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報紙大幅報導馬英九特別費案承辦檢察官侯寬仁偵訊證人時，疑似筆錄登載嚴重不實。筆者對這件事情的評論是：一點都不意外。
是的，我不意外，我只是覺得錯愕。我錯愕的是一個有十多年資歷的資深檢察官怎麼會做出如此荒謬絕倫的筆錄？這不正坐實台南地檢署檢察官陳明進「牽強附會、羅織罪名」的八字之評？
然而，若我們拉高看問題的視野，去看這些荒謬個案的背後原因時，就會發現：荒謬之事必有其荒謬之理；背後必然有其「結構性因素」的存在。
而這個「結構性因素」，簡單來說，就是我們的社會，缺乏一個對輕怠不負責任乃至於濫權欺民的檢察官的「處罰與求償」的機制。因為不受制衡節制，許多司法人員就會出現像台灣俗諺所說的「別人的小孩死不完」的那種心態。
以刑法第一百廿五條的濫權起訴與濫權不起訴罪為例，明知為無罪之人而使其受追訴或處罰，或明知為有罪之人而無故不使其受追訴或處罰者，均可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刑度不可謂不重。但這看起來不輕的刑罰，根本就是紙老虎一隻，就筆者所看到的實際情形是，從來沒有一個檢察官因為這一個條文受到制裁。類似形同具文的法律，不但起不了對檢察官的制衡作用，甚至是對法律的諷刺。
此外，類似濫權幾近於羅織構陷的檢察官，不但刑事訴究的法律對之束於高閣，連金錢求償的機制也只是徒具形式。以我國施行了近五十年的冤獄賠償法為例，筆者好奇的是，到底發生過多少冤獄？國家付出了多少賠償？更重要的是，有多少失職的司法人員因此負擔連帶的賠償責任？
如果，不能讓輕怠失職乃至於濫權侵權的司法人員，對自己的行為負實際的責任、受到實際的懲罰，這些失職的司法人員又怎麼會把別人的命當命、把別人的青春、自由、清譽、財富當一回事？
當我們把目光投射到徒具形式，但實際上從不曾運作的懲罰求償機制時，類似扭曲筆錄的荒謬行為，根本就是「必然發生」的事情！
筆者要嚴正地呼籲，倘法院最後勘驗結果確定為不實時，其他心中尚存正義之念的檢察官們，不但應主動追究侯寬仁涉嫌偽造公文書的刑責，更應追究侯寬仁涉嫌濫權起訴的刑事責任，讓刑法第一百廿五條，開下它的第一鍘，重懲立威，絕不能因循護短。而其他的法律同道也不能置身事外，這已非馬英九一人一案的問題，關係的是刑事訴訟制度裡最核心的人權保護問題。這青天一鍘開是不開，攸關的是司法尊嚴、正義實現與人權的伸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