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若干評論對蘇永欽教授到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擔任客座教授，對一介平民單純的學術講學，也能砲火猛烈的批評，不由得讓筆者想到一九五○
年代在美國引起全面性政治恐怖的麥卡錫主義。在反共的麥卡錫大帽子下，所謂的人權、自由、學術尊嚴，都變得一文不值。
台灣不是一直以進步的民主國、自由國與人權國自詡並且感到光榮嗎？那麼試問，今天世界上有那一個所謂進步的民主國家，會因為一位學者到中國大陸的大學擔任客座教授而加以撻伐，只因為這位學者有個兄弟在政府任官？就算是美國總統、英國首相、德國總理，若他們有個平民身分的學者兄弟想要去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大學任教，只要合於法律規定，那就是必須尊重的個人選擇和法律權利。
讓我們回到問題的本質來討論。要知道，教育是一個普遍性的宏觀責任；對於一個教育家而言，它應該也必須超越國界籓籬，而非在狹隘的國界政治下思考。對法律學術界稍有了解者，均知蘇永欽教授是一位學術聲譽卓著的學者，特別是在公法領域的專業學識普受敬重，在他花了數十年時間作育台灣的法律英才後，為什麼不讓他有機會去作育大陸年輕的法律學子？
就算退萬步言，拿批評者不斷上綱的「國家安全」作為標準，我們更應該欣見台灣優秀的學者為兩岸的制度進步、制度融和獻一份心力，積極參與大陸的教育工作。試問，在廿一世紀的今天，軍購真的買得到台灣安全？鎖國就能鎖得住他國威脅嗎？當代的國際安全體系，最大的安全盾是透過民主擴散並建立制度性互相依賴來達成的。
把這樣的理論置入兩岸關係來思考，結論是非常顯而易見的，大陸愈向民主方向發展、大陸的法治發展愈成熟，他就愈會發展成一個理性的政權，台灣的安全就愈有保證。不管台灣選擇統一或獨立，試問民主法治的中國大陸和不民主缺乏法治的大陸，那一個才是台灣安全的正數？
換言之，如果我們真的對自己的法治經驗有信心，那為什麼沒有信心讓像蘇永欽一樣的優秀學者，帶著台灣的法治種籽去大陸播撒呢？只要有一位大陸的法律系學生因此有正面的收穫，那就是一個種苗在學子的心中發芽，這對台灣有什麼不好？而這一份希望在兩岸法治進步上獻力、在法治教育上耕耘的心願，也是為什麼尹衍樑先生毫不猶豫地捐助資金並與筆者等襄助已經是一流的浙江大學成立光華法學院的初衷。因為，教育不只是作育英才的百年事業，也同時是兩岸和平互賴的基礎工程。
最後，擔任國安會秘書長的是蘇起不是蘇永欽，蘇永欽只是以學術工作者的身分，去大陸教書。那隻麥卡錫之手，可以收了吧！
2009-06-23╱聯合報╱第A15版╱民意論壇╱陳長文／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委員會主席（台北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