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今天要召開中央廉政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對於政府廉政問題，筆者認為，應從棒子與胡蘿蔔兩個角度切入。先談棒子。
以日前國有財產局長郭武博，未自檢身分為利益迴避，卻與廠商出入有女侍陪侍的酒店引起的爭議為例。該員僅被記過處分而未進一步作職務調整，政府以麻木的低標準輕輕放過，等於為這個有爭議的局長作出背書。倘若郭局長再惹入其他爭議，該去職的只怕就不只郭武博一人。
這看起來只是個案，但新政府卻不能輕忽；對此個案，如果拿出來的不是棒子，而是用來搔癢的野蘆葦，威之不立，信何以存？如何讓民眾相信政府有端正政風的決心與能力？
除了在個案上要展現鐵腕外，更重要的則是制度。其中受矚目的就是，目前法務部推動的「公務員違反財產來源不明說明義務罪」立法。防範貪汙，不在於「罰得重」，而在於「抓得到」。目前的貪汙治罪條例，法定刑不可謂不嚴，然而重點還是在於，所得與貪汙證明對價關係的困難。
部分法界人士認為有違反無罪推定原則的疑慮。筆者認為實不必以文義自縛，法務部推動該罪立法，並非要嫌疑人自證無罪，而是賦課掌有公權力的重要公職人員，必須負擔「財產來源的說明義務」，換言之，該罪之立法並非假定嫌疑財產來源即為貪汙，而係以其違反說明義務而為處罰。無罪推定原則不應無限上綱，更不宜在文義上無限擴大，而應與國家反貪法制的需求相平衡。
接著再論胡蘿蔔。嚴格來說，在經濟狀況不好時談胡蘿蔔，實在是有些政治不正確。但還是要說，政務官的待遇應合理調整。我國部會首長月薪約十八萬元，行政院長薪水約卅四萬元，許多民間企業的高階經理薪水遠高過此數。
當機關首長的薪水與民間落差過大，就很容易產生兩種副作用，一是，會先排擠掉有能力、有操守但也要相配於其能力收入的人才；二是，收入與其權力太不相稱的結果，則有心者覬覦該位，可能看得就不是「形式上的收入」，而是這個職位背後的影響力，以及運用該影響力可以帶給他實質上的收入為何。而這就是貪汙的動機源之一。
當然，在不景氣的時候談政府官員加薪，人民的觀感或許不好。正是因為外在的環境險惡，更需要有能力的人來為國家服務。如果要問錢從哪裡來，就請先從大而不當的國防預算開始調整吧。
孔夫子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金錢沒有不好，而是手段的正當與否。筆者希望我們的文官制度，至少要能夠做到「使賢者知所依歸，不賢者知所忌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