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總統日前「絕不要求美國人民為台灣而戰」的發言，在台灣引起了兩極化的解讀。筆者認為，兩極化的解讀只是結果，台灣內部對兩岸關係兩極化的思維，才是問題的成因。
民進黨的思維，比較接近冷戰時期的「閉鎖、對抗」策略。因為大陸對台灣有野心，所以台灣應儘量避免與大陸深度接觸。因此教育上，不能採認大陸學歷；經濟上，不能容許ＥＣＦＡ，以免大陸有「以商逼政」的空間，運用它對台灣經濟的影響力而遂行政治目的。
另一種思維，是比較接近馬總統的想法，就是隨著兩岸之間的來往越來越密切，由互不來往變成相互需要，戰爭的成本對任何一方而言都變得巨大，戰爭也因此而沒有必要。譬如馬總統舉倫敦經濟政策研究所的論文為例，「敵對的雙方要化解敵意，就要簽定自由貿易協定」，可以說是這種思維具體的縮影。
在前者的思維中，由於敵意下的和平，勢必得仰賴「強大的武力」，而台灣要建構相對於大陸的「強力武力」，已有事實上的不可能，這時，唯一的希望，就是美國的武力保護傘延及台灣，寄望於美國能在台海啟戰時投入戰局。這也是為什麼，民進黨對於馬總統說法反應強烈的原因。
然而，中國大陸的軍事實力，早非吳下阿蒙；美國為台灣而與中國大陸宣戰，是否符合其國家利益，筆者甚感懷疑。因此，台灣要「治本」地遠離戰爭，最有效的路徑就是改善兩岸關係，透過密切的文化經濟交流，讓對岸覺得戰爭的成本大於戰爭的利益，就不會有發動戰爭的決定。
這是馬英九與民進黨思維的不同處。這中間誰「比較對」呢？筆者認為，關鍵在於時空因素，如果回到冷戰時期，我會認為民進黨的思維有其道理，然而，冷戰早已結束，全球化已不可逆的上演，關鍵的問題在於，實體的柏林圍牆都倒塌了廿年，台灣還能把自己鎖回冷戰時代，還有可能在台海建立精神上的柏林圍牆嗎？
至於馬總統認為確保台灣安全的另一路徑是加強自己的防衛力量，當然這也是增加中國發起戰事的成本的方式之一，但在執行上至少要做到極大化國防經費的邊際效應，例如落實軍事採購案的工業合作、技術轉移等條款。此外，與大陸交流也並不全是玫瑰鋪成的坦途，筆者認為，兩岸交流真正的挑戰，在於彼此間的法治落差。馬總統應善用兩岸交流進程，讓台灣的法治建設可牽動對岸的法治發展，彌平落差，以確保兩岸人民永續繁榮與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