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對於總統應該在司法改革中扮演何種角色，持兩派觀點，一者認為三權互相制衡，行政權不應踰矩；一者認為若沒有政治能量為後盾，司法改革不可能成功。
這中間核心的矛盾在於，保障了司法的「獨立」，就擔心它可能變成「孤立」；若要讓司法必須去回應外界的壓力，那麼獨立性打了折扣，又是否還有「制衡」的力量？
馬英九前總統，比較認為他是司法院長的「後盾」，而非司法院長的「長官」，因此他不會自己去主持司法改革會議，但會與司法院長協調，但馬總統退居二線的結果，就是司法院提出的方案，未必周全，更不見得能夠在立法院通過。
而蔡英文總統，看來是與馬英九相對的思維，她主張總統應該要「親自領導司法改革」，也體現在蔡總統要親自擔任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的召集人，而由司法院院長擔任副召集人的安排。那麼，這會不會就有陳建順法官〈司改國是會議 注定失敗的開幕式〉所言，與憲法權力分立的理念有違，侵害審判獨立之虞呢？
筆者認為，陳法官所言雖有道理，只是在現實的世界中，特別是今天的台灣，往往是魚與熊掌難以兼得。有鑒於數十年來司法改革成效不彰，筆者基本上支持蔡總統的立場，一個小心的提醒是，總統萬萬不可因主持改革司法，而產生了干涉司法獨立的後果。
在這兩難中，從憲政意義上，蔡英文總統要選擇更為自制，畢竟中華民國是實行五權憲法的國家，總統雖對外代表國家，但對內，總統並非獨樹一幟的最高權力，這一點憲政分際，蔡總統不能踰越。
這當然有其不易，但也不是全無著力處。既然參與人員在政治現實上是由總統完全主導，蔡總統就更要擴大國是會議的代表性、意見多元性以及議事程序的嚴謹性，否則國是會議不管最終做出什麼決定，都只是讓人覺得是過場的儀式，是橡皮圖章。
因此，「國是會議」應該以「共識決」為主。「多數決」（有別於共識決）有意義的前提在於，成員與民意的結果有「比例性」，能夠作為民意的投射，然而既然國是會議的名單並非民選產生，若以多數決來做決議，也並沒有代表民意的效力。
最後，我們要觀察的是，蔡總統對司改國是會議的態度，是要把社會各界對司改的期待，放在一個平台上來對話，還是另一場為執政者既定立場背書的大拜拜？蔡總統是以「溝通」的政見當選，但是就任後的諸多議題程序，並沒有讓人民感覺得到「溝通」的誠意，希望在司法改革這個議題，不會又是另一場讓人無法感受誠意的「溝通」。
目前，司法院對國是會議，已經提出了八項議題，筆者認為會議預設議程無可厚非；八項議題涵蓋了審判、律師、釋憲、行政，可見司法改革希望在民氣可用之時「畢其功於一役」。那麼司改委員的組成，也應納入更多相關專業人士，讓不同的意見可以在會議中並陳；反之若已經有了既定的結論，只是走個過場讓司改會議背書，就會讓人民大失所望了。
例如小燈泡母親所提出的，如何能保護被害人家屬，有不面對媒體的選擇，是過去社會顯然疏漏的一項議題，也值得社會共同思考。或許司法不見得有權力去限制媒體要採訪誰，但是透過國是會議，可以傳達出社會共同的期待，也讓媒體界思考，願不願意一起來承擔社會責任。
所謂的「司法改革」，不只是法官或律師，媒體對司法的報導，行政對司法的配合，校園對司法的教育，其實都是環環相扣，影響著人民對司法的信心。既然社會認為「司法不該孤立」，那麼司法改革的範圍，當然也不能孤立。
最後，希望提醒蔡總統，民進黨現在已經是完全執政，行政與立法緊密結合，司法已成為避免「權力腐化」的關鍵。值此之時，更顯法官獨立審判的重要，如果法官審判的背後，都會有執政者「看不見的手」的隱憂，那麼無論怎樣的改革，都注定得不到社會的信任。總之，這次的司改，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作者為法學教授、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