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該共犯體直接涉及的是行政機關，又可區分為主犯與從犯二種身分。以國務機要費涉弊為例，實際從不法中獲利高官為主犯，廢弛職務的相關會計審計人員則為從犯。
主犯者，主導弊案並從中積極獲利。從犯則通常為權力屈服者，其加入源自一個逆淘汰過程。公務員面對弊端，有二種選擇，抗拒並被排擠，或加入以保職務甚至被拔擢，但貪腐曝光時，其就成為核心主犯的「保護閥」，成為代扛刑事責任的犧牲品！若媒體揭露的國務機要費案情屬實，則直接不法獲利的高層（包括總統）需負貪汙刑責外，其他消極包庇的會計、審計人員，縱無直接獲利，也將觸犯《貪汙治罪條例》之不為舉發罪。
這些刑事責任，相關公務人員不至於不知，為獲得升遷甘於同流者，可謂罪有應得。即便是憚於權勢，為五斗米折腰遂消極縱放者，雖有可憫，但虧於職守卻是事實，今面對刑事訴究，已悔之莫及。其他公務員應以為惕，絕不可淪為貪腐的消極共犯。
其次，共犯結構亦延伸至司法機關，法官由於相對獨立問題較小，檢察機關的情形則相對嚴重而令人失望。今審計部雖將國務機要費案移送檢方，然而鑑諸過往檢察官諸多消極與自限作為，對其能否獨立徹查難保樂觀。惟筆者仍要提醒檢察官，之前諸多弊案，證罪所需事證較為繁複，尚可技術性的宣稱「查無罪證」敷衍交代，或者濫用裁量遲延搜索甚至選擇性不搜索，致令嫌疑人有滅證串供空間。然而，這次國務機要費弊情卻相對單純，透過單據對比追蹤，不法即可現形。若檢察機關仍濫權縱放，而致遭告發刑法濫權不追訴罪非不可能。
此外，檢察機關的怠惰，亦顯示出司法倫理教育的失敗，當然檢察機關在制度上受到行政機關過度箝制，難以抗衡行政威權也是原因之一，以至於內部也出現逆淘汰，優秀的檢察官難得升遷，或因失望去職，留下部分擅於揣摩上意卻無視正義職分者敗壞司法倫理。
最後，貪腐共犯體除作為共犯外尚包括觀念共犯。前者指的是實際涉貪的官員民代或掌權者的親戚佞信；後者則是對貪腐作為默不作聲、姑息包容的社會大眾。作為共犯惡行雖重，但威脅卻反較觀念共犯為輕，若非觀念共犯縱容，貪腐雖未必能免，卻可以受到約束制裁。
甘地嘗言：「若只有退縮及暴力二種選擇，我建議暴力。」並非甘地喜歡流血衝突，而是他鄙視道德上的懦弱。姑息適足養奸，冷漠激勵貪腐，這是全國人民從近來諸多政府弊案中，該學得的一課。
