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中閔「校長」的聘任終究還是被教育部以「學術倫理、基本誠信未被彰顯」的非「法律」考量為由而「卡住」，從潘文忠不得不請辭以明志觀之，民進黨政府此舉令筆者失望，卻不意外。
回顧「卡管」大戲近4個月期間，台大校務停滯，教育部折損了1位潘部長，新的吳部長也爭議滿滿，毫無領導杏壇的公信力。民進黨政府躁動於前，「頭洗到一半」蠻幹於後，如今的窘境顯然是源自於政府長期漠視其在憲法設計下應「依法行政」的結果。
律師出身的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說：「府院如果有介入（卡管案），那就是『要』跟『不要』，早就解決了嘛！」要說教育部卡管背後，4個月來無人下指導棋，恐怕令人難以置信，然堂堂行政院發言人居然理直氣壯地認為行政院可以與教育部的違法裁量切割，也讓我們對政府的法律素養感到汗顏。難道徐發言人認為行政院能漠視轄下部會「未依法行政」的作為嗎？能夠不要求教育部和法務部向社會大眾解釋「卡管」案的「法律」基礎嗎？
「卡管」案背後有無政治算計，明眼人自有看法。但讓人感嘆的是，若行政院能建置具公信力的「首席政府律師」，3個月前就遴選管中閔為台大校長的法律問題已「指導」清楚，必然可避免如今的歹戲拖棚。
10多年來，筆者即不斷倡議應建立「政府律師」制度，認為具備「全觀性」、「獨立性」與「主動性」的「政府律師」，是我國民主法治亂象的最佳解方之一。筆者有位青出於藍的學生多年前聽聞老師的呼籲後，表示「首席政府律師」是她最想從事的工作。時至今日，該生已是位功績卓著的特任官，然而她支持的「政府律師制度」仍僅止於空談。可惜了。
多年來，因為公部門長期忽視「政府律師」的重要性，導致瑞士世界經濟論壇（WEF）評比《全球競爭力報告》，認為我國「政府體制」動盪，已嚴重影響外國（本國）人投資的意願。
106年的司改國是會議以「政府律師」和現行的法制人員有疊床架屋之可能，而否定「政府律師」制度的設立。然而，以「卡管」案為例，行政院（教育部）若有專責的「政府律師」，怎會有近4個月以及未來不知多久的歹戲拖棚？
《法務部組織法》第1條明文規定，法務部之執掌，包含「行政院之法律事務處理」，該部亦設置了「法律事務司」。顯然，法務部、行政院皆不認為（也無心）法務部對行政院各機關（包括教育部）的「未依法行政」，有「事前提醒」及「事後糾正」之權限。因此，在「卡管」案中，法務部「合法」地悄無聲息，置身事外。不知素負盛名、律師出身的邱太三部長是否有感呢？此外，同為律師出身的政務委員羅秉成，身兼督導國家「法政」業務的重責，未見其於本案有任何表態，讓筆者失望。
「政府律師」此角色與現行「法制人員」最大的差異完全不在於是否具備律師資格，而是這些法律人素養的「全觀性」加上其受法律保障的「獨立性」，嚴格把關行政機關是否「依法行政」，並具備「主動性」直接參與重大決策，提供專業的法律意見。
當政府失能且爭執不斷時，我們期待的法制人員應是能秉持良知而行，有膽識、擔當與權限主動去檢視政府是否依法行政，而非現行制度下，缺乏主動參與事務，僅具「被動性」諮詢功能的法務部及政務委員。
如此惡性循環導致的結果，就是現在的政府行政不僅頻繁地產生法律爭議，亦不具妥適解決的效能，令社會失望，顯見政府律師制度實有其必要。解嚴已過30幾個年頭，相較周遭威權國家，民主法治於我國的進展有目共睹，然而，在種種政府失能的情況之下，台灣的民主法治已經遇到了瓶頸。
筆者始終不忘那位表示自己想成為「首席政府律師」的學生，那樣對政府體制改革的深刻渴望，希望仍然服務行政部門的學生能接棒推動「政府律師」的建置。亦即，若能踐行「政府律師」一制，當行政機關上至各部會、小至各局處在決策前，都有政府律師把關，皆能落實「依法行政」，我們的民主法治才能永續，進而邁入先進法治國家的里程碑。
（作者為法學教授、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