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是李登輝前總統痛責，行政濫權已是台灣最大威脅之一，法律人主政濫權更是可恥。這句話對法律人而言，不論你喜不喜歡李前總統，大概都只有低頭慚愧。
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射到台灣近來法治崩壞的危機時，應該會覺得，其實立法者、律師或法官的角色，在促進法治的功能上，可能都比不上為數眾多的公務員重要。
誠如筆者最常引在水門案中不理會尼克森壓力而辭職下台的司法部長理察森的名言：「若能秉持良知奉行，政治是最難的藝術，也是最尊貴的職業。」而擔任公務員正是從事「政治」這項尊貴的職業。也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口中「政府有能，人民有權」的「政府」的化身。
據統計，截至九十五年底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及地方政府公務員人數約五十三萬人，每年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處分數量龐大到難以計數。公務員對法律之解釋適用，不僅影響具體案件中的當事人，亦可能形成行政慣例，對人民權益影響甚大。所以公務員執行法律時必須謙恭謹慎，不可姿意濫權。否則，必將造成人民權益受損和對法治信任之喪失。
以「大中至正」牌匾拆除的爭議為例，政治上對蔣介石先生的評價姑且不論，行政院在《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條例尚未廢止的情況下，即將中正紀念堂逕行改名，視法律如無物。尤為可議者，政府無視文資法的立法精神，指定中正紀念堂為古蹟的目的，竟是為了要拆除古蹟，《文化資產保存法》實質上淪為《文化資產破壞法》，枉法毀法，莫此為甚？
幽默的美國名作家馬克吐溫曾說：「我們這會兒真正需要的，不是制裁犯罪的法律，而是制裁心智失常的法律。」用這句來形容執政當局，大概也算是「雖不中，亦不遠矣。」
雖然我們選出了一個讓人失望透頂的總統，但知識分子用鄉愿默許了這位總統，人民用選票贊成了這位總統，公務員則用行動成為他荒政枉法的執行者，大家對台灣今天的處境，都有無可推卸的責任。
特別是公務員，如果擁有像美國前司法部長理察森那種「高貴職業」的認知，有對總統濫權違法不妥協屈服的勇氣，一個總統再惡劣，也惡劣不到那裡去。
對於教育部官員的攻擊，馬英九以證嚴法師的話：「面對惡言惡語，也是一種修行」寬解，也許面對執政者毀法濫權的惡行，我們也只能當作是台灣在落實法治的歷程中，一段逆流，一種修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