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再度亮警報，Delta病毒已兵臨城下，此際衝高疫苗覆蓋率應是當務之急，只是現在不論是還未打到第1劑的年輕人；打了第1劑，應在建議時間內施打第2劑的年長者；已經開學，疫苗尚無著落的學生家長等，都在焦急等待疫苗。問題根源正如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張上淳所承認：「台灣最主要問題是疫苗不夠！」 Read more
身為法律人
蔡總統，請將顢頇失能的蘇揆撤職！
走出戒嚴、戡亂的中華民國，在總統直選、政黨輪替及連續3位法律人總統主政後，想像上早該脫離戰亂時代，朝向自由、民主、均富的制度摸索之中。這1年我們本可透過進口適格疫苗，提早為全民注射，避免這場疫情天災，只因政府無能，竟演變成一發不可收拾的人禍！可悲的人民還要容忍可恥的官僚多久！？
蔡政府防疫荒腔走板，如今染疫死亡總人數已近500人，迄今蔡總統仍未對救命疫苗給出明確的答案讓國民安心，對此筆者有感而發，借題發揮如下：一、國產疫苗遠水難救近火，備足國際認證疫苗是政府的「責任」。常以「人權」為傲的蔡政府卻連最基本保護「生命權」的能力都沒有，相比同屬小而美的新加坡、以色列，這兩國真正做到了防疫視同作戰，超前部署使得疫苗的高接種率（33%及56%）已有效確保極低的死亡率（0.05%及0.07%），但至今台灣疫苗接種率僅3%，死亡率更高達3%！（全球平均2%；老人高占比的日本也僅1.78%）難怪《時代》雜誌日前便為文諷刺蔡政府「防疫成功的牛皮」，不攻自破！ Read more
假摔、真逮、亂訴，爭氣法官！
「本案中被告等人之訴求，或許無法獲得社會多數人的支持，但確保少數人的聲音能被執政者及其他多數人聽見，正是民主社會最可貴的價值。」這段擲地有聲的話，出自於3月底一則受全國矚目的「妨礙公務、傷害」判決，由彰化地院刑庭審判長簡璽容、法官黃玉齡及黃士瑋所做成，不僅就無罪推定、罪疑唯輕、言論自由及比例原則等法學論理精闢，3名法官在近30頁的判決中除了還給被告應有的清白，更明確指出檢、警乃至其上級應有之法治高度，捍衛人權的同時，更不忘透過司法匡正逐漸被一黨獨大扭曲的民主真諦，可謂「爭氣法律人」！ Read more
為法治 吳院長就辭職吧！
總統蔡英文的表姊夫吳明鴻在民國109年的最後一天「順利」接任最高行政法院院長一職，引發各界譁然。此乃繼蔡總統任命其表姊為勞動部長之後，更嚴重的一次內舉不避親的爭議。而這項攸關行政訴訟終審法院院長人事案的安排，對司法威信之影響程度可謂司法浩劫！
即便司法院沒有徵詢各方意見之義務，但執意要任命總統近親擔任，作為整起事件的發動者─司法院許宗力院長，心中難道沒有一絲一毫對司法獨立性的掙扎與猶豫嗎？院長人選不是單純的論資排輩，更應把候選人可能的「減分」項目列入權衡。行政法院掌理「民告官」糾紛，其公益性較民、刑事法院有過之無不及，這也是我國特別將公法案件交由行政法院專責審判的原因。公法學者出身的許院長理應知之最深，請問當年的許教授自己會支持現在許院長這樣的人事決定嗎？ Read more
握遙控器的是人民非政府
網路資訊發達的今日，筆者仍保有讀報看電視的習慣，出於求知若渴的心，數十年如一日。相較紙本，電視帶來更多聲光效果。可惜面對數以百計的台數卻總讓筆者不免覺得內容貧乏、粗糙，特別是本土的頻道。好在這就是媒體市場本質，即便筆者對於電視節目品質不佳有些失望，然而新聞媒體與新聞自由正是維繫民主的基石，大法官釋字第六八九號解釋已宣示「新聞自由」是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範圍，因此不喜歡就關掉或轉台吧！ Read more
超低錄取率乃法學教育恥辱
109年度律師高考甫畢，呼籲檢討律師考試制度之改革聲浪又起。「考選制度」對專業人才養成舉足輕重，其中律師考試更是培養法律人才、推動司法改革與法治社會之重點。筆者擔任律師與法律系教師近50年，見證社會解嚴前後致力從「法制」邁向「法治」之改革進程；也目睹我國律師考制自甫解嚴時每年數十餘人考取律師（約1%錄取率），其後長年6%超低錄取率（相較美國各州均逾4成、日本3成、德國與南韓7成等），筆者亦有感而於19年前撰文《超低錄取率，邁向法治社會之桎梏》呼籲改革，直至民國99年考選部方修正相關規則，暫且確立10.58%法定錄取門檻。
然而，就在1成低錄取率尚待繼續改善提升之際，前（107）年考選部卻「突襲」改制，在原先「依比例錄取」（即通過一試前33%，再取二試前33%者錄取）外，以「律師素質不佳」、「分數門檻較客觀」為由要求數項「核心科目」總分另需達400分方屬合格。此制一出，當年錄取率即降至8.58%，去年再遇司法官與律師合一試卷的高標準閱卷衝擊下，降至民國77年來新低（6.12%）。而今筆者再談此題著實感慨：30餘年前若已成功翻轉考制觀念，為大破大立之革新，今天的社會必能別有另一番法治風景；然錯誤考制至今又走回「超低錄取率」桎梏，果真是對法治推動的一大傷害！ Read more
致有心無力的蔡總統
許玉秀前大法官投書，指蔡總統於今年3月接見司改倡議團體時，因溝通不良把現任大法官、司法院前祕書長呂太郎找來「喝斥」，引發各界議論，法界譁然。許前大法官對此詫異，沒有辦法想像如此場景會發生在包括她在內的任何一位前任和現任大法官身上，認為此舉顯已逾越總統該遵守的「憲政分際」。當天與會的民間司改會董事長林永頌亦表示，「我不是沒有看她那麼凶過，但當天口氣真的很不好」。
筆者拜讀投書，內心百感交集，一則對許前大法官的一語中的深表贊同；另一方面納悶蔡英文身為法律人總統，不可能不知道憲法下總統職權與憲政分際的要求，竟對「現任」大法官呼來喚去、喝斥責備，不難想像近期蔡英文對於國家治理「有心無力」的那分著急。筆者想藉箸代籌提醒總統，您是以817萬高票當選的總統，選舉的桂冠已經拿到，現階段最重要的是即刻調整心態、做出成績，才能不辜負全國無論是否投票給您的人民之期待。 Read more
港版國安法 能符基本法初衷？
對北京全國人大通過制定港版國安法之決定，近期已有諸多討論與政治聯想，筆者想從法律角度分析此舉是否與基本法初衷相符，以及台灣民眾應如何看待此次事件。
首先須強調，對香港回歸而言，「一國兩制」是細緻的制度安排。鄧小平先生早已認識到香港對中國現代化扮演重要角色，而當年中國尚缺乏治理香港這樣現代化資本主義城市的經驗，故在與英方進行長達廿二輪談判後，一九八四年雙方以《中英聯合聲明》確立以「一國兩制」治港，至於「五十年不變」具體安排，正是體現於一九九○年人大所通過的基本法。
依基本法第十八條，人大制定法律原則不適用香港，唯一例外是將其所制訂全國性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後才能在港實施，但亦僅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如國旗、國籍法等）。而基本法第廿三條既已明文制定國安法乃香港責任，則其應屬香港自治範圍。的確，香港政府「尚未」落實第廿三條立法義務，但基本法也未授權人大代為立法，否則第廿三條豈非形同虛設？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