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馬英九:搶救雙橡園的法學巨擘,丘宏達

【馬英九】

三十年來,每次我見到丘宏達教授總是稱呼他「丘老師」。其實我不曾修過他的課,不能算是他正式的學生,但是他的治學與為人,既是經師,也是人師,深深影響我的一生,因此我尊稱他「丘老師」,視他為我一生的良師。

民國五十七年,我考進台大法律系。大三那一年修國際法,讀丘老師所著的《中國國際法問題論叢》,對其內容的深入與寫作的嚴謹大為佩服,一讀再讀,記得滾瓜爛熟。

少年學者

事實上,這並不是丘老師的第一部著作。早在民國四十八年,他已經將大學時代的作品整理成冊(由陳澤祥助編),書名為《條約新論》,由當時駐美大使葉公超題字,聯合國副秘書長胡世澤及新聞局長沈錡作序,由他的國際法老師彭明敏教授指導。這本二十多萬字厚達二百頁的著作,在出版前後的二十多年內,始終是國內唯一一本有關條約法的學術著作,而當時丘老師只不過是一個二十三歲還在軍中服役的大學畢業生而已,他的法學造詣,可見一斑,在前後期的同學中,幾乎無出其右。

我還記得,《中國國際法問題論叢》的封面裡,有作者照片及簡介;照片裡的丘老師英姿煥發,簡介上說:「丘宏達,現年三十三歲,台大法律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法學博士」。事實上,他在三十歲前就已完成許多嚴謹的學術著作,丘老師的治學乃成為我學習的典範。

不過,我雖然對丘老師欽慕不已,卻生不逢時,沒有機會修習他教的課;民國五十六年他第一次回國服務,在台大法律系任教(陳長文、呂秀蓮等學長都是他的學生),當時我還在建中念書,無緣得列門牆;民國五十九年,丘老師第二度回國,當時我已經進了台大法律系,可是由於種種因素,他卻在政大法律系及台大政治研究所任教,我仍然無緣追隨門下;直到民國五十九年底、六十年初,中、日之間發生釣魚台事件,台大研究生協會舉辦釣魚台問題演講,邀請丘老師參加,我才第一次親眼見到這位心儀已久的學者。

保釣尖兵

我至今還記得,那是六十年四月間的一個晚上,在台大法學院靠荷花池的大教室中,聽丘老師演講。他走上台後,單刀直入地就問台下學生:「你們為什麼要保衛釣魚台?釣魚台在哪裡?它的歷史、地理、地質,你們知道嗎?如果不瞭解這些,你們如何保衛釣魚台?」一連串的詰問,對台下滿腔熱血的我們如同一記當頭棒喝!接著,他侃侃而談,將釣魚台的相關問題一一說明清楚,更深入分析了保衛釣魚台所牽涉的國際法與國際政治問題。他這次演講影響了我的一生,從此知道愛國運動也必須要以廣博的學問作基礎,否則必然流於情緒與盲動,於事無補。我後來才知道,當時丘老師對釣魚台主權問題已進行了近一年的研究,日本明治十八年外交文書的密件與幾張日本與法國珍貴的十八、九世紀古地圖在他全球蒐尋下,成了反駁日方主張最有力的證據,而他在這個問題上的研究,至今仍是無可動搖的權威。十年後,我在哈佛大學法學院提出的博士論文《怒海油爭:東海海床劃界與外人投資的法律問題》(Trouble over Oily Waters:Le-gal Problems of Seabed Boundary Delimitation and Foreigh Invest-ment in the East China Sea),也無可避免的涉及釣魚台問題。二十六年後(一九九六年),釣魚台風雲再起,我又寫了一本小冊子說明主權及劃界問題,看樣子這個問題會跟我「長相左右」下去了。

事實上,丘老師的一生就是做學問與愛國行動的結合。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美斷交期間,他以其國際法專業和外交策略,成功維護了我國駐美大使館雙橡園(Twin Oaks)的館產。

搶救雙橡園

民國六十七(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夜九時,美國總統卡特上電視宣布將於次年一月一日與中共正式建交,與中華民國斷交,並廢止一九五四年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由於事發突然,外交部必須在極短時間內安排斷交之後的中美關係以及其他相關事務,其中一項就是將雙橡園以十美元代價,賣給一個名為「自由中國之友」(Friends of Free China)的團體,以免國家財產落入中共之手。

此一安排引起中共抗議,並且向美國國務院提出「政府繼承」(Government Succession)的主張。當時,外交部的法律顧問對於能否對抗中共的繼承主張並沒有把握,原因是美國國務院認為,中華民國在美國的財產,原是「中國」(State of China)的財產,美國與中共建交及與中華民國斷交後,如為一九四九年之前取得,應由中共繼承;如為一九四九年之後取得,中華民國才能繼續擁有;而雙橡園為我國在一九四七年自發明電話的貝爾(Bell)家族購得,因此雖然我政府事先將其售予美國民間團體,但國務院並不認同,仍主張應由中共繼承。對此,外交部的法律顧問以為爭取不到而未積極爭取,但是丘老師卻不作此想。

他認為,類似案件早有先例。最著名者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英國承認中共之前,我政府將停駐在香港的七十多架中央、中國兩航空公司的民航機,賣給陳納德將軍的飛虎公司(Flying Tigers Corp,)。英國承認中共(一九五◆年元月五日)後,中共透過這兩家已變節投共的公司向香港法院控告飛虎公司,提出政府繼承主張,主張飛機是中國政府財產,英國既已承認中共代表中國,飛機自應歸中共所有;官司一路打到香港最高法院,都判決中共勝訴,飛機應由中共繼承。本案最後上訴至英國上院的樞密院(Privy Council of the House of Lords)。該院卻認為,由於本案所涉及之買賣契約是在英國承認中共之前完成,在國際法上,承認國對於被承認國在過去不被承認時期之國家行為,得經由承認而回溯使其生效,但並不能使原先被承認國在被承認時期之合法行為由於承認而回溯成為無效,因此判決飛機屬於飛虎公司,此一判例相當出名,幾乎所有國際法教科書皆有收錄。

此一判決一向被國際法界視為經典判例,丘老師即引用此一判例,再加上美國更早的一些判例(如Guaranty Trust Co, v, U,S,, 304 U,S, 126(1938))與加拿大與我國斷交時對我大使館館產處理之國家實踐(State Prac-tice),撰寫說帖,並透過參議員杜爾(Bob Dole),向美國國會說明,成功地在「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中,加入一條所謂的「雙橡園條款」,特別指明中華民國在一九七九年元月一日中共與美建交之前或之後在美國取得之財產所有權,不受中美斷交或撤回承認之影響。有了這條法律,國務院也就不再支持中共的主張,中共也未再提起任何訴訟。而卡特總統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簽署「台灣關係法」時,還特別聲明他並不認同這一條的內容,其影響力可見一斑。

事後,一九八一年春天,有一次杜爾參議員曾向在華府集會的北美中國研究學會會員演講時透露,中美斷交時,丘老師在他辦公室中,以馬里蘭大學法學教授之尊,親自撰擬說帖的經過,令我對丘老師以一介書生,在外交部法律顧問都已放棄努力的情況下,堅持打贏一場漂亮的外交戰,真是佩服得無以復加,也感動得泫然欲涕。

愛國,人人有心;但是能以專業能力,提出強有力的論證,讓外交單位得以據理力爭,終致有效維護國家利益的,在我心目中,丘老師是第一人。

名山事業

不過,雖然丘老師對我國的外交工作,尤其是對美外交投入甚深,並且獲得歷代外交部長,甚至前總統蔣經國先生與李登輝先生的敬重,並曾被聘為無任所大使,但是我認為他一生真正最重要的成就,還是在學術研究。一九七四年,他在哈佛大學作研究時,與孔傑榮(Jerome Cohen)教授合著的《人民中國與國際法》(People◆s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Law)一書,曾獲選為當年美國國際法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SIL)年度最佳著作,至今仍是全世界(包括中國大陸)研究中共國際法必備的參考書,其修訂再版即將問世。

更值得一提的是,丘老師對中國國際法研究的貢獻。或許是實際參與外交戰役時獲得啟發,丘老師深信,要贏得外交勝利,必須先充實我國的國際法人才,提升研究水準,因此近二十年來,他將大部分心力放在中國國際法學會,積極培養年輕學者;我也在十多年前開始追隨他,參與學會事務,先擔任副秘書長,再任常務理事與副理事長,並在民國八十八年他辭卸中國國際法學會理事長一職之後,推選我接任理事長。

就中國國際法研究的角度來看,丘老師最重要的貢獻,就是創辦《中國國際法及國際事務年報》(中英文版,英文版叫做Chines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Affairs)。自民國七十八年出版第一集以來,丘老師始終一本他本身治學嚴謹的態度來編輯這份年報,始終不斷為我國贏得全世界國際法學界的尊敬;外國重要法學院的圖書館皆有收藏。一九八七年我赴漢城訪問韓國國際法學會時,一位該會前會長曾經當面對我說:「看了這份年報,不得不承認貴國的國際法研究水準比我國領先十多年。」甚至連大陸知名國際法學專家王鐵崖在看了年報後,也對蕞爾小島的台灣居然有如此眾多國際法研究人才,感到訝異。

經師與人師

對我個人來說,丘老師治學態度的謹嚴,令我印象深刻。他不但是學術論著擲地有聲,就連報章投書、記者訪問,亦必引經據典。一九八三年我赴美出版第一本著作,在他家中地下室看到他的藏書,有關國際法、中美關係或兩岸關係的書籍不但數量甚豐,而且種類齊全;尤其特別的是,他買書一定買兩本,一本放在家中,一本放在學校,以便隨時查考,即使一條註釋有疑問,也必查個清楚。他的治學功夫下得如此深厚,影響所及,我無論做事、做學問,也養成一絲不苟的態度。

如前文所述,我並非丘老師的學生,但是他對我始終愛護提攜。自一九七一年四月台大演講會的一面之緣後,一直到一九七四年,我赴美到紐約大學修習法學碩士時,才毛遂自薦,常以電話、書信,向他請益,我一九七七年在紐約結婚,也請他擔任介紹人。丘老師一直期許我在學術領域鑽研學問,對我回國後從政,他是有些失望的。因此一九九七年,我離開公職,回到政大教書,他顯然相當欣慰,不但推選我在「中國國際法學會」擔任副理事長,而且積極幫我安排辦公室、籌措研究經費,可惜我一年後還是離開校園,投入台北市長選舉,重新回到政治崗位。

從政與治學

不過即使我在政界,他仍然督促我結合學問與行政工作,充分發揮專業。民國八十二年,他在行政院連戰院長力邀下出任政務委員,負責法律方面政策和法案的審查,當時正好我也擔任法務部長,在他的督促下,師生聯手,短短一年內完成並通過了十多部法案的審查,其中包括日後影響深遠的「行政程序法」、「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以及多間監所的組織法規等。在我擔任台北市長後,他知道我無暇從事國際法研究,卻在他召開的中國國際法學會年會中,仍然要求我做學術報告,指定題目為〈國際法與市政〉(包括姐妹市的國際法地位與公娼的國際法問題),讓我得以結合行政經驗與法學專業,完成一篇兼具趣味與實用的報告。

丘老師以其身教與言教,實踐書生報國的理想,影響了我的一生。我在競選台北市長時,曾經以「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形容自己從政以來堅持原則的風格,今天我更願以「一路走來,始終如一」來形容丘老師的愛國情操與治學態度,且舉一個小例子來說明。丘老師在美國求學、教書逾四十年,絕大多數旅美學人都入了美籍,但丘老師除因在美國大學任教必須具有永久居民身分(綠卡)外,從未入美籍。更有甚者,丘老師應邀回國參加國建會,在學人名冊中備註欄內還會填上「中華民國後備軍人」字樣。其實國軍並不缺人,即使打起仗來,徵召丘老師上戰場的機會也不大。在許多年輕人以小留學生方式規避兵役的今天,居然還有這一位世界級的名教授願意大聲告訴大家,他是「中華民國後備軍人」,其愛國愛鄉的至情乃至傻勁,常令我們感動不已,這也是丘老師最可愛、也最令人敬佩之處。

在丘老師六秩晉五華誕的前夕,我願以一個未列門牆私淑弟子身分,表達我對丘老師來自心底的祝福,他為「學人報國」一語,樹立了不朽的典型。在我的心中,他是永遠的良師。

【2001-03-30/聯合報副刊 90-0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