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無知之幕」後,部長應該能看得更遠

據報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要求從湖北返台者一律集中隔離檢疫,此外,移民署也對1690名滯留湖北的國人註記,並由民航局發函要求各航空公司除專案包機及經核准者,不得搭載管制名單人員返台。這些滯留湖北的台胞因等不到包機回家,據報近日擬委請律師控訴蔡政府違憲限制人身自由、剝奪國民返鄉權。但內政部長徐國勇則表示,台灣同胞沒注意到憲法第23條,「人民的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故徐部長回應,基於疫情防治的理由,當然可以限制人民的權利,徐部長更稱我國與日本、美國或法國的做法相同,他們若要告政府,「站在長期從事法律工作的立場,我認為他們不會贏。」

筆者身為法律人,知道徐部長所言或許不虛,然而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人民權利的保障書,縱使有憲法第23條規定,亦僅能在合乎該條所列情形下,始可依法限制人民權利,且其限制程度更必須合乎「比例原則」而不能超過「必要範圍」。因此憲法是「原則禁止」限制與干預人民自由權,即便「例外允許」限制基本權,亦應從嚴認定、非到最後手段不得妄圖犧牲人民權利。

我國人民滯留外地急切想返台是事實,政府應盡力設法解決。但徐部長一方面表示為了防疫,這些限制合法且必要,另一方面卻又表示,假如大陸能配合「橫濱模式」,配合我方所提條件,政府已完全準備好了。言下之意,假如沒有依照蔡政府屬意的「橫濱模式」,則這些滯留湖北、無法回家的人民就只能繼續等待。筆者好奇,徐部長所謂的「防疫必要」難道只差在「東方航空」或「中華航空」的飛機嗎?筆者認為,身為法律人的徐部長絕對有智慧為人民找到比「人民告政府不會贏」更好的解決方法!

徐部長展現十足「律師性格」,為政策「辯護」,斷言湖北台商告政府「不會贏」。不過,管理眾人之事的政治人物應當展現政治高度,徐部長過去擔任律師,有利害關係考量,當然可以只為當事人利益著想,但今天身為公僕,就不能只有政府這個「當事人」,而是要追求所有人民的最大利益。正如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前聯邦首席政府律師Elena Kagan,在擔任哈佛法學院院長時表示,好的律師必須整合與全觀,才是好的問題解決者及領導者。

筆者相信湖北台胞若非萬不得已,不會想以訴訟向政府爭取權益。而若真正走上法庭,無論訴訟結果如何,對國人、台灣或大陸政府都已經是三輸局面。面對滯留湖北的人民,建議徐部長應收起律師性格,以羞、以惕、以勵,為台胞找尋所有可能的方法。假如湖北疫情漸趨控制,台灣也有2月初自湖北接回台胞的經驗,在防疫漸上軌道之際,對於這些苦苦企盼回台的台胞,除了要彼等忍耐外,一定有比對簿公堂更好的解方。

無論是陳前總統、馬前總統或現任的蔡總統均是法律人,而蘇院長、徐部長也曾是執業律師。法律人在台灣民主化與法治發展的進程裡,著實扮演重要角色。放眼全球,不少優秀的領導人、企業家也是法學院畢業生。我想這正因為法學院裡的邏輯訓練與思辨能力,使法律系學生在許多領域都能如魚得水、一展長才。然而,筆者擔任法學教授近50年,或許歸咎於法學教育對「法律技術性訓練」的重視,使法律人或多或少都具備一種「律師性格」。但若要真正成為一流法律人,除了法律知識外,更該有一顆能設身處地為人民、為社會思考的同理心。

這個道理十分簡單,如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在《正義論》中的「無知之幕」理論,只需設想自己可能身處眼前的他人的處境,人們自然就會想出最「公平」的解決方式。試想,我們每人都有1690/2300萬的機率身處湖北疫區,我們會希望自己冒著這樣有家歸不得的風險嗎?盼蔡總統、蘇院長、徐部長3名優秀的法律人,能放下輸贏的執著,同理身處湖北的台胞,以百姓的健康為計。假如謙卑的態度能贏得裡子與人民的尊重與信任,則究竟是什麼模式回台並非重點。站在「無知之幕」後,筆者相信徐部長應該能看得更遠。

(作者為法學教授、律師)

20200308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