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方起訴頂新食安案被告魏應充並具體求刑30年，近日亦就夜店殺警案起訴眾多被告並請求「從重量刑」。其實，「起訴時具體求刑」不僅有違無罪推定，易形成社會「重罪預斷」，且求刑與判刑結果落差，更將損司法信任度。檢方則回應，食安風暴重傷台灣民心，且法無明文禁止；起訴時求刑，可展現政府打擊不法的立場。
起訴時，檢方該不該具體求刑或從重量刑？
在刑事訴訟三角架構中，代表國家發動刑罰權的檢察官、申辯的被告，分別是「對等的當事人」。為落實刑事政策，檢方有「妥適求刑」之義務，但不該在起訴時以未經充足量刑基礎事實之調查而為「喊價式的求刑」。
起訴，是檢方自認掌握犯罪事證已足，依刑訴法將載明「事實及證據、所犯法條」的起訴書，提交「第三方的法院」審判。接著，「定罪與否（犯罪事實）、如何量刑」兩階段的審理，都需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經雙方辯論，再由法官判決。
起訴不代表「有罪」，被告仍受無罪推定；此時的「犯罪事實、證據調查」僅憑檢察官認定，尚未經審判嚴謹的攻防，有偏頗之高度可能。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一切情狀，以為科刑之標準。因此，量刑必須斟酌被告具體犯罪情節、所犯責任之嚴重程度，逐一審酌57條所例示之事由，具實詳予清點，以充足應審酌之刑罰裁量事實。
以目前檢察官的偵查實務，針對刑法第57條所例示的事由，調查了多少？又有何堅實的事實來求刑？此類起訴求刑，除了漫天喊價，滿足一時人心之快，對於審判中量刑辯論之充實，又有何助益？如認為此類求刑既對於法院並無拘束力，而得任意為之，漫天喊價，未來則待被告與辯護人就地還錢，那麼檢察官豈非自貶身價？
19世紀刑事訴訟改革先鋒Mittermaier曾言：「檢察官應力求真實與正義，因為他知曉，顯露他片面打擊被告的狂熱將減損他的效用與威信，他也知曉，只有公正合宜的刑罰才符合國家的利益。」漫天喊價式的求刑，顯然不契合國家賦予檢察官的神聖期許。何況，對此爭議，立法者早已做出選擇。
先入為主是人性弱點。為避免量刑資料影響法官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立法院在民國92年已修改刑事訴訟法，區分「事實認定、量刑程序」兩階段。例如第288條「審判長就被告科刑資料之調查，應於前項事實訊問後行之」；第289條，在言詞辯論終結前「審判長應予當事人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之機會。」均指明檢方求刑時點並非起訴時。
此外，司法實務長期重「定罪」輕「量刑」，量刑欠缺完善制度，妥當性遭受質疑。司法院亦已參考外國的量刑制度，著手建立量刑資料庫等機制。
在刑訴法的上開脈絡下，檢察官與其在起訴時急於求刑，不如落實法庭量刑程序，在審判中扮演妥適求刑的角色：
首先，檢方求刑，須兼顧多重目的，落實刑事法政策，諸如：為被害人發聲、維護公益並嚇阻犯罪、被告更生矯治及防止再犯。
其次，檢方應蒐集被告所有量刑審酌之資料，將抽象的刑法第57條各款量刑事由（犯罪動機、手段、造成損害、行為人品行、犯後態度）具體化，詳細說明求刑何以從重或從輕。
繼而，透過量刑辯論過程，由法官、檢察官、辯護人充分辯論，避免量刑偏失於主觀情緒、流於空洞或民粹情緒。
綜上，求刑之妥適時點，應是「法庭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此時事實認定、證據調查、攻擊防禦已近完結，法官已掌握事實及兩造立場，心證不致受不當影響；且訴訟資料充分，才能進行實質量刑辯論，更能保障人權、增加人民對司法信心。
但修法逾10年，檢方卻有法不依，監察院於兩年前已發函糾正。儘管法務部也連續兩次要求檢方「起訴時不得具體求刑」，檢察官仍我自為之（尤其是重大矚目案件）。
起訴時求刑，雖可暫時滿足人心的情感宣洩，成就檢察官正義形象，卻斲傷法治國原則。一個成熟社會不應也不需以此做安慰劑。逆勢引導社會情感邁向進步的法治文明發展並不容易，卻是檢察官為所當為的方向，也才能成就檢察官的尊貴。
（作者為法學教授、律師）
【2014/11/17 中國時報 1031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