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匆匆，轉眼理律法律事務所已成立50年了。甚至如果前溯到理律創辦人李澤民1930年在上海執業的時代，理律則有80年的歷史。若從經濟的面向，看理律的歷史，可以用開放與保護的二條理路之爭切入。理律的歷史，在某方面，就是努力的協助台灣走上開放之路的奮鬥史。
我想挑一個50年前的故事說起。
1962年，當時跨國性的美國大藥廠輝瑞於台灣投資成立公司，資本額75萬美元（當時約合新台幣3,000萬元）。這個案子委託理律的前身，李澤民律師事務所辦理。輝瑞不但是國內第一家向經濟部提出建廠申請獲准外商藥廠，也是台灣第一家百分之百外國人投資創設的藥廠，對台灣的製藥產業，有非常大的影響。
但輝瑞當時來台也不是一帆風順，其在1957年即有意來台投資設廠，但本國製藥業認為此將讓「民族工業毀於一旦」，強力反對，政府一度設定許多限制條件，延宕了這項投資案。
這種保護與開放之爭，幾乎存在於理律協助引進的每一個投資案中。但1950到1980年代，這30年間，當時的政府知道，面對大陸在政治、軍事與外交的強勢，台灣若不能在經濟上快速的自主壯大，就會連最後的籌碼都流失殆盡。經濟發展、社會安定與人才培養，可以說是台灣最重要的三個資產。所以，當時主政者心中的藍圖清楚，就是要「拚經濟」。
外人投資除了帶來經濟動能、引進新技術與進步的企業管理觀念、培養產業與企業人才外，還有幾層國家安全上的重要意義。首先，是對民心士氣的提振意義。特別是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那一段時間，外人投資扮演著另類的「國安角色」。
1971年聯合國通過第2758號決議案，排除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並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蔣中正總統發表了《告全國軍民同胞書》，譴責聯合國的決定，並呼籲國人要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當時的行政院長嚴家淦則揭示了「經濟外交」的新方向。這個策略是正確而成功的。
1970年代台灣的外交雖然面臨重挫，但經濟部核准的僑外投資反而達到歷史新高，1971年1至10月，投資計105件，投資總額達1億5,200萬美元，創20年來僑外投資總額的最高紀錄。
對照於退出聯合國的舉國憂憤，在外交低潮中，外人對台投資卻不受影響，甚至加碼，顯示外國企業對台灣的投資環境仍頗具信心，這對安定國內民心也有極大助益；另外，這些在台投資的外國企業，為了保護其在台投資利益，也會成為支持台灣的重要力量，此即嚴家淦所說「經濟外交」的重要內涵。
那個年代的台灣，從上到下無論是領導人或是老百姓，全部都可以說是為了「拚經濟」而努力，國家的方向非常明確，人民也配合政策，所謂「客廳即工廠」就是那時候的政策之一。當時的理律，每天光是處理新進的投資案件就應接不暇，事務所裡總是鬧哄哄的，每個人忙得不得了，國家的建設與成長也是如此。
記得當時翻開六法全書，我只有一個心得，所有的法條背後都有著一個隱隱的交集，那就是「獎勵投資（國內外）和吸引僑外投資」。當年政府的治國方略很清楚，就是走向開放之路，全力拚經濟。看看今天的朝野政黨，不知道能不能從中得到啟示？（作者陳長文，理律法律事務所所長）
【2015-09-03 經濟日報/名家觀點 10409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