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要求從湖北返台者一律集中隔離檢疫，此外，移民署也對1690名滯留湖北的國人註記，並由民航局發函要求各航空公司除專案包機及經核准者，不得搭載管制名單人員返台。這些滯留湖北的台胞因等不到包機回家，據報近日擬委請律師控訴蔡政府違憲限制人身自由、剝奪國民返鄉權。但內政部長徐國勇則表示，台灣同胞沒注意到憲法第23條，「人民的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故徐部長回應，基於疫情防治的理由，當然可以限制人民的權利，徐部長更稱我國與日本、美國或法國的做法相同，他們若要告政府，「站在長期從事法律工作的立場，我認為他們不會贏。」
筆者身為法律人，知道徐部長所言或許不虛，然而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人民權利的保障書，縱使有憲法第23條規定，亦僅能在合乎該條所列情形下，始可依法限制人民權利，且其限制程度更必須合乎「比例原則」而不能超過「必要範圍」。因此憲法是「原則禁止」限制與干預人民自由權，即便「例外允許」限制基本權，亦應從嚴認定、非到最後手段不得妄圖犧牲人民權利。
我國人民滯留外地急切想返台是事實，政府應盡力設法解決。但徐部長一方面表示為了防疫，這些限制合法且必要，另一方面卻又表示，假如大陸能配合「橫濱模式」，配合我方所提條件，政府已完全準備好了。言下之意，假如沒有依照蔡政府屬意的「橫濱模式」，則這些滯留湖北、無法回家的人民就只能繼續等待。筆者好奇，徐部長所謂的「防疫必要」難道只差在「東方航空」或「中華航空」的飛機嗎？筆者認為，身為法律人的徐部長絕對有智慧為人民找到比「人民告政府不會贏」更好的解決方法！
徐部長展現十足「律師性格」，為政策「辯護」，斷言湖北台商告政府「不會贏」。不過，管理眾人之事的政治人物應當展現政治高度，徐部長過去擔任律師，有利害關係考量，當然可以只為當事人利益著想，但今天身為公僕，就不能只有政府這個「當事人」，而是要追求所有人民的最大利益。正如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前聯邦首席政府律師Elena Kagan，在擔任哈佛法學院院長時表示，好的律師必須整合與全觀，才是好的問題解決者及領導者。
筆者相信湖北台胞若非萬不得已，不會想以訴訟向政府爭取權益。而若真正走上法庭，無論訴訟結果如何，對國人、台灣或大陸政府都已經是三輸局面。面對滯留湖北的人民，建議徐部長應收起律師性格，以羞、以惕、以勵，為台胞找尋所有可能的方法。假如湖北疫情漸趨控制，台灣也有2月初自湖北接回台胞的經驗，在防疫漸上軌道之際，對於這些苦苦企盼回台的台胞，除了要彼等忍耐外，一定有比對簿公堂更好的解方。
無論是陳前總統、馬前總統或現任的蔡總統均是法律人，而蘇院長、徐部長也曾是執業律師。法律人在台灣民主化與法治發展的進程裡，著實扮演重要角色。放眼全球，不少優秀的領導人、企業家也是法學院畢業生。我想這正因為法學院裡的邏輯訓練與思辨能力，使法律系學生在許多領域都能如魚得水、一展長才。然而，筆者擔任法學教授近50年，或許歸咎於法學教育對「法律技術性訓練」的重視，使法律人或多或少都具備一種「律師性格」。但若要真正成為一流法律人，除了法律知識外，更該有一顆能設身處地為人民、為社會思考的同理心。
這個道理十分簡單，如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在《正義論》中的「無知之幕」理論，只需設想自己可能身處眼前的他人的處境，人們自然就會想出最「公平」的解決方式。試想，我們每人都有1690/2300萬的機率身處湖北疫區，我們會希望自己冒著這樣有家歸不得的風險嗎？盼蔡總統、蘇院長、徐部長3名優秀的法律人，能放下輸贏的執著，同理身處湖北的台胞，以百姓的健康為計。假如謙卑的態度能贏得裡子與人民的尊重與信任，則究竟是什麼模式回台並非重點。站在「無知之幕」後，筆者相信徐部長應該能看得更遠。
（作者為法學教授、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