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藍綠陣營的總統候選人，對於對手對私人財產的批評，均決定訴諸司法。基本上，尋求法律保護自身的權益（名譽），本就是法律賦予每一個人的權利，尋求法律保護沒什麼不對。然而，值此關鍵的總統選戰，選民們又該如何看待這一場官司呢？
嚴格來說，「候選人的操守」理應是選民是否投票支持的核心理由之一，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前提條件。也就是說，如果一位候選人的操守不好，那麼他在這個「前提檢驗」的層次中，就應該被淘汰。只不過，這個簡單的道理，要貫徹卻是相當的困難，而這個困難來自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操守好不好的判斷問題要先解決。即使我們先假定所謂「操守好壞」有固定標準（這點有爭議），但要怎麼判斷一位候選人的操守是在標準之上或之下呢？
明顯的，藍綠的候選人都很努力地想要「證明」對手的操守是在標準之下，也許是努力過了頭，超越了對手的忍耐範圍，而演變成互控的局面。要談候選人為什麼這麼愛互告，第一個要問的其實應是為什麼候選人這麼愛打抹黑戰？最主要的原因是：一般選民對負面消息，通常會抱持著一種「寧可信其有」的態度，這等於是變相地鼓勵政治人物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從藍綠雙方對對手私德私產的批評中，可以發現，有許多地方都是用「想當然耳」、「合理的懷疑」一筆帶過，並未善盡舉證的責任。在舉證責任的分配上，「主張者證」是一個基本原則，要指控別人，就不能迴避自己的證明責任。當然，這原則會有一些例外，比方說，如果我們認為民選首長由於掌握了國家公器，會比較有機會濫用公器謀私，這時可以考慮立法限制其在類似情況中，原可獲得的舉證分配利益。例如不久前某位總統候選人所主張的「公職人員對增加財產無法解釋合理來源，可逕行推定為貪污」，亦即要求民選公職必須積極自負「財產正當」的證明責任。這是一個可以討論的辦法，一旦這樣的法律通過了，雖然相當程度地限制了民選公職人員的隱私權，但該政治人物既願參選角逐公職，也就視同接受了這份節制其權利的契約。
只不過，在這樣的法律尚未通過之前，對於候選人財產來源正當與否，候選人自願承擔證明責任固然最好，選民可給予正面加分。若不願意正面澄清，則批評方仍應負擔證明的責任。否則，選民原則上仍應用「寧可信其無」的態度，來看待雙方的爭議。第二個層面，其實才最困難。不管事實上政治人物的操守如何，由於台面上政治人物的章魚戰操作得太過成功，玉石俱焚的結果，造成了選民普遍不信任政治人物操守的既定印象。
換言之，如果（這只是如果），在有限的可選項中，大家對候選人的判斷結果是「操守都不及格」，選民該怎麼辦呢？一種是拒絕投票或投廢票，這樣的方法看的是長期，亦即，若相當多數的選民都投了廢票，表達對政治的不信任，那麼失去了民主正當性的當權「政黨群」，就會比較容易被挑戰。新興的政治力量也會比較有機會崛起；雖然這所謂新興的政治力量，是否就一定是「操守及格」的力量，仍有變數。另一種態度則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把票投給操守沒那麼不好的人。不讓最糟的人當選，這種避免最壞結果發生的投票法，看的則是短期的損害抉擇。但這畢竟相當的無奈，也無法在根本上立刻解決問題。該選那一個方法，見仁見智。但筆者倒是覺得，不管是第一個層次中的難以判斷，或是第二個層次中那種判斷的結果是都很糟，這兩種情形，選民都不妨先迴避一下這個原應被優先重視的「操守問題」，這不代表我們不關心或覺得政治人物的操守不重要，而只是一個權宜做法。因為，以目前選舉的負面文宣操作方式，要透過候選人的彼此攻詰，來釐出誰誰操守較好或較不好，相當困難，雙方陣營都採取雙重片面的方式，「用最嚴格的標準檢驗對手，用最寬鬆的標準檢驗自己」，形成一種各說各話的局面。使得選民們很難在「真實而充分的資訊狀態」中，做出合宜的判斷。既難做出穩宜的判斷，暫時迴避判斷，先去審究候選人實際政策主張與政績的優劣，當做投票與否的判斷依據，似乎是比較可行的穩健辦法。英國哲學家休謨曾說：「爭辯者總把不確定的事情，說得像是極其確定一般。」這句話倒是很貼切地形容了藍綠陣營指控對手的態度。只是面對政治人物的「假確定」，選民更要有智慧不隨之起舞。如果真的是不確定的事情，不妨先當做沒發生，用比較確定的事件與標準，來比評各個總統候選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