媒体人员。

2006-3-24 大公报

 

【转载】大陆红十字总会台湾事务部副部长张希林《金门商谈随笔》(1990金门协议)

岁月如碑

光阴似箭。金门商谈距今已八载。

金门商谈的直接过程只有三天,三天的时间本来就短,况且转瞬已过去八年。当时的一些情景早已淡忘,但无法淡忘的是我们商谈的对手――对岸红十字组织的几位元同仁。非但无法淡忘,随着时光的流逝,反倒在我记忆的底片上愈发清晰起来。

当时对岸参加商谈的共有四位先生:陈长文、常松茂、徐祖安、邓中正。前三位可以说是老友,邓中正先生是新朋(后来知道他真实的姓名曰邓定秩,乃金门军方参谋助理兼执行官)。邓先生在金门商谈后再无联系,而其他三位先生,此前此后都多次见面。虽然我们的相见多因“天灾地祸”,相见时难,但因此留下的记忆则更深;虽然我们都有各自的立场和信念,但白底红十字旗帜使我们成为朋友,使我们的连接更紧。

陈长文先生是金门商谈举足轻重的人物。两岸能够在金门商谈,陈长文起了重要的作用。与陈长文接触过的人,大概都对他的那种贵族风度。渊博学识和犀利的辩才印象颇深,而他那种见缝插针、执著而近乎固执并有些咄咄逼人的气势,在金门商谈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略举几例,或可见一斑:

在金门时看到“国军”士兵操练,一个个文质彬彬,有的戴一副眼镜,严然一介文弱书生,与电影里看到的“国军”士兵的形象截然不同,我随口说了句:“看见这些弟兄,感到很亲切。”陈长文马上就来了一句:“希林,小心回去关你的禁闭。”爽快已直截了当!

“金门协定”签字时,双方在使用何种纪年方法上发生了分歧。当我们说明了用西元纪年是世界通用,陈长文不愿退步,只是执拗地说了一句:“这是我多年的习惯,不便更改。”执著且不由分说!

当陈长文看到由我抄写的“金门协议”我方修改稿上,韩长林、陈长文的名字分列左右时(横排式,实为先后、上下),他笑着对我说:“你这样写,是不是因为我是右派,韩长林是左派啊?”调侃且暗含心迹!这些只是陈长文性格中的一个侧面,我还想谈一谈他性格中的另一侧面。

陈长文五岁丧父,是母亲一肩担负起抚养他们兄妹的重担与责任,因此,陈长文对母亲的任劳任怨、含辛茹苦自有一番特殊的理解和感情,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不只是爱,还包含了无数的尊敬。”

1996年3月,我陪陈长文到云南丽江地震灾区赈灾,顺便寻访了他的出生地――昆明郊区一个叫“金刀营”的地方。到了目的地,一看到那块刻有“金刀营”三个字的残碑,便可觉察到陈长文的激动,其实他并不可能记得当年他究竟出生在哪栋房子,可是他却在一栋栋民宅前驻足、凝望并摄影。第二天,在丽江地震灾区,当陈长文亲手把一包衣物发放给灾民,并听到灾民说“作梦也没想到台湾同胞会给我们送来救灾物资”时,陈长文的眼圈湿润了。晚上,当我们沐浴著皎洁的月光,漫步在丽江古城时,他又和我讨论起古人的诗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他是在赏月吗?我隐约感觉到他是在思念他的母亲!

常松茂先生在三位朋友中年纪最长,1918年出生(据他自己讲,实际出生于1920年,到台湾时被搞错了,从此将错就错),今年当80岁高龄,1990年也已72岁。常先生的谦逊、博学、矜持和幽默,甚至他那一笔漂亮的钢笔字,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真正使我难以忘怀的却是八年前,常先生在惊涛骇浪中迎接我们的那一幕:18号台风肆虐三天后,厦金海面上仍有七八级风浪,我们乘坐的“厦渔507号”,随着风浪的起伏向金门急驶。在预定会合的地方,当看到仿佛突然从海底冒出来的对方引导船的桅杆、船帆,特别是当看到常先生站在船头向我们招手致意时,我本来带着几分欣喜、好奇、不安的心,一下子变得激动起来。

对方引导船是一艘比我们的“厦渔507号”吨位小得多的渔船。大海茫茫,波浪滔天,引导船一会儿被抛向浪峰的端顶,一会儿被砸入狂澜的深渊,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望着若隐若现的白底红十字旗和常先生的身影,我激动的心又油然生出几分崇敬。

金门商谈之后,我们这一对忘年交的交往渐多.情感亦日甚。以至于有一年,连续几次欢聚后,半年多竟再未谋面,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情之所致,于是在虚幻的夜梦中与常先生重 逢,因此便有一诗赠常先生:百转萦绕梦里发,悲喜难尽竟无涯,有日同上银河去,两岸何曾不一家。

我和徐祖安有缘。其实早在此前多年,我们就有过间接的切磋与交锋,只不过金门商谈是第一次见面,正如古人云:“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

我和徐祖安同龄。在金门商谈双方阵容中,我们俩最年轻,因此,商谈的记录,档的整理,自然落在我们身上。而徐祖安是地主,责无旁贷地又多了一份责任和义务,所以在商谈空隙的两次金门游览的照片中没有他的身影。

徐祖安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才思敏捷,反应极快。当签订“金门协议”,因用何种纪年方法双方争执不下,一时陷入僵局时,徐祖安突然一语惊人地提出“天干地支”的折衷方法。虽然最后并未采用此法,但我们却不能否认在当时双方各执一词的境况中,徐祖安的这一“招”所起到的良好的缓冲作用;我们也不能否认在这一“招”中所反映出来的徐祖安的思维与才气。

在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的工作人员中,我和徐祖安的接触交往最多。从金门商谈至今,在大陆,在台湾,我们接触不下十余次。或赈灾,或访问,或参加冬(夏)令营,而我们接触最多的却是在马祖,参与见证遣返,几乎每年一次。我们的私交日深,我们的情谊愈厚。缘于斯,长于斯,岂不是一种缘分。

曾有朋友和我开玩笑:你和台湾人这样“密切”,就不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吗?我答;还会有第二次吗?!

金门商谈之后,有朋友不止一次建议,应该在金门立碑以作永久纪念,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尚未有结果。

历史悠悠,岁月如碑。

金门商谈,一座无形的碑不是已经永远地立在我们心中了吗?!

张希林 1998年9月12日于北京

为了永远的纪念 

乐美真同志告诉我,他准备将我们一起赴金门岛商谈的全过程,以随笔的形式成册面世,书名为《金门商谈漫记》,并说初稿已经完成,正在修改当中,希望我作为“金门协议”的签字人,能写点文字代序,或回忆,或感想,或议论,或长或短,尽由我便。我先是一惊,惊异地发现,思维敏捷、热情幽默的他对那件往事,还是那样一往情深;后是一喜,这在一段时间里不可以细谈的经历,随着岁月的流逝;终可以让更多关心的人了解,该是一件好事。这就是历史。为了那次精诚的合作,为了那段成功的往事和友谊,更为了永远的纪念,在历经八年之后,拂去淡淡的封尘,那些鲜活的记忆仿佛就在昨天,再次使我激动、兴奋和欣慰。为了节省篇幅和时间,我不再重复经过,更不想发任何议论,只补充几件小事,以志对往事的纪念。

按双方商定,“金门协议”在得到各自主管部门的批准后,于签字后的一周,在海峡两岸同一时间通过新闻媒体对外宣布。宣布后立即引起了强列的反响。当时,正是在北京举行亚运会期间,以报导亚运会为名而进入北京的港岛记者空前增多,而许多记者一下飞机便直接跑进我的办公室。采访,或录音或摄像,一时我那里成了新闻中心。他们最感兴趣的是这次商谈的政治背景,因为“金门协议”无疑是开创了两岸通过民间管道解决广泛而重要的、更具有官方色彩的问题的先例,没有各自高层的认同,是绝不可行的。毋庸讳言,这次民间形式的商谈,不仅是两岸关系史上第一次在中国台湾金门岛举行,而且达成的协议,绝不是由红十字组织即可实施的。我们这些中共党员,在一场强台风刚过,海面上还有七八级风浪的恶劣天气条件下,登上台湾战备重地金门岛,真是谈何容易。在当时,连台湾本岛的人,也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进入的。因此,台湾岛内各种猜测雀起,盼望两岸早日统一的台湾人民,从此得到了某种信号,看到了某种希望,新闻媒体自然更想探个究竟。许多记者都问过我:韩先生除了担任中国红十字总会秘书长职务外,还担任什么“长”?想借此了解此次谈判的政治背景。我告诉他们,除秘书长职务外,我确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长”,那就是“家长”。因为任何“长”,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唯有家长,却是永恒的。记者们笑了,再也不问这类问题了,但这次谈判的政治意义和官方背景,是不讲自明的。

经过海上的颠簸,登上金门岛,已近中午时分。在欢迎午宴上,几个特大的盘子盛满了烹制精美的海鲜,我记忆最深的是石斑鱼,体大肉厚而特别鲜美。主人告诉我们,金门岛的近海盛产石斑鱼。在海峡两岸对峙前,福建沿海的渔民,经常在金门岛附近捕捞。而在国民党退据台湾后,祖国大陆渔民多有因到金门附近捕捞石斑鱼而被国民党金门驻军的枪炮击伤,甚至葬身海底。过去金门的渔民也常来大陆贩卖石斑鱼等水产。1949年,两岸开始武装对峙的时候,当天早上来大陆的渔民,晚上却无法返回金门了,至今仍滞留大陆。窄窄的一段海域,却阻挡了骨肉几十年。席间,主客双方都多次举杯,祝愿两岸尽快统一,早日实现 台湾与祖国大陆人民自由往来,亲人团聚。为了不误宴会后即将开始的正式商谈,大家只好“真酒假喝,假酒真喝”,望着桌上的金门高粱酒,而不能尽兴。今年七月,我同夫人苏穗青应朋友之邀访问菲律宾时,在一处风景区由台湾人经营的大酒店里,同几位菲律宾和台湾朋友聚会,当朋友介绍我就是第一次登上金门岛商谈的“金门协议”签字人时,他们特意拿出了几瓶金门高粱酒,大家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回忆往事,展望未来,直至深夜,酩酊大醉。许多台湾朋友,初次见我,常常提及“金门协议”,他们认为我们为两岸人民办了一件好事,因此而对我多了一分友谊与敬重。“金门协议”签字已经八年了,海峡两岸仍然处于人为阻隔的状态。我希望祖国统一,亲人团圆,难道等这一天到来,还要再等八年吗?我真希望为期不远了。

9月14日回到北京后,在换洗衣服时,突然从裤兜里掏出了一把钥匙。因为样式与我的不同,我当即意识到,这是把我在金门住房的钥匙带了回来。我很着急,这真是一件难以处理的小事。原来在离开金门前一天晚上,我换了一条裤子,因为离金门的当天,无外出安排,所以不必锁门,便未动钥匙,就这样把不该带走的钥匙带走了,又无法送回。我真不知道,为我服务的那位元戴眼镜、穿便服、大学毕业后在金门服兵役的“阿兵弟”,现在哪里?他是否因为在执行这次临时而又特殊的任务时,由于“失职”而受到了处分?我要说,这不是他的失职,也不能说是我的错。事情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阴差阳错,但愿我们在两岸关系中,多一些信任和理解,少一些猜疑和误解。金门岛上我住过的那间房,是重新配了钥匙还是又换了新锁?我确实多次想过。

1998年9月13日于北京

读《金门商谈漫记》有感 

昨晚,一口气读完了乐美真同志写的《金门商谈漫记》。好!令人兴奋,真美乐!

此书就“金门协议”的前前后后做了详细介绍,夹叙夹议思路广、想法新、立意深、耐人寻味,对海峡两岸有识之士处理事务,共商决策都是有益的启迪。

“金门协定”虽说是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工作商谈的一份文本,但它确是两岸紧张相峙40多年来一个惊人的突破。给两岸人民带来了详和的曙光,统一的希望。八年来,已海上双向遣返129批,24421人。人人愤恨的劫机犯,也开始依“金门协议”而遣送到对方。这在前40年中,都是不可能的,谁也办不到。所以,金门商谈的情景,许多人感兴趣,想了解。不少人要我讲,请我写。福建新闻出版局的领导也约我出书,题目都有了,《台澎金马行》,但忙于事务,终未能成。现在《金门商谈漫记》面世,很好,可公告大众了。

我参加金门商谈时,已担任福建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五年了,是一名名副其实的红十字会工作者;而那时,我参加中国共产党也已40年。看来,只要有决心为著两岸人民大众的幸福生活,为著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两岸的兄弟姐妹总能团结起来,排除干扰,克服困难,使我们国家完全统一,两岸子孙更加美满,伟大祖国将永远屹立于世界,光芒万丈。

1998年11月21日于福州

三通”的起点

1990年9月11日,我以福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的身份参加了金门商谈,双方就有关遣返私渡人员问题形成了“金门协议”,现在已经八年多了。这是在由于人为的原因把祖国大陆与台湾两岸分割40多年之后,首次以红十字组织名义进行的接触商谈。由于双方共同努力,商谈获得了成功,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台湾《中国时报》说:“这是一次堪称历史性的会议,具有突破性的历史意义”。日本《每日新闻》认为在金门“直接交流,尚属首次,其意义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通过这次接触商谈,使两岸之间就有关问题进一步相互了解,并建立了正常的通道,这对促进两岸“三通”和祖国统一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金门商谈八年来,两岸相关部门共同努力,按照协定内容,认真进行实施。先后多批相互顺利遣返了私渡人员和犯罪人员(包括劫机犯),使之形成正当的通道,这对共同打击刑事犯罪,维护安定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参加金门商谈的代表我方有五人,由红十字会总会秘书长韩长林领队,还有国台办副局长乐美真、红十字总会台湾事务部副部长张希林、福建省红十字会副会长计克良和我。原定9月8日从厦门出发,后因受18号台风的影响,在厦门停留了三天。到9月11日早上乘“厦渔507号”渔轮从厦门东渡码头起航,到达浯屿与二担岛海面时,由台湾派来引导船,到达金门新湖渔港码头上岸。在金宁乡招待所休息片刻后,双方就开始交换商谈的内容和日程安排。对方参加的代表有陈长文、常松茂、徐祖安、邓顾问四人。当天下午正式开始商谈,会议桌中间放上红十字旗。双方就有关遣返问题坦诚友好地交换意见,第二天(12号)上午形成了协议。下午安排参观中山林、古岗湖、民俗文化村等有关风景点,13日上午返回厦门。这次商谈能够顺利进行,主要是两岸有关方面在事前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的态度很明确:

一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不能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二是讨论私渡遣返问题只谈今后怎么办,不谈过去谁是谁非;三是谈的成就谈,谈不成就算。这样免了那些不必要的争议,达到快速解决问题之目的。商谈过程中双方都本着坦诚交流,友好协商,妥善解决问题的态度,就遣返工作的原则、物件、地点、程式等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在接运工具方面,开始时对方提出采用渔轮或客轮操作运行,当时我们提出遣返工作必须本着人道主义、安全方便的原则进行,用登陆艇改造后,挂上红十字旗,作为红十字会专用接送遣返人员的船只,安全方便可靠,经过协商,双方达成统一的意见。

“协议”形成后,双方代表共同认为,需将“协定’各自带回分别向有关部门汇报,同意后统一于1990年9月19日同时通过新闻媒介向外发表公布生效。

为了顺利地做好接运工作,双方同意到马祖进行试航。1990年9月20日,我们组织了公安、边防接收部门、边防、红十字会、卫生等部门43人,由我领队;早上乘坐“闽08号”艇从亭江起航,到七星礁海面时,由对方“马富1号”渔船引导,到达马祖上岸,随即与徐祖安、邓顾问等根据“金门协定”的内容,就相关交接的时间、地点、人数、手续、体检、安全、通讯联络等具体事宜进行商谈,形成了备忘录。商谈结束后,我们还参观了妈祖庙。胜天公园等风景点。中午12点起航运回,下午3点30分抵达马尾。这次试航为顺利遣返接运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从1990年10月8日第一批顺利遣返开始,两岸之间遣返工作从此一批又一批地顺利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实现了两岸之间的通航。

根据“金门协定”的内容,遣返物件还包括刑事犯和刑事嫌疑犯。原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职员吴大鹏,于1989年2月作案盗窃中国银行北京分行丽都饭店分理处资金334万美元汇票后潜逃台湾。根据“金门协定”,经过双方联系,于1990年10月9日将吴犯遣返大陆,北京市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大陆公安机关也积极协助缉捕台湾地区黑社会嫌疑犯吴桐潭并安全遣返。1991年3月,平潭县渔民在海上作业时,遭到台湾海警无故拘留、殴打,在渔民愤怒抗议下,将三名海警带回平潭交给有关部门。我有关部门对三名海警以人道主义对待,参加金门商谈的双方人员为此也进行了多次接触,后来经过双方妥善协商后,将三名警员遣回台湾。

金门商谈以后,两岸的挂红十字旗的遣返船实行了直通。1997年4月,福州、厦门港至高雄港也开始了挂方便旗的试点直航。今天我们回忆金门商谈,就是希望进一步密切台湾与祖国大陆之间的联系,通过谈判协商,尽快实现两岸全面直航,我相信,这一天为期不远了。

岁月峥嵘 海峡见证

1990年9月间日至12日,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代表,在金门岛举行工作商谈,就海上遣返的原则、物件、交接地点、遣返程式等达成协定,即“金门协定”;建立了事务级联系和遣返管道。这是海峡两岸阻隔40年来的第一个协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按照“金门协议”和遣返作业工作分工,福建省红十字会担负著与台湾红十字组织具体联系联络和参与见证任务。八年来,我们竭尽所能,努力发挥红十字会的独特作用,圆满完成了交办的各项任务,确保“金门协议”的实施;同时以此为契机,积极拓展与台湾红十字组织及社会各界的交往。

“金门协议”签订之后,为促成双向遣返作业顺利实施,我们与台湾红十字组织就遣返作业的有关事项和技术问题进行频繁联络联系,为确保遣返作业万无一失,双方商定于1990年9月20日进行马祖试航(即马尾――马祖空船交接预演)。我方主管部门选用吨位为150吨、最深吃水线为2米的退役登陆艇,改装成为漆白色、挂白底红十字旗的“闽08号”作为遣返作业专用船。20日,上午6时,福州市红十字会原副会长方庆云带领试航人员43名(含主管部门、红十字会、检疫、船上工作人员),乘“闽08号”专用船,由“海上公安233”艇护航驶向马祖。至七星礁以北1.5海里处,由悬挂白底红十字旗的台轮“马富1号”引导船引航,开往马祖。“海上公安233”艇停芭樵尾附近海域。9时许,方庆云等一行登上马祖岛,台湾有关方面邓中正、徐祖安先生前来迎接。之后,双方就实施“金门协议”的具体技术事项进行磋商,并达成共识,形成“马祖备忘录”。方庆云、徐祖安代表双方在备忘录上签字。

根据主管部门查核情况,研究确定10月8日,实施第一批接遣55名违反规定私自渡海去台人员。经与台湾红十字 组织联络联系,确定了遣返作业的各事项。10月 8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秘书长曲折、福建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计克良带队,乘“闽08号”船,按照试航航线、模式开赴马祖。在马祖岛,台湾红十字组织陈长文、常松茂、徐祖安先生等前来迎接,两岸红十字组织按照“金门协定”和“马祖备忘录”有条不紊地进行交接的各项工作。最后,曲折、常松茂分别代表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在交接见证书上签字。12月10日。经与台湾红十字组织联系,确定在厦门东渡码头,遣返在大陆从事非法活动的台湾刑事嫌疑犯六人。中国红十字会理事乐美真、中国红十字会台湾事务部副部长张希林、福建省红十字会秘书长何钟生、厦门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朱玉珍、秘书长吴尚义,台湾红十字会组织常松茂、谢世伟,主管部门代表胡伟烈参加了交接作业。至此,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配合有关方面实施双向遣返宣告成功。八年来,我会按“金门协议”,本着人道、安全、便利的原则,担负双向遣返作业中的联络联系、参与见证任务。参与实施马尾――马祖(厦门――金门)双向遣返作业129批,接近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居民、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24421人。在这期间,1993年9月亚“闽08号”船退役,“海峡号”遣返专用船启用。在实施“金门协议”过程中,福建省红十字会坚持人道主义原则,针对台湾有关方面对大陆私渡人员采取的不人道行为,及时地与台湾红十字组织进行交涉,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大陆私渡人员的人身安全。

近年来,台湾军方抓扣我渔船、渔民事件时有发生,给海峡渔业生产笼罩上一层阴影。如:1991年3月28日,惠安县崇武镇靖江村“闽惠渔0206号”船,在目斗屿北面295海区从事流刺网作业。收网后,被台湾澎湖守军开出的炮艇以超越警戒线为借口抓扣,船上渔民42人,该船价值70多万元;1991年5月4日,长乐县梅花镇海东村的“阎长渔4039、4040号”铁壳拖网对船,在267海区48区作业时,被台湾军方以“走私罪”扣留,10多万元渔货被没收,船上渔民28名,两船价值200多万元。每当接获当地红十字会或主管部门有关此类情况的报告后,我们都能急渔民之所急,想渔民之所想,通过已建立的事务级联系管道,尽速与台湾红十字组织联系,谴责挑起事端,破坏海峡祥和气氛和不人道的行为,要求尽速放回被抓扣渔船和船员、渔民,并将被抓扣渔船的详细资料,传真台湾红十字组织,请其查核;利用遣返作业机会,与台湾红十字组织代表就被抓扣渔船事宜直接商谈。台湾红十字组织同仁接到传真后,积极配合,向其主管部门疏通,争取被抓扣的渔船原船返回。几年来,通过与台湾红十字组织多方联系,索回被抓扣的大陆渔船“闽惠渔0206号”等27艘,船员、渔民513名安全返回,挽回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同时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处理海难事件。渔事纠纷等28起。渔民、船员们向我会赠“人道主义扬四海、疏通台方归渔舟”横匾,表达了对红十字会的感激之情。

我们按照“金门协议”努力发挥特定历史时期红十字会的独特作用,还积极稳妥地做好各种海难、交通事故的善后协调工作。协助有关部门遣返刑事犯罪嫌疑人。本着人道精神,与台湾红十字组织同仁协调,妥善处理了“台湾三保警”事件;海峡两岸携手打击刑事犯罪,遣返犯罪嫌疑人台湾黑社会头目吴桐潭、制毒贩毒犯罪嫌疑人戴振华;接回大陆逃台特大贪污犯吴大鹏、王炜,劫船投往金门的犯罪嫌疑人武晋雄、郑宗萍;参与见证遣返台湾劫机犯罪嫌疑人刘善忠,接回大陆劫机犯罪嫌疑人黄树刚、韩凤英;以及在处理台湾保警庄镇跃事件中,都圆满完成了任务。

八年来,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按照“金门协定”,携手实施遣返作业,两岸同仁在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95年9月12日,我会在榕举办纪念“金门协定”签订五周年座谈会,台湾红十字组织秘书长常松茂先生特电函申贺;1997年4月30日,利用遣返作业间隙,两岸同仁在马祖岛南竿塘共植博爱树(南洋杉)。

“金门协议”的签订,为沟通海峡两岸关系架起了一座人道之桥,企望在“金门协定”签订十周年之际,两岸红十字组织联合举办联谊活动,并在金门岛金宁乡仁爱新村树碑,铭志纪念!

张希林1998年9月12日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