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南迴鐵路案件中的被害人家屬李君不滿檢方的懷疑自殺身亡。筆者的心情只能用「驚駭」二字來形容。李君是不是鐵路怪客，筆者不是上帝，我不知道。但筆者想問的是：如果李君為自己投保高額保險只是愛家的習慣，如果李君夫妻二度或三度搭上出軌列車真的只是巧合，如果李君真的不是鐵路怪客，那麼，我們的社會該拿什麼向枉死的李君交代呢？
並不是說檢察官不該懷疑或調查李君，只是，檢察官在大膽假設李君是鐵路怪客的前提下進行必要調查的同時，仍須思考，萬一李君真的不是鐵路怪客，如何照顧一位正面臨喪妻之痛的當事人情緒。一方面檢方應該要讓李君了解，所有的調查，都是基於善意，都是基於對早日昭雪冤情的期待，正因為相信李君的清白，更要把一切疑點查清楚，這樣做才真對得起李君和他的妻子；二方面，檢方也應考慮選擇一個對家屬情感傷害最小的調查方式，例如解剖以外的驗屍方式；三方面，在案情未釐清之前，也不宜將案情洩漏媒體，避免讓可能已臨近情緒崩潰邊緣的被害者家屬承受不必要的質疑，加重他們的情緒負擔。
除了造成遺憾外，本案也透露了法律人在養成的過程中，出現若干值得檢討的地方。
冷酷的「執法機器」
第一，法律人習於將法律放在事理與人情之上的慣性思維，是值得檢討的。從哲學觀點來看，法律是從事理與人情化約而來的「規範公式」，在價值層次上，事理與人情可說是法律之所本，法律並不必然地凌駕於事理與人情。從總括的角度而言，筆者不認同「惡法亦法」論調中捍衛法律穩定性的偷懶觀點，不正義的法律，本身就該是被挑戰的對象，法律人更應該第一個站出來挑戰它。從個案的觀點，法律人也不宜把自己物化為一個冷酷的執法機器，而應保持懷恤民瘼的同理心。在本案中，檢方最大的問題即在於以法至上，卻忽略了對被調查者應有的同理心。
選擇性「偵查不公開」
第二，法律人常常選擇性地詮釋「法律原則」。本案中，對於相對弱勢而較需要受到保護的當事人，檢方沒有謹守「偵查不公開」原則，使當事人承受不合理的社會壓力。然而，在調查弱勢平民時被棄如敝屣的偵查不公開，一旦轉換場景到諸如三一九、高捷、高鐵、航發會等諸多政府或高官疑涉弊情的案件時，即便人民強烈地要求公開真相，對相對不應受保障的政府與強勢高官，檢察機關卻又將偵查不公開奉為圭臬。這種對弱勢者偵查公開、對強勢者偵查不公開的選擇性詮釋態度，都在在地傷害人民對司法的信任與情感。
偵案訓練不足
第三，必要的偵案訓練似亦不足，檢方指出李君投資股市賠了三千多萬，以強化其對李君的涉案，然而報載的相關的證券公司卻反稱李君在股市中實為小賺，昨天檢方與證券公司核算後，發現金額有誤，只好向家屬道歉，顯示檢方連對於證券市場的盈虧計算掌握都有問題。
包括檢察官在內，法律人在社會上得到了相對崇隆的地位，我們應該要心懷感謝，法律人的價值不在於學歷文件上「主修什麼」，而是在於立身社會中「做了什麼」。當看到行政系統已被一些壞榜樣的法律人搞得烏煙瘴氣時，法律人，能不能至少在自己本業領域的「司法系統」裡，拿出好成績來？已不奢望當一個「驕傲」的法律人了，但至少，可以要求自己當一個「無愧」的法律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