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九槍擊案，由於陳義雄家屬提出了不當取供的指控後，再度引起社會的喧喧擾擾。筆者不打算針對三一九案的法律疑問進行評論，但想藉這樣的紛擾，點出一個問題：當承辦的檢察官作出洋洋灑灑數十頁的不起訴處分書，並對媒體表示「百分之百確信是陳義雄一人所為」，民調中卻有高達六成的民眾不認為槍擊案已水落石出。為什麼民眾會對檢察官沒有信心呢？這是否才是檢察官們共同要面對的嚴肅課題？
今年一月間，筆者應檢察官協會之邀以「假如我是檢察官」為題，筆者將檢察官區分為下下品與上上品二個品第，來闡述我對檢察官的批評與期待。
所謂下下品者，概有二種類型，第一種是以案索賄、貪瀆不法的檢察官。這些人比諸市井間怙惡之徒猶甚可惡。第二種類型，則是受政治力左右，瀆怠執法的檢察官，這些人把「追訴不法」的天職，當作交換上級長官關愛眼神，以便平步青雲的籌碼。在政治力的影響下，將該起訴的案件擱置不訴，推拖消磨，尤有甚者，甚至輕率地以不起訴了結，在高捷、國安密帳、陳由豪案、航發會案等諸多涉及政務官乃至於國家元首的不法案件上，檢察機關消極無力，跟著媒體辦案的蹣跚窘態畢露；其又或輕率地起訴，例如，在拉法葉案中，當國家元首作出「動搖國本也要徹查」的政治宣示，在證據不充分的狀態下，即起訴若干將領軍官，結果懸案數年，如果將來這些人被判無罪，將心比心，如何對他們被毀的聲譽交待呢？這些人對正義的破壞不亞於第一類型者，因其坐任高官毀法，為禍更鉅。二者只不過所貪者不同，第一類型者貪的是「特定的」財物之賄，而第二類型者貪的是「不特定的」的官位之賄，亦即期待自己的「政治配合」表現，能得青睞，而得拔擢。
至於所謂上上品，鐵面無私、以平常心執法的檢察官是也。這些人忠於正義，堅守法律，不受個人利益與政治力的影響左右，不為五斗米折腰，不受晉官的誘引，可謂當前社會最需要的檢察官。這樣的檢察官所在多有，只是在過去檢察體系特別是升遷考評被政治黑手介入甚深的時代，「堅持正義」的同時往往得有「仕途不順」的心理準備。
在這二個品第之間，檢察官該作出什麼樣的選擇呢？倘若在廿年前的威權政治時代，也許檢察官「迫不得已」地選擇為政治服務，還能理解，因為在當時與威權對抗或有牢獄乃至於性命之憂，其有「政治抗拒的不可能」。然而現已是民主時代，檢察官在重重的制度保障之下，就算不配合主政者意志，無憂牢獄，也無慮性命，連工作也不至於不保，至多只是「不得升遷」，檢察官要「抗拒政治」是完全可能的，若仍淪為政治統治工具，那就不可原諒了。特別是，最近包括檢察總長應經國會同意的法制改造，檢察官的獨立性已然大增，檢察官更應該勇敢地向政治壓力說不！
我會有這種「愛深責切」心情，是因為我們知道在官箋敗壞、政府弊案層出不窮的今天，人民所能期待的就是檢察官，只有檢察官能以厚實的肩膀，抵擋一切的政治壓力與誘惑，政風清明的一天才有可能到來，而社會正義、人民幸福才能得到堅實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