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哈佛女校長演講:怎樣去創造生活的意義?

記住我們對你們寄予的厚望,就算你們覺得它們不可能實現,也要記住,它們至關重要,是你們人生的北極星,會指引你們到達對自己和世界都有意義的彼岸。你們生活的意義要由你們自己創造。

這所備受尊崇的學校歷來好學求知,所以你們期待我的演講能傳授永恆的智慧。我站在這個講壇上,穿得像個清教徒牧師——這身打扮也許會把很多我的前任嚇壞,還可能會讓其中一些人重新投身於消滅女巫的事業中去,讓英克利斯和考特恩父子出現在如今的「泡沫派對」上。但現在,我在臺上,你們在底下,這是一個屬於真理、追求真理的時刻。

你們已經求學四年,而我當校長還不到一年;你們認識三任校長,我只認識一個班的大四學生。所以,智慧從何談起呢?也許你們才是應該傳授智慧的人。或許我們可以互換一下角色,用哈佛法學院教授們隨機點名提問的方式,讓我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里回答你們的問題。

讓我們把這個畢業典禮想像成一個問答式環節,你們是提問者。「福斯特校長,生活的意義是什麼?我們在哈佛苦讀四年是為了什麼?福斯特校長,從你四十年前大學畢業到現在,你肯定學到了不少東西吧?」四十年了。我可以大聲承認這個時間,因為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當然包括我獲得布爾茅爾學位的年份——現在好像都能公開查到。但請註意,當時我在班裡還算歲數小的。

可以這麼說,在過去的一年裡,你們一直在提出問題讓我回答,只不過你們把提問範圍限定得比較小。我也一直在思考應該怎樣回答,還有你們提問的動機,這是我更感興趣的。

其實,從我與校委會見面時起,就一直被問到這些問題,當時是2007年冬天,我的任命才宣佈不久。此後日漸頻繁,我在柯克蘭樓吃午飯,我在萊弗里特樓吃晚飯,在我專門會見學生的工作時段,甚至我在國外遇見畢業生的時候,都會被問到這些問題。你們問我的第一件事不是問課程,不是教師輔導,不是教師的聯繫方式,也不是學生學習生活的空間。實際上,甚至不是酒精限制政策。你們反覆問我的是:「為什麼我們很多人都去了華爾街?為什麼我們哈佛畢業生中,有那麼多人進入金融、咨詢行業和投資銀行?」

要思考並回答這個問題,有很多方式。比如威利-薩頓式的。當他被問及為什麼要搶銀行時,他回答:「因為那兒有錢。」你們中很多人都在經濟學課上見過克勞迪婭-戈爾丁和拉里-卡茨兩位教授,根據他們從70年代以來對學生擇業的研究,得出的結論大同小異。他們發現,值得註意的是,雖然金融行業有極高的金錢回報,還是有很多學生選擇了其它工作。

確實如此,你們中有37個人已經和「為美國而教」簽約;有一個會去跳探戈,去阿根廷研究舞蹈療法;還有一個將投身於肯亞的農業發展;一個拿了數學榮譽學位的人要去研究詩歌;另一個要去美國空軍受訓當飛行員;還有一個要與乳癌作鬥爭。你們中有很多人會去讀法律、醫學、或其他研究生。但是,絕大多數人選擇了金融和咨詢,這與戈爾丁和卡茨的調查結果不謀而合。《克裡姆森報》對去年的畢業班作了調查,結果表明,參加工作的人中,58%的男生和43%的女生做出了上述選擇。雖然今年經濟不景氣,這個數字還是達到了39%。

高額的薪水、幾乎難以拒絕的招聘方、能與朋友一起在紐約工作、享受生活,以及有趣的工作——有很多種理由可以解釋這些選擇。你們中的一些人本來就決定過這樣子的生活,至少在一兩年之內是這樣。另一些人則認為先要利己才能利人。但是,你們還是問我,為什麼要走這條路。
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自己更關心的是你們為什麼問這些問題,而不是給出答案。如果戈爾丁和卡茨教授的結論是正確的;如果金融行業的確就是「理性的選擇」,那麼你們為什麼還是不停地問我這個問題呢?為什麼這個看似理性的選擇,會讓你們許多人覺得難以理解、不盡合理,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是出於被迫或必須,而非自願呢?為什麼這個問題會困擾你們這麼多人呢?

我認為,你們問我的其實是生活的意義,只不過你們提出的問題是經過偽裝的——提問角度是高級職業選擇中可觀察、可度量的現象,而不是抽象的、難以理解的、令人尷尬的形而上學範疇。「生活的意義」——是個大大的問題——又是老生常談——把它看成蒙提派森的某部電影的諷刺標題或者某一集《辛普森一家》的主題就容易回答,但是當作蘊含嚴肅意義的話題就把問題複雜化了。

但是,暫時拋開我們哈佛人自以為是的圓滑、沉著和無懈可擊,試著探尋一下你們問題的答案。

我認為,你們之所以擔心,是因為你們不想自己的生活只是傳統意義上的成功,而且還要有意義。但你們又不知道如何協調這兩個目標。你們不知道在一家有著金字招牌的公司里乾著一份起薪豐厚的工作,加上可以預見的未來的財富,是否能滿足你們的內心。

你們為什麼擔心?這多少是我們學校的錯。從一進校門,我們就告訴你們,你們會成為對未來負責的領袖,你們是最優秀、最聰明的是我們的依靠,你們會改變整個世界。我們對你們寄予厚望,反而成了你們的負擔。其實,你們已經取得了非凡的成績:你們參與各種課外活動,表現出服務精神;你們大力提倡可持續發展,透露出你們對這個星球未來的關注;你們積极參与今年的總統競選,為美國政治註入了新的活力。

而現在,你們中有許多人不知道如何把以上這些成績與擇業結合起來。是否一定要在有利益的工作和有意義的工作之間做出抉擇?如果必須選擇,你們會選哪個?有沒有可能兩者兼得呢?

你們問我和問自己的是一些最根本的問題:關於價值、關於試圖調和有潛在衝突的東西、關於對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認識。你們正處在一個轉變的時刻,需要做出抉擇。只能選一個選項——工作、職業、讀研——都意味著要放棄其他選項。每一個決定都意味著有得有失——一扇門打開了,另一扇卻關上了。你們問我的問題差不多就是這樣——關於捨棄的人生道路。

金融業、華爾街和「招聘」已經變成了這個兩難困境的標誌,代表著一系列問題,其意義要遠比選擇一條職業道路寬廣和深刻。某種意義上,這些是你們所有人早晚都會遇到的問題——當你從醫學院畢業並選擇專業方向——是選全科家庭醫生還是選皮膚科醫生;當你獲得法學學位之後,要選擇是去一家公司工作,還是做公共辯護律師;當你在「為美國而教」進修兩年以後,要決定是否繼續從事教育。你們擔心,是因為你們既想活得有意義,又想活得成功;你們清楚,你們所受的教育是讓你們不僅為自己,為自己的舒適和滿足,更要為你們身邊的世界創造價值。而現在,你們必須想出一個方法,去實現這一目標。

我認為,你們之所以擔心,還有另一個原因——和第一個原因有關,但又不完全相同。那就是,你們想過得幸福。你們趨之若鶩地選修「積極心理學」——心理學1504和「幸福的科學」,想找到秘訣。但我們怎樣才能找到幸福呢?我可以給出一個鼓舞人心的答案:長大。調查表明,年長的人,比如我這個歲數的人,幸福感比年輕人更強。不過,你們可能不願意等待。

我聽過你們談論面臨的種種選擇,所以我知道你們對成功和幸福的關係感到煩惱,或者更準確地說,如何定義成功,才能使之產生並包含真正的幸福,而不只是金錢和名望。你們擔心經濟回報最多的選擇,可能不是最有意義或最令人滿意的。但你們想知道自己到底應該怎樣生存,不論是作為藝術家、演員、公務員還是高中老師?你們要怎樣找到一條通向新聞業的道路?在不知道多少年之後,完成了研究生學業和論文,你們會找到英語教授的工作嗎?

答案是:只有試過了才知道。但是,不論是繪畫、生物還是金融,如果你不去嘗試做你喜歡的事;如果你不去追求你認為最有意義的東西,你會後悔的。人生之路很長,總有時間去實施備選方案,但不要一開始就退而求其次。

我將其稱為擇業停車位理論,幾十年來一直在與同學們分享。不要因為覺得肯定沒有停車位了,就把車停在距離目的地20個街區遠的地方。直接去你想去的地方,如果車位已滿,再繞回來。

你們可能喜歡投行、金融或咨詢,它可能就是你的最佳選擇。也許你們和我在柯克蘭樓吃午飯時遇到的那個大四學生一樣,她剛從西海岸一家知名咨詢公司面試回來。她問:「我為什麼要做這行?我討厭坐飛機,我不喜歡住酒店,我不會喜歡這個工作的。」那就找個你喜歡的工作。要是你在醒著的時間里超過一半都在做你不喜歡的事情,你是很難感到幸福的。

但是,最最重要的是,你們問問題,既是在問我,更是在問你們自己。你們在選擇道路,同時又質疑自己的選擇。你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樣的生活,只是不知確定自己所選的路對不對。這是最好的消息。這也是,我希望,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的錯。關注你的生活,對其進行反思,思考怎樣才能好好地生活,想想怎樣對社會有用:這些也許就是人文教育傳授給你們的最寶貴的東西。

人文教育要求你們自覺地生活,賦予你尋找和定義所做之事的內在意義的能力。它使你學會自我分析和評判,讓你從容把握自己的生活,並掌控其發展路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文」才是名副其實的liberare ——自由。它們賦予你開展行動、發現事物意義和作出選擇的能力。通向有意義、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是讓自己為之努力奮鬥。不要停歇。隨時準備著改變方向。記住我們對你們寄予的厚望,就算你們覺得它們不可能實現,也要記住,它們至關重要,是你們人生的北極星,會指引你們到達對自己和世界都有意義的彼岸。你們生活的意義要由你們自己創造。
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你們會變成什麼樣子。一定要經常回來,告訴我們過得如何。

 

(本文為哈佛校長Drew Gilpin Faust給2008年本科畢業生的演講)

本文節選自《嚮日葵》的新浪博客,點擊查看博客原文。

詳全文→哈佛女校長演講:怎樣去創造生活的意義?

【理律學堂】〈財經法律與企業經營–邁向世界一流企業〉陳長文教授

理律學堂-102-A001]財經法律實務系列[一]
財經法律與企業經營-陳長文律師主講

大綱
一、企業如何在法律脈絡下運作
二、法律對企業經營的影響
三、華人企業與世界一流新典範
四、結語-將法律判斷納入決策程序

發佈日期:2014年3月10日

20130923【陳長文@理律學堂】財經法律與企業經營-邁向世界一流企業

 

 

陳長文律師的學思歷程@台灣大學

2011年11月15日,受台灣大學邀請,與同學們分享學思歷程。(PPT、演講逐字稿)

台大演講網–影片網址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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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陳長文:誰的人生沒有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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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2009年教育特刊

(天下雜誌 作者:馬岳琳)辯才無礙的大律師,人生中有挑戰,也有遺憾。面對事務所的弊案,身心障礙的兒子,未能多陪伴就離世的母親,他選擇正面接受,堅持為自己活,也為別人活。

每晚過了十二點還不想睡,陳長文總是在深夜裡檢視自己與他人的關係。

前晚振筆疾書投稿報社,昨夜和學生談法治教育,學生在電話那頭說,「老師,你不覺得你在狗吠火車嗎?」
這些冒著黑煙、轟轟而來的命運列車,可能是各種不合理的判例、是七百五十億的軍事採購案、也是理律法律事務所遭遇員工盜賣客戶三十億的股票弊案……,但他從不因為事不關己,而放棄讓火車轉向。

陳長文辦公室裡最顯眼的不是《六法全書》,而是二十多張與家人合照的大大小小照片。除了妻子、女兒小倩和兒子文文,這幾年又多了兩個小外孫,一個四歲、一個兩歲。

「他們還那麼小,但我常想,我要教給他們的其實很簡單,教他們怎麼跟自己相處,跟別人一起過日子,讓彼此的日子過得更好,從利己到利他,我會告訴孫子,為自己活,也要為別人而活,正直是人生一定要的堅持。」
經常去學校演講的他,最喜歡告訴年輕人「挫折是禮物」。

正直的路是艱辛的

  「文憑不代表什麼,只是人格的放大器,人格的文憑是正直,但正直的路走起來是比較艱辛的」,陳長文相信,年輕的孩子是願意正直的,但環境可能不允許他正直,在學校作弊、出了社會做假帳。「正直說得輕鬆,但可能是無法承受之重,你要堅持,要承擔風險,但熬過之後踏出的人生步伐會愈來愈穩健。」
相信人願意正直,曾經讓陳長文收到他口中極大的「挫折禮物」。

  六年前,理律的資深員工劉偉杰盜走公司三十億元,讓事務所掙扎在生死存續邊緣,即使是讓陳長文覺得夠有理想、夠有制度的組織,仍然發生如此事件,「這個震憾教訓是好的,諷刺一點地說,這個價錢還剛剛好,再高一點我就付不起了。」事情發生後,理律做了整整一年管理制度上的改進,事務所成員對於彼此之 間的價值、責任、關係,有了更深刻的體認。

  「會感到挫折,是因為把事情變得負面。人生其實就是如此,不斷的有挑戰,我只是把一個挑戰暫時克服了」,陳長文人生更大的挑戰,其實不是劉偉杰事件,而是最親愛的兒子文文。

有挑戰,也有後悔

  陳長文曾經寫過一封給文文的公開信,訴說自己對重度身體與智能障礙兒子飽滿的愛。「文文的事,我不能說不是挫折,但挫折一詞太負面了,文文我不覺得是負面,雖然會讓我和家人付出更多,也面對更多傷心和懷疑,但他也是家裡那個愛的堡壘。」經濟上的餘裕,讓陳長文比別的身心障礙兒家庭幸運,但他還是把自己的脆弱與無助公諸於世,只為了要讓社會更重視其他弱勢家庭。「文文的每一分鐘每一秒鐘我都會記得,都是我生命的一部份,」把充滿笑與淚的生命經驗攤開給大家看,這裡面有陳長文對人生意義的反省,更有對兼善天下的堅持。

  他寫信給不會看信的文文,也寫信給無法看信的母親。陳長文的母親在劉偉杰事件發生後的隔年過世,午夜夢迴,他還是經常想起自己並沒有在媽媽人生的最後階段多陪伴她。「對媽媽,我應該可以做得更好、警醒更多,但我卻沒有。我始終記得自己給她不耐煩的樣子,」談到媽媽,辯才無礙的大律師說話突然變得很慢,慢,才能讓人面對後悔,才能收拾滿溢的情緒。

  沒有多陪陪母親打麻將、沒有多和母親聊聊早逝的父親、沒有用心理解為什麼母親不太願意吃東西的原因,甚至覺得母親在找麻煩,「有時我覺得自己不應該,試圖跟媽媽說對不起,但她腦子已經不好了,根本不記得我對她的不體貼!」

  那時,陳長文的重心仍在處理工作,四年後回想起來,陳長文忍不住跟天上的媽媽說:「如果一切能重來,我會希望在當時就告訴同事們,『對不起,讓我走吧,讓我陪我的母親,那已是她人生最後的一段路了。』」
這會是一個艱難的決定。但誰的人生可以重來?誰的人生沒有遺憾?

【天下雜誌2009年教育特刊】

單元六、名人生命路-分享曾經的領悟
〈陳長文 誰的人生沒有遺憾? 〉

【專訪】請跟孩子「講道理」

2009-11-18 天下雜誌 435期作者:彭昱融

請跟孩子「講道理」圖片來源:www.flickr.com/photos/hindrik/6211219377/

「當你選擇了正直的第一步,下一步正直路就容易多了,」陳長文用自己的經歷勉勵年輕人,正直的路比較辛苦,不從眾、做出抗拒會遭到很多壓力與困難,但這些壓力與困難卻能引導你到正當的人生方向、正當的工作。

每一次在正直與否間抉擇的十字路口,都決定了往後的你怎麼走、你的人生成績。

敦化北路理律法律事務所,陳長文律師辦公室裡有一張木頭方桌,許多人曾在桌前和他辯論公平正義、倫理道德。

有感嘆民眾寧可拜關公也不信司法的檢察官,有年輕法官擔心自己的判決和上級法院不同怎麼辦,當然,還有盜走三十億股票差點整垮理律的劉偉杰。

大概很少有人比陳長文對不正直、倫理道德教育失敗造成的傷害體會更深。

「很挫折,很沮喪,」坐在桌前,一生堅持正直的他感到有些無力,看到華爾街和台灣許多詐欺、內線交易案主都是自己的頂尖同窗,例如哈佛校友會會長、掏空遠航潛逃的前董事長崔湧。

「從前教條式灌輸、流於口號的倫理道德教育已經不起考驗了,」長年開設倫理學的台大哲學系教授林火旺解釋,社會必須認知倫理道德是一門專業的哲學學問。

培養「道德思辨力」

林火旺分析,台灣道德教育失敗的原因在於只告訴孩子「應該做什麼」,卻從不解釋清楚「為什麼應該做什麼」。

強調身教、或透過實踐德行例如感恩、尊重的教育雖有效果卻不足,缺乏體系與思辨,容易流於教條而無法內化。

「教道德一定要講道理才能讓道德內化,」林火旺舉例,當小學生在學校聽到老師說「不能闖紅燈」,回家媽媽卻說「沒有人的時候可以闖」,兩個權威在孩子心中會造成困惑,此時如果老師能引導並說服他,不僅會內化成他心中的道理,回家更會試著說服父母。

隨著孩子進入國高中階段,自我意識提高、帶有叛逆性格,此時道德教育就不能再依賴師長的權威。單靠不准這樣、不應該那樣只會換來孩子「偏要如此」的反效果,甚至被認為「老古板」、「無聊八股」。

學習做道德抉擇

這時候必須靠講道理的方式教道德,師長一碰到案例就要解釋背後的理由,討論「為什麼不可以?」「如果你是他的話願意被這樣對待嗎?」等,用「理性的權威」說服,道德教育才不會淪為教條口號。

目前高中生命教育包含的核心課程之一:倫理思辨與抉擇,就是試圖透過哲學理性思辨,讓學生對日常生活的道德問題,具有思考和反省能力。

「道德教育的核心是教他怎麼思考和做道德抉擇,」今年負責大一倫理學課程的文化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吳豐維認為,倫理學要透過不同的社會現像、把遙遠的道德理想落實在學生生活中印證。

他讓大一學生直接閱讀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哲學家關於倫理道德的文章,培養大學生直叩原典能力,熟悉不同的道德理論後,才有思考辯論的基礎素材。

「我要讓他們知道這就是國際標準,」吳豐維解釋,他接著拋出自殺、墮胎、安樂死等道德難題,深化學生的思考。關鍵不在持什麼立場,而在於學生思考推論的過程,依據什麼前提與理論、論證的邏輯、和導出的結論關連夠不夠穩當。

吳豐維同時還搭配富道德思考意涵的電影深化效果。

例如,《在黑暗中漫舞》女主角從頭到尾堅持道德卻落得悲慘下場,討論如果結果是這樣,人還要不要依道德而活?如果沒有外在制裁,是不是就不用守道德?

《末代武士》頹廢的南北戰爭軍人,在日本武士身上看見消失已久的武德,討論如何成為具有誠實、勇氣等德行的人。

透過思辨過程,希望學生離開教室後把道德推理能力內化,未來面對抉擇時「和自己辯論」,知道自己抉擇背後的理由、承擔後果,在抉擇之中成長,追求自己和他人的幸福。

林火旺進一步指出,建立基礎的道德思辨之後,再進入各專業領域的應用倫理,例如醫學倫理、工程倫理等,否則目前缺乏深刻內涵的應用倫理課,往往流於形式或大堂演講課而沒有效果。

事實上,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教育在法國高中教育已推行了一百多年,更是美國哈佛大學七大共同必修核心課程之一。

得三十億卻失去自己
儘管建立道德思辨的能力有助抉擇,但愈來愈重視競爭與外在成就的社會,卻不斷引誘、間接鼓勵道德意願不夠堅定的年輕人不擇手段,「見利忘義」,今年的高鐵員工集體吃票、職棒球員集體打假球放水就是最好的負面案例。

「當你選擇了正直的第一步,下一步正直路就容易多了,」陳長文用自己的經歷勉勵年輕人,正直的路比較辛苦,不從眾、做出抗拒會遭到很多壓力與困難,但這些壓力與困難卻能引導你到正當的人生方向、正當的工作。

相反的,若選擇不正直的第一步,就很容易一步步錯下去,難以回頭。

「他雖然得到三十億,卻失去了自己,」陳長文在寫給畢業生的一封信中回想劉偉杰,「也許他能永遠逍遙法外,但終究得惶惶惑惑過一輩子,良心的法庭已經審判了他。」

「倫理道德教育是很嚴肅、神聖的工作,」久經閱歷的陳長文期許道德思辨與生命教育老師,「領回走失的羔羊,馴服學壞的狼,教育出一個人,而不是一個工具。」

每一次在正直與否間抉擇的十字路口,都決定了往後的你怎麼走、你的人生成績。

品格,不只是人生成績前的正負號,更是追求幸福人生不可缺少的必要元素。

榮譽來自正直,而非文憑

 陳水扁前總統涉入洗錢風波,對於同是台大法律系校友的我們,在痛心之餘,該如何看待台大教育出這位台灣最大政治醜聞的主角?

     不只陳前總統,同樣捲涉洗錢風暴的陳致中,也是台大法律系畢業生,日昨在媒體前為護家而失控的陳幸妤也是台大校友,一席「假清高」的談話,讓人驚詫前總統家庭成員不以違法為恥的價值觀竟是如此根深柢固。此外,前年涉入內線交易引起喧騰大波的總統女婿趙建銘,也是台大校友。

     陳水扁、陳致中、陳幸妤、趙建銘,當這四位台大人站在一起時,等於向社會宣告台大畢業似乎不等於良好的品格養成。台大教育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端正品德」不是教育的基本使命嗎?為什麼會有如此嚴重傷害校譽的反例?若十年前有人問我,會不會以台大法律系畢業為榮,我的答案會是肯定的。但當我看到台大法律系教出了一位廣涉弊案的前總統,現在的我一點也驕傲不起來,只有覺得羞恥。
     從好處看,陳前總統一家人的例子,適足以打破名校與高學歷迷思。高學歷、名校學位不代表一個人必然會做出正面貢獻。這些名銜文憑常會表現出一種像擴大器般的工具性格,不問好壞地,單純將一個人的影響力加乘放大。

     當然,不能以一部分表現不佳的校友例子一竿子打翻所有校友的表現,台大校友或者其他大學學府畢業的學子,兢業守分、表現卓越者仍大有人在。可是這些正面的例子,就如同負面的例子一樣,並沒有解決那個本質性的疑問,亦即高等教育究竟有沒有端正品格的目的性功能?是不是就只能注定是一個「強化影響力(不管正面或負面)」的人格擴大器?換言之,若品德操守好的人擁有了所謂的名校文憑,他的正面影響力可能會因之而加乘;反之,品德有瑕、操守有虧的人擁有了名校文憑,對社會的破壞、傷害與負面示範也會隨之加乘。

     但這讓我非常困惑,在高等教育中,包括所謂名校,「端正品德」不應是基本使命嗎?高等教育應該要有端正品德的使命,而不能只是培養專業的「知識工廠」。那該怎麼做呢?

     一方面,高等教育課程的設計要重新檢討,須加強倫理教育,強調對社會的關心。例如,台灣的法學教育固執於法條背誦、象牙塔式文字邏輯推理,而忽略倫理教育、忽略訓練法律學子對社會現象的關照,可說是法律人表現不如社會期待的源頭,而決定法律人進入職場的考試制度也欠缺專業和品德設計的產物,更扭曲了法律教育的內容。畢竟,如果「教育設計」這個前端都閉鎖狹隘了,如何教育出有開放胸襟、有豐富社會關心的學子?

     另一方面,學校老師的態度也是關鍵,陳前總統不誠無信、涉貪涉弊的現象並不是今日伊始,但我們鮮少看到過去教育過他的台大老師站出來直斥其非。如果,連老師都鄉愿不語,如何期待學生視守護正義為使命?

     最後,則應是由已經進入八十周年的台大的校友們自己做起,大家應當認識,我們在社會的言行表現,加總起來就是母校的教育成果。而同時,我們的表現,大到對社會,中到對自己所屬或所有的公司、組織,小到對我們的家庭、子女,都有示範作用。我們要體認到,建構於文憑名氣的榮譽是假的,關鍵在於,我們有沒有力行正直,有沒有做出福於社會、益於人群的正面貢獻,這才是真榮譽。(作者為律師,法學教授)

【20080821 中國時報 970821】

走出法律人的「本位謬論」,養成超越法律的哲學辯證思維

引言

各位會員先進大家好:

由於每年一度的理律盃模擬法庭辯論比賽,我都要「應景」地提供一篇文章,這一期電子報的理事長的話,我想就轉載今年我對理律盃所寫的一篇文章,分享給各位會員先進。

不知是幸還是不幸,調侃法律人的笑話或文章,從有「法律人」這個職業別後,大概就從沒有斷過,一、二年前,我聽過一個很有趣的笑話,把各型各樣的法律人包括律師、法官、檢察官、法學教授,都調侃了一遍。而這個「笑話」的重點,不僅在於好笑,更是在於他還相當「傳神」,真的把不同角色的法律人特質,維妙維肖地全部蒐羅在同一個故事之中。我還特別把這個笑話作了一點改編,當作去年我和我的學生出版的新書《法律人,你為什麼不爭氣》的引言。我再把這個可能已經有不少同學聽過的笑話拿出來,在理律盃模擬法庭辯論賽舉辦前,分享給大家。

話說以前有一對苦難兄弟,有一天他們倆兄弟突發奇想玩熱氣球,於是他們就飛上天啦,可是上了天以後才發現,他們不知道怎麼降落,氣球就一直飛,飛到一個大草原。苦難兄弟在氣球上看到下面有一個人正在騎馬奔馳,就在氣球上大喊:

「下面的人呀,我們現在在哪裡?」
  
那人於是回答:「上面的人呀,你們在熱氣球上!」接著就騎馬跑掉了。
  
苦難弟就問苦難哥了:「哥‧,那個人是誰呀?」

苦難哥語重心長的回答:「那個人一定是個律師,說的話都對,但是一點用也沒有!」
  
氣球又繼續飛啦,這時候他們又看到有個人在草原上騎馬。
  
這次苦難兄弟學聰明了,他們大喊:「下面的人呀,我們要怎麼降落?」
  
那人回答:「上面的人呀,你們把繩索割斷就能降落了!」接著就跑掉了。
  
苦難弟又問:「哥‧,那個人是誰呀?」
  
苦難哥語重心長的回答:「那個人一定是個法官,雖然他能解決問題,但是絕對不管你死活!」
  
氣球繼續飛著,兄弟倆看到天上出現了另一個熱氣球,氣球上有另一個人也正苦於無法降落,一問之下原來是總統先生。這時,草原上又出現了一位騎馬的人,兄弟倆還沒來得及開口呼救,那個人立刻掏出手搶對著兄弟射擊,並大罵:

「在禁航區裡飛熱氣球!還不給我滾下來!」還好一陣強風刮起,兄弟倆的熱氣球被吹高了幾公尺,那人幾槍都沒射中。
  
正當兄弟倆為另一位困在熱氣球上的總統先生擔心時,卻看到騎馬的人恭敬地下了馬,掏出了另一把拋繩槍,努力地勾射總統的熱氣球,好不容易勾中了熱氣球,那人用盡力氣,把總統先生拉回了地面。
  
苦難弟問:「哥‧,這個人又是誰啊?」
  
苦難哥語重心長地答道:「這個人一定是檢察官,他解決問題的方法有時酷厲、有時溫馴,完全得看對象的身分。」
  
氣球仍然繼續飛,飛到後來沒瓦斯了,氣球就慢慢的降落,眼看就要摔到一個懸崖裡,哥哥眼明手快,從氣球裡面跳了出來,可是弟弟卻跟熱氣球一起掉到懸崖下了,這時候旁邊正好也有一個人騎著馬過來,哥哥就向他求救了。
  
這人不疾不徐的回答:「這個懸崖不深,我可以教你弟弟怎麼爬上來。」
  
有三個辦法:
  
A、左手右腳,右手左腳的爬;B、左手左腳,右手右腳的爬;C、左手右手、左腳右腳的爬。
  
正當這個人還在跟苦難哥分析三種爬法的時候,弟弟已經用第一種辦法爬了上來,這個人一看就很生氣的跑過去,一腳把苦難弟踹下懸崖,還大喊:
  
「B的辦法才是多數人用的辦法,你給我重來!」
  
苦難弟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用B的方法爬上來,那個人才心滿意足的離開。
  
苦難弟又問啦:「哥‧,那個人是誰呀?」
  
苦難哥,再一次語重心長的回答:「那個人一定是法律系的教授,雖然每種方法都能用,但是你不用他的方法你就該死!」

看完以上的笑話,我一方面不由莞爾,另一方面卻又感到頗為無奈,笑話歸笑話,但其中卻精確地點出了許多法律人的盲點。

其實,這些盲點,嚴格來說,都有其共通之處,也就是都太過執著於「本位」,而沒有辦法站在更宏觀的位置思考法律工作的意義,而陷在微觀的角色裡走不出來。

讓我們拉回理律盃來討論。理律盃本身即是一個訓練同學們周延認識法律理論、法律理念的一個場所,每一個參賽隊伍,理律盃都會要求大家,有機會各代表正反的立場為之辯護,就是希望訓練大家一種「全觀」的思考能力,能同時站在聲請人(或原告)與相對人(或被告)的立場,去思考如何周延地援引適當的法律。

事實上,我們更希望透過理律盃的舉辦,讓各位同學從辯論的過程裡,培養超然於法律的哲學思維,換言之,不僅僅學會正確的援引法條,更要能去追問法條規範的真義何在。台灣的法學教育,最為人所詬病者,就是只強調「法匠」的教育,卻忽略「法學家」的教育。因此,教出來的學生,最多只具有實然能力(精確援用實證法的能力),卻沒有應然能力(去追問實證法律合不合於正義的能力)。這樣子,就很容易陷入一種「本位的謬誤」。

舉一個最近非常受到大眾矚目的例子,在馬英九的特別費案中,發生了承辦檢察官嚴重扭曲證人筆錄的情事,這就是一種典型的「本位謬誤」,檢察官誤解了自己身為檢察官的基本職責是發掘真相、勿枉勿縱,刑事訴訟法甚且明文規定:對當事人有利不利的情形應一律注意。然而,在檢察官急於將當事人起訴的慣性心態下,就很容易出現這種濫用權力的情形。也誤解自己身為法律人應扮演的角色與職分。

此外,在理律盃的比賽中,大家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特點,那就是案例是虛擬的,因此,這時理律盃賦予大家很大的空間,去援引實證法規範、判例,乃至於法學家的學說理論。換言之,大家可以從「應然」的角度出,去思考類此案例,以什麼樣的法律原則規範方較合理,然後援用合適的實證法律乃至於學說理論去佐證之。簡單來說,準備理律盃,不但得要有求證實然的能力,也要有追索應然的能力。

最後,很高興理律盃法庭辯論愈來愈受到各大學院校法律系所的重視。對於所有參與這次活動的比賽選手、教練乃至於擔任後勤資料蒐集的同學,我相信,由於理律盃法庭辯論比賽嚴格的活動要求、嚴謹的制度設計以及評審群紮實的要求與指導,各位從資料的蒐集、分組的討論、不斷的演練,在這一系列的訓練過程中,大家一定有著不可計量的收穫,不管是對相關法律議題因此有更深一層的接觸與瞭解、掌握了更好的辯證方法及批判精神並建立面對議題、面對法律案件正確的態度,以及藉著密切的討論學習到團隊的精神與分工的重要,這些收穫的對各位未來的法律生涯,其價值將更遠甚於各種團體或個人的獎銜,所以,不管未來在比賽上的勝負如何,所有參與理律盃的同學,都是贏家。

【2007/10/02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電子報第六期】
陳長文給畢業同學的一封信》代間的省思

陳長文給畢業同學的一封信》代間的省思

【商業周刊 成長學習 菁英閱讀 2006-07-19 】

總編輯的話:最近,理律法律事務所負責人陳長文寫了「代間的省思——給畢業同學的一封信」,這是我近來最有所感的一篇文章。字裡行間,我看到三件事:陳長文先生對家國土地的熱情、閱讀的豐沛,最後收納於清楚的邏輯,成就了這篇而今被大量轉寄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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