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文豪紀伯倫說：「你們樂於立法，更樂於破壞它們。如同海邊玩耍的孩子，不倦地搭建沙塔，再笑著將它們破壞。」這句話道盡台灣法治的窘迫。
航發會日前召開臨時董事會，修改捐助章程，增列「投資國家重大建設」為目的，並隨即依交通部指示將航發會持有之華航股票設質予銀行，得款新台幣四十五億元，用以投資台灣高鐵公司。對此，謝長廷院長表示，援助高鐵有其不得不然，如果這樣的政策違法，他負責。
對高鐵困境，政府有「見死不能不救」的考慮，我能體會。支援高鐵的決定或難謂違法，但修改航發會章程資助高鐵，則的確違法了。
一九八八年航發會成立時，筆者以法律專業代表的身分，出任首屆九名董事之一，對航發會的緣起、宗旨與使命，可說有著一步一履的參與情感與認識。在一九八八年之前，當時實質上替政府持有華航股份之二十七位股東，在早年艱困時空環境下慘澹經營，為華航打下根基後，由當時的董事長烏鉞代表全體董事，與筆者研究既能確保華航永續經營、又可提升我國民航事業發展之制度與各種方案後，決定依民法規定，由全體華航股東共同將持有之華航股份全數捐出，成立中立超然之基金會。該會捐助章程第二條明揭航發會之業務以「協助中華民國航空事業發展、研究及有關活動之推展」為唯一目的。
由上可知，航發會雖仍百分之百由政府主導，但性質上乃一公益的航空事業財團法人。在法律上，財團法人是一個目的導向的公益團體，依民法第六十一條規定，財團目的係必要的登記事項。為貫徹捐助人成立財團法人的初衷，財團目的並非可任意變動，因此民法第六十五條設立了一個嚴格的限制，即：「因情事變更，致財團之目的不能達到時，主管機關得斟酌捐助人之意思，變更其目的及其必要之組織，或解散之。」換言之，要變更財團目的，其必要的先決條件必須是「原財團之目的不能達到」，這個條件不符，主管機關即無權變更財團的目的，遑論董事會。
依前述航發會原章程定之財團目的，實在沒有任何跡象可以告訴我們，該目的有不能達到的客觀情勢。司法院、法務部亦曾多次函文表示「財團法人不得經由董事會決議方式變更其章程」、「捐助章程不得任意修正」…這時，航發會董事會恣意變更章程，將「投資國家重大建設」增列為財團目的，其違法情事可謂萬分明確。
以上的分析，可以說是法律的ＡＢＣ，筆者真的不解，航發會的九位董事（包括法務部次長，以及其他六位部會首長）難道不知？怎能枉法到「如入無法之境」的地步？
對於這種公然違法的舉措，絕不能禁聲姑息。筆者有幾個呼籲與建議：第一，請法院捍衛法治尊嚴，嚴格把關，依法裁定該章程之變動無效，對航發會違法變更章程應不予核准。
第二，依民法規定，董事（受任人）應負「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來執行職務。當航發會董事的違法放任有損於法人的不當決議通過，其中投票支持修改章程的個別董事，就要負起相關的損害賠償責任以及背信刑責。此外，相關部會官員沒有提供正確的法律意見給謝院長，誤導閣揆，也應當受行政之處分以及瀆職之刑責。
第三，所有從事民航發展的利害關係人，如航空公司（華航只是其一）、航空教育機構等，均應主動捍衛航發會三百多億基金的專屬用途。
千萬別讓紀伯倫的話在台灣一語成讖。不能坐視不管航發會董事會枉法決議，將法律沙塔化，一隨己意地任建任拆！沒有法治的民主是可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