纏訟卅二載的呂金鎧案終獲平反，正義雖至，卻是滿途荊棘。一樁本不該發生的錯誤，耗費一人近半生光陰，使其含冤入獄十九載。筆者日前方於服務單位一甲子研討會上，闡述「從人治，到法制，入法治，以臻良制」的永續之路；呂案昭雪，既是一絲微光，卻也反襯前路之顛簸漫長。
回首案情，一份疑點重重的自白、一則共犯在警詢時的指控，輔以當年鑑識技術局限，便築起難以撼動的罪惡鐵幕。即便呂先生為求脫離死刑威脅，無奈於更六審捨棄上訴，致有罪判決確定，然冤屈未曾一日平息。所幸天理昭彰，多方力量鍥而不捨；法律人良知、科學證據進展，以及一卷揭示刑求真相的塵封錄音帶，叩開再審之門，最終由台灣高等法院再審合議庭廖建瑜法官、林呈樵法官與林孟皇法官，勇於採納新證，方得洗刷沉冤。值得一提者係廖建瑜、林孟皇二位法官，近期公開反對以「串證之虞」做為起訴後之羈押事由，此等捍衛人權的司法風骨，在當今實務實屬難得。
呂案固然令人感慨，筆者更欲叩問：為何起訴如此明顯瑕疵，竟能歷經層層審級定讞？問題根源，正在於我國審檢濫權追訴，竟是「零風險、零成本」。
綜觀我國司法實務，刑法第一二五條「濫權追訴罪」形同具文，迄今無一位檢察官因此定罪。對於當年草率起訴、違法取供的檢察官，乃至罔顧證據而作出錯誤判決的法官，皆應追究其濫權追訴與枉法裁判之責，並依國家賠償法追償。尤其在民進黨執政期間，向心夫婦因共諜案及洗錢案遭限制出境逾一千四百日，無罪確定後未聞一句歉意；陳同佳願來台投案，卻因政治考量使正義懸宕七年，皆為明證。
在此制度困境中，羅秉成律師的作為足堪法律人典範。觀其職涯，從體制外為蘇建和、鄭性澤等重大冤案辯護，到入閣擔任政務委員；如今卸任公職，又回歸冤獄平反協會理事長之職，立即投身呂案平反，絲毫不戀棧。身為政務委員，羅律師身處的政治氛圍，不難想見其壓力。
當筆者僅為陳同佳案之人道考量發聲，都遭時任行政院長蘇貞昌譏諷為「魔鬼代言人」，身在體制內的羅律師，或有其不得不為的局限與為難。然其卸任後不忘初衷，持續為冤獄救援奉獻心力，風骨令筆者敬佩。
呂金鎧先生失落的青春已難彌補，刑事補償法之補償亦是杯水車薪。最根本者，應係徹底檢討審檢的監督與問責機制，以建立一個權責相符、保障人權、值得國人驕傲的法律產業。唯有如此，方能引領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真正從「法制」邁向「法治」，以臻「良制」。
同樣地，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歷經解嚴、終止動員戡亂，在憲法實踐的道路上步履維艱，深知「憲法的靈魂在實施」之真諦。筆者亦盼，大陸地區在面對類似案件時，更能展現保障人權、實踐正義的決心，方為兩岸制度競合、共創「良制一國」之堅實基石。
【2025/09/29 聯合報】（作者：陳長文／律師、良制一國的信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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