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自1987年解嚴而後終止動戡，民主政治產業發展迄今在3位法律人總統近24年主政下，「法治」仍無法以民為本，令筆者深感遺憾！近日《律師法》修正，以「為保護公務員的權益」而增設「公職律師」也是一例，條文對於「公職律師」如何加強以民為本的妥速、公正法治（包括行政訴訟）毫無著墨，對比美國自1870年創建的Solicitor General「首席政府律師」制度有著天壤之別！
美國「首席政府律師」雖隸屬於司法部長（Attorney General），但在律師稀缺的當年，立法特別強調「首席政府律師」乃唯一必須由（learned in the law）精通法律者擔任，可見立法者對「政府律師」服膺憲法有極高期待！依法Solicitor General不僅「全權」決定美國聯邦政府案件是否上訴最高法院，也負責最高法院案件的起訴及答辯事項；在聯邦政府非當事人的最高法院案件中，亦有權以「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的方式，就有利憲法保障人權部分提供大法官諮詢。
此外，倘首席政府律師認為行政機關的見解或立法與憲法有間，得基於「捍衛法治」（uphold to the rule of law）立場，主動在最高法院論辯中承認錯誤！也因此歷任首席政府律師者多具有全方位的法律歷練及法治高度，並深知自己並非替當事人（即聯邦政府）打贏官司，而是確保「公平正義」（Justice）得以最大化利益人民方式，落實在個案之中，也因其具有高度獨立性，故被譽為「第10位大法官」（最高法院法官為終身職共九人）！
取法乎上，筆者藉以下法治不彰的事例擇要分析，提醒為政者為加速「良制」到來，建構我國「首席政府律師」制度乃刻不容緩！
一、訴願委員會、行政法院無助正義實踐，流浪法庭成了民告官的日常！
依《訴願法》（1930年公布），人民對於「政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得提起訴願，訴願前置旨在給予行政機關自我修正之機會。但據行政院110年統計，行政院及所屬機關13914案中，駁回7069件、不受理2102件，認定人民有理由而撤銷原處分者僅827件（遠低於1成）。顯然在「官官相護」的觀念作祟下，訴願保障憲法人權美意落空，反倒徒增人民救濟程序之煩，這樣有名無實的制度是自詡法治國的恥辱！
然而，遺憾的是行政訴訟程序未必好到哪去！從北高行具有法治高度的「27台人赴陸工作案」判決可見，最高行在延宕2年後竟撤銷原判，以狹隘的法律解釋無視北高行保障人權之用心！顯然，威權時期「政府無過」的心態仍深植於被賦予保障人權拱心石之重任的行政法院！（參考筆者〈我們有值得驕傲的法律產業嗎？〉（2022））
二、導正畸形「政治產業」、「法律產業」，從建制或能加速「良制」到來的「政府律師制度」開始！
不論是「非核家園」之反直接民主；「台灣獨立」之反憲法；行政院發函否定大陸人民乃中華民國國民（隱喻不得享國賠權利）之反人權；台義改定親權憲法法庭案，因缺乏超國界法律認識，未將（尚未訂定施行法之）1980年《海牙誘拐子女公約》和1996年《海牙保護兒童公約》之國際法精神納入審判之中等事例足見，法治不彰結果已阻礙人民對於「健康快樂、國泰民安、良制一國」之幸福追求！
基上，引進有如美國「首席政府律師」制度雖非法治進步之萬靈丹，卻是我國法律及政治產業從法制到法治，最終迎來「良制」的必要建制！做法包括參考先進國家立法，修改《法務部組織法》擴大編制，增設特任「首席政府律師」機制；抑或刪除法務部之行政院及各級機關法規適用之諮詢功能，並修改《行政院組織法》，增設「政府律師辦公室」（下轄包括兩岸在內之法律事務），遴選兼具良知、熱情、本事及完整法律學識、經歷之素孚眾望法律人擔任以民為本之「政府律師」！
（作者為超國界法律問題教授）
中國時報2023年06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