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就算換了名字，也依舊芬芳。」是莎士比亞在《羅密歐與茱莉葉》中的一句話。我想以此開頭，從國際法與國際政治的角度來談談，什麼是國家？
國台辦十月底稱「台灣從來就不是一個國家」。陸委會回應說「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擁有自己的憲法，由人民選出國家領導人，並與22個國家建立邦交，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重國家間實質往來
1933年《蒙特維多關於國家權利與責任公約》關於主權國家的四要素是：(一)一定數量的人民、(二)一定界限的領域、(三)政府、(四)與他國交往的能力。依此「傳統」國際法，中華民國無疑是主權國家，但陸委會的立論基礎，拘泥於「22邦交國數」的形式交往，作為論證我國「與他國交往的能力」，不僅限縮了「現代」國際法對主權國家應有詮釋，也因此可能錯判了情勢，對中華民國是不利的脆弱論證。可從三方面看：
一從實力論：在2008年馬前總統推動兩岸外交休兵、人道外交之前，我國靠金援維繫少數邦交國；如今蔡政府不延續「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若中共以龐大實力挖角，如何比拼？梵諦岡教廷11月又傳與中共談建交，即便教廷未來仍維繫我邦交，但我中南美洲邦交國多以天主教為主流信仰，這將如何影響我邦交？
二從法理論：「與他國交往的能力」未必只能以「形式邦交」衡量。實質關係如經貿關係，或我國以各種經濟貿易實體（如WTO）、漁業實體名義參與國際社會，也是國家間交往能力的展現。 過去80年來國際法體系與國家實踐的發展，從形式取向逐漸過渡到更注重國家間實質往來。例如，彰顯我國主權的法院民事判決效力獲許多非邦交國家法院承認；又例如在林克穎案，英國政府與我簽署引渡備忘錄、蘇格蘭初級法院也受理並同意我方引渡請求（雖然高院以我「監獄條件不符歐洲人權公約標準」於二審改判）等。
三從交往論：比對我國的「22個邦交國」與「164個給予我國免簽證待遇的國家及地區」兩者在全世界的佔比，人口數「不到1.2%：逾54%」，國內生產總值GDP「約0.04%：約70%」。形式邦交、免簽待遇，何者更能說明「交往的能力」，自不待言。免簽待遇，是各國表達與我交往意願，也是肯定我自由、民主、經濟等軟實力，是「中華民國在台灣」交往能力的強有力明證。更何況，有國際交往才有競爭力可言，而從IMD全球競爭力來看，排名第14的台灣，並不遜於第29名、有190邦交國的韓國，遑論有逾160邦交國的北韓。
創新超國界法作為
況且，從現代國際法角度，我國幾十年來在國際社會活躍的足跡，每一步都在形塑新的國際規則需求與可能。然而，「中華民國(台灣)的地位特別處境」所涉及的法理，卻是傳統國際法領域中，自1930年代迄今都未與時俱進的題目！政府不應畫地自限，要有創新「超國界法」的見識。
超國界法治時代，重視全球福祉與地球公民責任；我國媲美「聯合國標準」的兩公約人權報告國際審查、響應《巴黎協定》減碳行動等實質參與，即為著例。台灣的芬芳，不在於形式上有多少邦交國，而在於，我們對世界和大陸做了多少貢獻，是不是值得尊敬的參與者。
（陳長文，法學教授、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