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適逢筆者服務單位60周年慶，一路走來，見證我國法制自篳路藍縷至稍有雛型，但顯然未及「法治」，遑論「良制」，如3年前發生的一起事件即為適例，迄今仍令筆者耿耿於懷。
我國一名女子與一名義大利男子在台育有女兒，民國106年間，父親帶女兒回義大利探親。同年底，母親赴義大利時，謊稱女兒護照遺失，向我國駐義大利辦事處申請新護照，隨後帶女兒返台。
我國法院三審均依據「立即返還子女原則」，宣告母親應返還女兒；惟母親不願女兒前往義大利，故試圖向憲法法庭提起救濟。
一、憲法法庭扭曲1980海牙會議《國際兒童誘拐之民事責任公約》（下稱公約）。
111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基於「繼續性原則」，認為既然母親已將女兒帶回我國，則應繼續使女兒居住於我國，此意旨使未成年子女留在「被誘拐前往的地方」。
遺憾的是，憲法法庭多數意見（包括協同意見）彷彿視公約為無物，因公約是專門處理兒童被誘拐出國的問題，並使返還兒童的程序加速進行（立即返還原則），避免行為者以「誘拐兒童」的不法行為「獲得親權」。
本案公約已有103國簽署，建構了「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然而，憲法法庭多數意見欠缺「超國界法意識」，誤解公約的核心內涵，這不僅受5位少數意見大法官共同提出「不同意見書」明確指摘，更辜負普通法院做出的「超國界思維」見解。
二、「法制」欠缺，獨賴法官力挽狂瀾。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我國不僅深陷國際地位的泥淖，難以簽訂本公約，國內法也面臨「百年舊法」的窘境。以本案所涉民國19年訂定的《民法》第1055條「親權酌定」規定為例，其上次修正是民國85年，且於該次修正仍未加入公約的精神。
所幸縱使「法制」處境艱困，我國普通法院援引國際公約者仍所在多有，如本案，台北地院的李莉苓法官、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均以《民法》第1條所謂的「法理」作為架橋規定，援引公約為裁判依據，堪稱引領我國邁向「良制」大任的先鋒。
筆者冀盼大法庭日後處理此類「超國界親情」案件，以敦促家事庭法官詳細斟酌個案的「誘拐」行為；然而，追根究柢仍賴憲法法庭的努力，否則普通法院的見解皆為枉然。
三、尋覓缺漏的《民法》條文，成就「良制」。
《憲法》第80條明定，法官依法律審判。故法律應力求完備，否則凡事諉由法官造法，本末倒置。
我國《民法親屬編》關於「親權酌定」之規定，提及「父母間是否妨礙他方對子女行使權利、負擔義務」，應作為審酌子女「最佳利益」的因素，此理念與公約相似。
可惜的是，公約中其他具體規範：如第3條認為擁有親權的一方父母，仍可能對他方構成「誘拐」，及第3章「返還程序」中指出，若自訴訟程序起一定時間未作出判決，則應說明理由。且若兒童被誘拐不滿1年者，有關機關應命令立即返還兒童。在我國民國19年至今的《民法》中均付之闕如。
筆者呼籲，我國《民法》應規範誘拐兒童者不得獲取親權，以貫徹「惡意者不受保護」的法理。再者，兒童的成長速度極快，其返還貴在「迅速」，否則如本案女童，其童年在訴訟的兩年多間已消逝大半，因此，應在民國101年制定的《家事事件法》中增訂「最速返還原則」。
除此之外，為避免掛一漏萬，立法者若仿照公政公約與經社文公約的模式，將本案中的「多邊公約國內法化」，即制定為「施行法」，無疑是治標且治本之舉。
提筆至此，筆者衷心期盼各機關能將公約的精神深植於心，令我國「法制」跟上世界「法治」，建立起「值得驕傲的法律產業」，以臻「良制」。
【2025/11/10】（作者：陳長文 律師兼超國界法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